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生和研究生，由於歷史和時代的緣故，在國人的“歷史記憶”中，已被形塑為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社會群體。從與國家政策緊密相連的個人命運戲劇性轉折及因此而產生的某種集體認同感來說，將所謂“七七、七八級”的存在視為一種社會現象，可能還是有理由的，但若因為這兩個年級的本科生是從10年未能參加高考的1200萬考生中，以約20：1的淘汰率被錄取的，就以為這他們真的“天賦異稟”，期待在這個帶有“虛擬性質”的社會群體中能產生更多優秀的學者，期待他們會有更多的具有傳世價值的思想創造和學術貢獻，時隔三十年後，再回首靜思，就很可能覺得這樣的期待過於理想化了。起碼在人文學科的各個學術領域中，總體而言，出身“七七、七八級”者並未顯示出更大的優勢，或有更突出的貢獻。
平心而論，那些出身“工農兵學員”、而再攻讀碩士、博士學位者，在許多領域裡同樣具有很大的影響，同樣成績斐然。正如許多研究者已經指出的那樣，如果把七七、七八級（或更廣義一點，包括被稱為“八〇學人”者）視為一個群體，那麼，這一群人由於其生長、生活的社會背景的限制，在知識結構、科學素質、外語能力、國際觀、品味和眼界等等方面都存在著許多“先天的”不足，從而嚴重製約了他們後來從事學術工作時的創造力和生命力。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關注的，就是因為大的時代背景，他們剛剛踏足學術領域時，經歷過一個“反淘汰”的過程，最終能以學術為業者，以“中才者”居多。
作為歷史的親歷者，八十年代中期我們這一代人主動或被動地以學術作為職業選擇時，社會上普遍存在的“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的情形，仍然歷歷在目。一方面，國內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研究條件、薪酬標準、人事制度和行政文化等等，在“撥亂反正”之後，仍然延續著在“前文革時代”就已被創造出來的對年輕學人不具吸引力的種種傳統，結果，許多已經或可能“留校任教”者陸續離開學術，選擇到更具吸引力的政府機關和公司商號任職；另一方面，國門開啟後，出國留學的浪潮捲走了眾多年輕的“潛在”知識精英，而隨後發生的一系列政治變動，為他們滯留海外提供了法律上的可能和在心理上說服自己的合法性憑據，其後果是致使很多可能成名或已開始成名的學者因選擇定居外國，而最終離開了學術界，真的令人扼腕。歷史不能假設，但如果在八十年代出國的數十萬留學生中，能有一半“學成歸國”，中國學術界或許也就不是目前這樣的狀況。
二十世紀五、六十大學畢業的學者，目前大多已經退休。由於文革十年間大學沒有正常招生的緣故，八十年代開始學術生涯的年齡參差不齊的“一輩”學人，正執各大學、各研究機構所謂“學科建設”之牛耳。總的看來，存在著明顯年齡和心理斷層的這一次學術的世代交替，基本上是平順而自然的。但兩代人之間學術傳承的缺陷，卻也逐漸顯露出來。
無須諱言，目前在中國人文學科有較大影響的學者，以所謂“土鱉”為主，基本上是在國內大學取得碩士、博士學位的。而中國學位制度的推行，採用了“大躍進”的方式，在本國的研究生教育傳統和學術積累相當薄弱的情況下，學位授權點數量迅速增加，招生規模不斷擴大，幾十年間就發展成為在讀研究生人數世界第二的“研究生教育大國”，每年招收研究生40多萬人，在讀碩士研究生達90多萬，在讀博士研究生逾20萬，規模之眾，舉世矚目。
回顧八十年代，其時當上“碩導”、“博導”的學者，不論其學術地位高低、學術功力厚薄，作為一個群體，有一個弱點是明顯的，這就是他們大多隻是大學本科畢業，自己從未寫過碩士、博士學位論文，沒有接受過正規的研究生教育的訓練。文革前中國大陸研究生招生人數很少（文革前的17年間全國共計約13500人），又未實行學位制度，結果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大學畢業者，當上碩導、博導之後，大多對如何系統指導研究生的學習，如何順序漸進地指導一篇學位論文的研究與寫作，並無親身體驗，也就多少有些心中無數。
結果，最初的幾批“土鱉”碩士、博士，基本上可以說是“自學成才”。對其中的天才者，在這樣的教育方式中可能是“因禍得福”，他們因此得以彰顯個性，嶄露頭角；而對於眾多的“中才”之輩則可能是悲劇一場，渾渾噩噩之中變成“博士”，還自以為得到名師真傳，現在自己當上碩導、博導了，也就如法炮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無論如何，這些有其群體的結構性缺陷的所謂“八〇學人”，現已成為中國人文學科的中堅力量，幾乎所有著名大學重要文科學院的院長都由他們出任，重要的全國性學術組織的領軍人物，似乎也已非他們莫屬。而且，由於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人才斷層”和下一輩學者學術的“政治企圖心”偏弱（詳見下文），也由於已成“既得利益者”的這一輩人直接參與了大變革時代學術遊戲各種規則的建立與修訂，因緣際會，這個人群佔據學術舞臺中心的時間，可能比前輩和後輩都要長一些。
也正因如此，作者才深感“八〇學人”有必要理性反思，以期縮小社會期待與實際學術能力間的落差。因紀念恢復高考30週年，近期各地多舉辦七七、七八級大型聚會，大眾傳媒（其掌門人也大多為所謂“八〇學人”）競相報道，成功人士侃侃而談，七七、七八級“天賦異稟”之社會形象，有意無意之間又被濃妝重彩了一次。筆者也有機會多次參與這類活動，已是“老夫聊做少年狂”的同輩人握手言歡之時，隨著年歲日長而越不加掩飾的群體心智的侷限，也愈發明顯。置身於“全球化”、“數碼化”、“後現代”、“後國家”的學術語境，靜心觀察依然躊躇滿志的同輩學人的言談舉止，某種悲涼之感，油然而生。
其實，在下一輩人文學者眼中，許多出身七七、七八級的所謂“大牌學者”，已漸漸被視為學術發展的絆腳石。他們掌握了過多的學術資源，卻未能生產出相應品質的學術產品；他們位高權重，卻常常意氣用事，做事有失公允、公平；他們制定的規則已經對自己有利，還不時“權力尋租”，超越規則謀取更多的好處；他們建構了似乎影響力無遠弗屆的國內、國際學術網路，所作所為卻往往難掩人際關係庸俗的一面；他們手上指導著許多碩士生、博士生，卻日益墨守常規，對新的學術進展和思想發明缺乏興趣和敏感。
更可怕的是，他們中有不少人遺傳了當年打壓過他們的某些上一輩學者的文化基因，開始帶著酸溜溜的偏見，看不慣、看不起下一代學人。這些毛病，若大而化之，基本上可歸結到人的“生命週期”一類的結論上去，人生苦短，過了50歲以後人生的“價值危機”日益明顯，內心煎熬日漸加劇，人性的許多弱點也就趁機釋放得多了一些。但具體到這些自以為肩負著“民族文化”甚至“人類文化”傳承重任的“知識精英”，要問的問題應該是，為什麼他們的“超越感”同樣如此匱乏？本來，超越日常生活經驗、超越個人利害得失、超越階級和時代侷限，乃是一個優秀人文學者應有的稟性。
著作數量是否可以互相折算等等，則均屬“術”的範疇。無須諱言，重“術”輕“學”甚至有“術”無“學”，已成妨礙當代中國學術發展的痼疾。
當然，教育和學術行政主管當局強調所謂“學術規範”，重視所謂研究成果的定量分析，也實有其不得已之處。由於學術職稱氾濫、學位授予寬鬆、學術評審流於形式，剽竊、抄襲等等不端行為層出不窮，學術底線一再被深度撕裂，為首者中不時聽到院士、資深教授、知名學者的大名，事關國家和大學顏面，對學術規範自然得高度關注。與此同時，整個社會的平庸化自然也影響到學者的學術生涯，謀職、升職、評審等等學術環節，日益浸淫在人際關係庸俗的一面之中，學術共同體的所謂“清議”和所謂“權威學者”的判斷，其公信力越來越被懷疑，相對而言，刊物等級、引用指數、論著數量等可以定量計算的指標沒有多少“人情味”，較少模糊性，且便於不同學科之間“不傷感情”地相互比較，也就在一片指謫之聲中被廣泛接受。
在大學和學術機構中常常見到的尷尬是，許多在學理上力陳“定量評價”之非的學者，遇到與個人利益相關的場合，仍不得不以刊物等級、引用指數、論著數量等等來“據理力爭”。在這樣的場景之下，個人學術生涯的晉升之梯，似乎與合乎“規範”的經過加權的論著數目，以及專案、獲獎之類可以計量的若干要素，有了直接的對價關係。過去常常與良知、公義、人類未來等充滿宗教和理想色彩的辭語聯絡在一起，其神聖的終極目標似乎永遠不可企及的學術研究，一下子蛻變為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的謀生工具和經營手段。
與此同時，近二十年大學教師的實際薪酬水平不斷上升，在大學裡取得一個職位，已經成為這個社會令人羨慕的事業成功的新起點。第六次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顯示，中國公眾認為教師的職業聲望最高，公眾在期望子女從事最好職業的選擇中，教師職業的期望值也是最高的。大學為其從業者提供了空氣清新、綠樹成蔭的校園，相對寬鬆且有人情味的工作環境，比較穩定、可能逐步上升且有較好福利保障的收入，還有一年兩次、每次長達數週的有薪假期。更妨論大學教師的孩子們從小就生活在一個“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環境中，對將孩子的成長視為最重要人生目標的中國父母來說，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而這一切的獲得，是與可計量的、具有很強可操作性和可經營性的、越來越世俗化的學術評價標準直接“對價”的。
毋需諱言，許多所謂“八〇學人”作為既得利益者，在這樣的對價關係中獲益甚豐，還被一些不明就裡者視為成功的榜樣。而他們培養出來的許多年輕學人亦視追求數量增長為學術正途，亦步亦趨地奮力攀爬學術生涯的晉升之階。
對於追求“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要求其從業者要“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 的人文學科來說，這樣的情勢，更是某種動搖根本的威脅。已有無數學者論述過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差別，舉其要者，人文學科具有以下諸方面的特質：
但是，如果從事人文研究者缺乏學科的自覺，缺乏超越現行學術評價標準的自主精神，以為學術生活就是沿著那些“規範”劃定的“晉升之路”，狗苟蠅營，一步一步往上爬，那他應該離人文學科更遠一些。因為強調思想、價值、精神、文化的人文學科，較之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更容易受到“世俗化”的學術評價標準的傷害。
近年國家用於學術研究的資源投入成倍增加，而投入的方式大多以大規模的“工程建設”的形式進行，招標、中介、評標、中標之類原流行於基建工地的術語，堂而皇之地成為人文學者（特別是學術行政負責人）也要去操弄的語言工具和辦事程式，與此相適應，公眾和官員要求人文學者證明將大量公共資源投入本學科“建設”的合理性，而還要在“投入”與“產出”之間獲取更高的“效益”。
面對著學術外部環境的這種變化，人文學者要不厭其煩，反覆強調學科的特質和“無用方為大用”的道理，努力說服公眾和官員理解人文科學的發展對於維繫、守護民族文化的意義。但更重要是的，人文學者自己要心存定見，無論如何遷就、適應環境的要求，都要保持學科的自覺，守護人文的精神，超越個人的日常經驗。因為人文的研究畢竟對裝置、經費、研究空間的要求不是太高，其學術成果主要是用“心”做出來的，只要人文學者懷有一顆人文之心，不管環境如何，其作品總是不至於太俗、太差的。這樣的從業者越多，人文學科自然就越成氣候，其獨立性和自主性也就越強。
現在中國每年有50000多名博士學位獲得者進入就業市場，取得博士學位已經成為年輕學者取得大學教職，從而能夠以學術為業的必要條件。就人文學科而言，這樣大批次生產博士的後果之一，就是博士論文的選題出現了明顯的“碎片化”趨勢。在短短的三年期間要完成一篇博士論文的選題、資料收集、理論分析、寫作、修改和答辯，還要到處去找工作，時間著實不夠。而且這麼多人同時研究一個很專門的領域，論文選題就難免會有“撞車”的危險。
例如，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就有“三十年、六個作家（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三千人研究大軍”的說法，而這所謂“三千人研究大軍”，指的是大學教師，還不包括每年數以百計的博士生和數以千計的碩士生。為了規避選題“撞車”的風險，就只好儘量選擇沒有人注意的相當具體的地域、人物、事件作為研究物件。
本來“小題大做”是好的學術態度的體現，也是博士論文選題的一般規矩，但因為導師指導不善，加之讀書和思考時間不足，結果，大多數人文學科的博士論文都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這就是“小題”的背後沒有大的問題意識，也未有與前人對話的衝動，大多數論文都在自言自語。真實的情況是，由於年青一代學者步入學術之門時，大都在從事這樣的缺乏問題意識的個案的、地域的、微觀的研究，目前中國人文學科的發展，帶有“終極關懷”意義的方向感實際上已經相當薄弱。新的學術世代如何在博士論文選題的“碎片化”趨勢之下，擁有超越學科、地域和個人生活經驗的共同的問題意識，如何透過這種解構的、碎片的研究，辯證地培養起把握整體的“中國文明”的意識和雄心，是他們這一代人終究要直接面對的沉重的問題。在學術與社會一同“平庸化”的時代，真正懷有這種學術的“政治企圖心”者，總是鳳毛麟角。
由於時代和學術研究條件的變化，更大的學術關懷和超越具體研究課題的問題意識，對於新一代人文學者來說，更是具有生死攸關的意義。傳統時代的人文學者皓首窮經，有時可依賴對冷僻資料的佔有、對新資料的發現、對浩瀚文獻中某個詞句的挖掘或解讀而對學術有所貢獻，然而，進入21世紀之後，由於海內外公私藏的善本、古籍和其它文獻的大量翻印出版，由於以往較為冷僻的地方文獻和民間文書的大規模蒐集和公開發表，由於各級各類檔案對公眾開放，也由於到國外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等機構閱讀資料越來越便利，佔有所謂冷僻資料或發現新資料這類具有“學術積累”意義的工作，已經越來越成為普通人文學者日常研究過程的一部分，毫無驚喜可言。
更為重要的是，在數字化時代，由於海量的資料文獻可以“全文檢索”之類的方式便利地查詢，傳統條件下一位學者需要花費數月、數年光陰，甚至要花費畢生精力進行比對、校勘、輯佚、考訂，才得以解決的問題，現在可能在計算機網路上花費數秒鐘、數分鐘就可以有相當確切的結果。數字化時代人文學者的功力，可能更多地表現在眼界和通識方面。新一代人文學者的工作，若要引起同行的重視，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厚學術史背景的思想建構。數字化時代還使研究成果的發表和知識的傳播，變得便捷、多元和更加不確定，對於新一代人文學者來說，這樣的情勢使自己有更多的機會擺脫既有學術行政架構的約束，在國際性的學術共同體中尋求認同和交流；但與此同時，由於大量的“非專業研究者”也有更多的發表意見的機會，也由於多元的傳播方式使所謂“學術權威”難以形成，在群龍混雜、良莠難分的環境中，要用什麼樣的機制，才能讓下一代優秀的人文學者脫穎而出，仍然是有待解決的難題。也許，“大道自然”和“舉重若輕”仍是真正有效的因應之道。
作為人文學者，我們應該深深地慶幸自己能夠生活在這樣一個大變革的時代。過去30年間，我們所經歷和體驗的經濟、社會、文化和學術領域的巨大變化，在幾千年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親歷這樣的歷史，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研究者來說，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正是由於社會的迅速轉型，人們的價值觀、行為方式和思維模式正日益多元化，人文學者的職業生涯也因此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矛盾和困惑。真正的解決之道，還是要讓視野更加博大，思想更加深刻，心靈能夠容納更多的矛盾，是自我的超越。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