“我在飛往美國的航班起飛12小時前收到了郵件。”24歲的李松濤（音）對美國《普林斯頓人日報》回憶起他得知大學第一學期的課程全部改為“線上授課”時的經歷。當時，他已經訂好了美國酒店，做好了抵達美國後接受隔離的心理準備。如今，作為一名全日制國際學生，李松濤在北京繼續“遠端留學”。北京距離普林斯頓大學12000公里，比美國東部時間早13個小時。

李松濤並不是唯一一個被新冠肺炎疫情擋在美國境外的國際學生。據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發言人邁克爾·霍奇基介紹，該校目前仍有335名國際學生在境外遠端學習。對這些國際學生來說，遠端授課意味著什麼，他們如何面對困難？《普林斯頓人日報》採訪了該校幾名仍在境外的國際學生。

他們努力適應“普林斯頓時間”

對大多數身處美國之外的學生來說，在夜深人靜時上課幾乎是無法避免的。23歲的裴愛麗（音）住在韓國首爾，秋季學期開學以來，她一直過著晝夜顛倒的生活。她告訴《普林斯頓人日報》，儘管教授們努力為國際學生提供便利，但有些問題仍然無法解決。“我覺得（遠端上課）對我來說最大的挑戰是時間。”她說，“課程通常在深夜……我現在的作息時間非常糟糕，晚上熬夜聽講座，清晨還要上導修課。”

李松濤就讀於化學專業，遠端上課帶來的困擾相對小一些。由於所在班級人數多，公共課程的時間更靈活，他大多數時候可以透過STEM（科技融合課程）上課，適應起來相對容易。他身邊一些讀文科的朋友們沒有這麼幸運，遇到的麻煩也更多。“比如說，學生必須參加導修課，但（時差問題讓）他們非常頭疼。”他說。

23歲的瑪麗亞·埃琳娜·齊戈塔來自希臘的塞薩洛尼基，她發現大多數國際學生不得不透過網路參與社交，但離開校園後，社交活動變得“非常困難”。“學生俱樂部籌辦的活動很有親和力，但人們有時會因為厭倦了ZOOM會議而放棄，特別是在時間不那麼方便的時候。”她說。

李松濤、裴愛麗、齊戈塔在各自所在的時區努力適應學校的課程安排。肯亞學生泰溫·辛涅伊選擇徹底改變作息，在內羅畢用“普林斯頓時間”生活。“我每天下午1點起床，早上6點睡覺。”辛涅伊說，“我本來就是個夜貓子，但為了消除時差影響，我把自己的生物鐘調整了7小時，可以說，現在的我按照‘普林斯頓時間’作息。”

在陌生的地方創造最好的學習環境

受益於普林斯頓大學的海外住宿專案，辛涅伊“晝夜顛倒”的策略得以實現。對他來說，在家上課意味著太多的麻煩，除了要解決網路和電力供應問題，還要避免影響家人的日常生活。“我不想（因為特殊的作息）給家人增加負擔。”他說。

在內羅畢擁有一套公寓並不能解決遠端學習的所有困難。當雷雨或停電導致斷網時，辛涅伊什麼也做不了。“有一次因為停電，我提交數學考卷時晚了三分鐘。教授對此並不理解，我覺得這很不公平……有些事我真的無法掌控。”他說。

與此同時，辛涅伊麵臨著來自周圍其他人的誤解。他告訴《普林斯頓人日報》，親朋好友得知他在內羅畢學習後，懷疑他是不是真的被普林斯頓大學錄取了。“我家在肯亞農村，老家的人聽說我一直呆在內羅畢後，很多人在打聽我是不是真的考上了一所美國大學。”他說。

齊戈塔也選擇離開家人，在外租房上課。她和其他4名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在巴塞羅那共同度過了一個學期，這讓她覺得不那麼孤單。“雖然不住校，但是和一群朋友住在一起，讓我找到了歸屬感。”她說，“如果住在家裡，生活節奏會受到家人影響……現在，我們5個人住在一起，日程安排相似，彼此相互激勵。”

對齊戈塔和室友來說，期中考試周是壓力最大的時期，他們要在狹小的公共空間裡安排學習、進行不同的考試，如何安排公共空間的使用時間成了一門學問。“我們做了一張電子表格。空間的使用很難協調，但我們做到了。”

“我們都在猜測，但很難預料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對大多數國際學生來說，能否“重返校園”可能對學業和人生造成深遠的影響。11月7日，普林斯頓大學100多名大一新生聯合寫信給校長克里斯托弗·艾斯格魯伯和學校其他高層人士，敦促他們“竭盡所能”協助大一國際學生入校。

21歲的安妮·周來自加拿大多倫多。她認為，在美國以外的地方生活，意味著“學生畢業後很難獲得在美國的實習或工作機會”。

“兩年前的夏天，80名國際學生由於工作簽證續簽延遲而失去在美國實習的機會，我就是其中之一。”她說，“現在的問題是，你必須人在美國才能申請專業實習簽證（OPT）和課程實踐訓練簽證（CPT），遠端上課意味著你失去了這些機會。”

OPT是F-1學生簽證的延續，該簽證允許國際學生畢業後留在美國工作1到3年；CPT相當於暑期實習簽證。周擔心，如果她不能在明年春季前重返校園，畢業後就無法正常工作。“根據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加拿大人和墨西哥人可以申請一種特殊的工作簽證，這是我的最後保障。但我的朋友們可能沒這麼幸運，他們別無選擇。”她說。

由於近期美國移民和工作簽證政策頻繁變化，很多國際學生感到未來的學習和生活“一團混亂”，包括周。“我們都在猜測，但很難預料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特別是在政府換屆時期。”她告訴《普林斯頓人日報》。

一些國際學生在疫情期間留在美國，但不少人並非出於自願。23歲的伊安·賈克望來自肯亞基蘇木，目前住在普林斯頓校園裡。從大一開始，賈克望就沒有回過肯亞。“今年春天我沒能回家，因為疫情讓肯亞關閉了邊境。我真希望這個冬天能回去……但如果（美國）疫情失控，一切又將充滿變數。”

賈克望告訴《普林斯頓人日報》，他的一個朋友也面臨著簽證問題。“他的兩年學生簽證快到期了，但他不能回家（續簽），因為他們國家駐美國大使館關閉了。一旦回國，他可能就回不來了。”

辛涅伊慶幸自己能夠在肯亞繼續學業，這意味著他不必經歷美國疫情期間的各種“文化衝擊”，只需專注於學業。和辛涅伊一樣，家在北京的紀伯凡（音）因為能在家和親人相處一個學期而慶幸。

“國際學生的身份意味著我們大學四年都要遠離父母，獨自在海外生活。”他說，“疫情對我來說是一個特殊的契機，讓我和父母走得更近。在我離家求學之前，（多一段時間的相處）可能讓他們感覺好一點兒。”

對齊戈塔來說，雖然沒有在自己的國家生活，但能在“離家不遠的地方（歐洲）和媽媽、朋友影片聊天”也算不錯。“畢竟我們之間的時差並不大。”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