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前段時間三聯生活週刊的文章《頂尖高校：績點考核下的人生突圍》在大學生朋友圈引起熱議，引發了大家的廣泛共鳴，有人稱這篇文章揭開了中國高校學生的沉默共識。除了共鳴之外，輿論場上還有幾種不同的聲音也頗為引人注意：一種觀點認為文章中援引的那些教授的話，無非是一群既得利益者的空談，所謂“認識你自己”的“古典教育”在當下的社會環境中只是少數階層才能享有的特權。另一種觀點認為，參與績點的競爭中瘋狂“內卷”，這無非是一種個人選擇，我們同樣可以選擇勇敢地超越績點制的束縛，為何要一面選擇內卷，一面又痛斥制度有問題？為此，復旦圍爐組織了一次討論，對關於三聯文章的這些觀點進行了延伸的討論。當然，我們更關心的還是文章之外的東西。作為大學生的我們，對這種“內卷”有何切身體會？以及面對這樣的“大環境”，我們應該如何處理環境與個人之間的矛盾張力？陳 = 陳一口儲 = 儲文睿張 = 張樹鵬奚 = 奚文慧羅 = 羅奕馨李 = 李希光統稿：閆力元三聯的文章為何會引發批評？陳 | 我認為三聯似乎有意無意地構建了一組教師和學生的對立關係。比如導言中提及“學生因‘內卷’而迷茫，教師因找不到潛心治學的學生而苦惱”，文章中也層層論證，在這一對立中，教授潛心向學，學生卻已經在大學生活中“畸形發展”，事實上變成了績點奴隸。教授以一個高瞻遠矚的智者形象，對於深陷績點考核制度之下的教育未來十分憂慮。而他們給出的答案，古典教育也好，到農村工廠工作也好，又都顯得有些虛無縹緲。這可能是一些朋友感到不滿的原因。但我想指出，這種對立是不成立的。大學現在不是，也從來都不是象牙塔，大學生所反映出的矛盾只是社會矛盾的投射。即使把焦點放在大學校園內，受到學校體制的壓迫也不僅僅只有學生，還有那些青年教師們。但在這篇文章的結構中，與張明、李華等無名大學生站在對立面的是諸如劉雲杉（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甘陽（清華大學新雅書院院長）、渠敬東（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這些學術名流。圍觀群眾看到這些“大佬”的名號響亮、著作如山，不假思索便會以其為正確，本文構建出的對立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的傲慢。即使我們拋開這些學術大佬本就在現有的體系中佔盡好處這一事實，也不妨提出一個疑問：“大師說的一定便對嗎？”儲 | 同意一口的觀點，我覺得三聯的這篇文章實際上製造出了兩組對立，一組是以甘陽、渠敬東等人為代表的高校教授和廣大學生之間的對立；另一組是文中所謂能夠真正培養人的心性、志趣和理想的古典教育與被工具理性支配的“內卷”教育的對立。而這兩組對立又是一體兩面的。因為正是教授們掌握著“何為良好教育”的評定標準和話語權，並且扮演著“內卷”苦海中掙扎的學生的引導者、拯救者的角色。這種敘事方式最大的問題在於，它將“高校教師”擺在了一個看似超然的、能夠跳脫於這個體系之外並對其進行審判的地位。但具有反諷意味的是，高校教師的現實處境也許並非那般“高高在上”，甚至和學生是具有同構性的。他們同樣面臨著非常具體的考核指標、同行競爭帶來的生存壓力：“非升即走”、評職稱大戰、爭奪各種期刊版面和科研基金……這是學院體制非常殘酷而又真實的一面。某種程度上這恰恰印證了盧卡奇的判斷：現代生活的每一個人，不論其地位身份，都被同等地嵌入高度理性化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推動其運轉的一顆螺絲釘。而甘陽、渠敬東們之所以能夠在形式上擺脫這個體系的標準，恰恰是因為他們已然身處學院體制的頂端，掌握了旁人難以企及的文化、社會資本與壟斷資源。也正因此，他們才能為自己的學生開闢一小塊“淨土”，抵擋高度內卷化體系的侵襲。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博雅教育”“成人之學”註定只可能是一小群精英的特殊待遇，其背後的支撐恰恰來自理性化體制中的優勝權力，是註定無法推廣的。各大高校中廣泛推行的“通識教育”模式就是最好的例證——它們不但沒有承擔起某些人期望的“塑造靈魂”的高尚職能，反而被內卷體系所統攝、同化、吸納，成為各種水績點套路上演的“重災區”。因此，儘管文章中一些教授似乎將“博雅教育”看作挽救“內卷”教育的良方，但在我看來，這種“博雅教育”的效果也是令人存疑的。姑且不論真實情況究竟如何，僅就三聯文章的敘事來看，那些對農村生活的敘述和體驗，無疑具有濃厚的浪漫化色彩，甚至展現出某種田園牧歌的小農式想象，和當下中國農村的真實狀況存在著嚴重脫節。這是一種怎樣看待“底層”的方式，又怎樣曲折隱秘地折射出某種優越與自戀感？

清華大學新雅書院院長甘陽張 | 這篇文章中確實體現了一些浪漫化的想象，不僅僅是對於農村，還有對於過去，尤其是八十年代。在這篇推文裡我注意到兩張放入的照片，一張是1987年北大學子在秦巴山區做社會調查，一張是1988年，尚未找到工作的大學生們在海口市街頭擺攤。從照片背後我理解的作者邏輯是，現今高校已經遠不如當年那麼好。當年大家會去貧困山區調研，找不到工作會自謀生路擺攤，用以前的事蹟來貶低當下。這就如同中國傳統文人在文章中的借古諷今，他們透過標榜堯舜禹這種上古時代的美好，來貶損當政者各方面的弊病。實際上他們所描述的過去的時代並沒有那麼美好，這只是筆者想象出理想化的美好， 比如法律制度、經濟制度，在八十年代都有許多問題，未必好於現在。這種敘事，也許只是為了透過美化過去來貶低當下的現狀。

1987年北大學子在秦巴山區做社會調查

尚未找到工作的大學生們在海口市街頭擺攤陳 | 當然，儘管我們提到了這篇文章中的一些令人感到不適的地方。但當下大學生們在現實生活中碰到的挫折是確實存在的，不然這篇文章也無法成為爆款，在朋友圈中瘋傳。但造成學生愈演愈烈地內卷，原因不止是表面的績點之爭，而是社會財富的分配中，原有的上升渠道已經不復存在了。目前的就業環境越來越嚴峻，這是社會中的每個人都在面對的事情。網際網路007，房地產712，早就進入724的金融業還要集體降薪30%。在原有的社會框架中做個小官帶十幾號人的的總經理，如今都保不住自己的飯碗 ，那麼作為剛進入職場的小白大學生，沒有上升渠道也是明擺著的。倘若985本科畢業能作為一個“safety net”，讓大學生看到在一線城市安家的可能，學校的績點競爭都不至於如此激烈。現在的大學生，不僅面對極其稀缺的高薪工作，極其高昂的房價，還有極其大的可能在35歲之後被裁員，這是在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在這麼大的壓力之下同輩競爭的白熱化不可避免。與此同時，就像文睿剛剛提到的，高校教師現在也面臨著巨大生存壓力的“螺絲釘”。“高校就職”現在幾乎是競爭巨大，實際利益不高的代名詞。“想在國內高校找一份教職工作，就意味著從15歲開始努力，第一學歷不搞個C9都不敢說自己想當教授。本科期間除了保住GPA3.9，還必須準備申請國外的直博，本科一畢業，中間毫無GAP到美國讀博一，博士期間哐哐哐發個十篇頂刊，最好5年的博士三年半畢業。然後馬不停蹄回到中國，應聘一個普通985的小講師，月薪稅後連一萬人民幣都沒有，對待遇表示滿意並奉行‘我不犬儒誰犬儒’的原則，為祖國的科研事業燃燒自己；幾年後終於評上副教授，為了慶祝，把自己炸成一朵煙花。”這是文章中以中山大學為代表的一眾985高校目前青年教師的現狀，這種說法雖有誇張，卻也真實地反映了青椒（高校青年教師）的真實處境。儲 | 這裡牽涉到更廣泛的社會層面的上升渠道問題，當然有很多話題可以進一步延展探討，比如大學生這種內卷的狀態與作為當下社會學關注熱點的“中產階級”的生存處境與精神狀況是否有相似之處，又有何關聯？但我在這裡首先想問的還是，文章中給出的那樣一種出路，所謂的“古典教育”看似解放了學生的感知與想象力，但是否又遮蔽了另一些東西？它真的能夠造就一個具有“內在深度”和豐富精神世界的主體嗎？還是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主體的自我想象與自我陶醉？這種“教育”真的擺脫了內卷體制的樊籠嗎？還是從頭至尾都並未跳出它，並在另一種層面上與體制再度實現了合謀？再更進一步說，三聯的這一敘事策略是否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阿爾都塞所言的“詢喚”機制，讓我們在感到共鳴的同時，也不自覺地形成了對某種意識形態的認同？如果是這樣的話，它的“反思”與“批判”，真的還如表面上那般具有力度嗎？這大概也是我的一些朋友讀完這篇文章後感到不適、不滿的部分原因所在吧。面對內卷，我們可以自由選擇嗎？奚 | 我對刷屏在朋友圈的文章的閱讀興致一直比較低，這篇文章也只草草地翻了翻大概。所以，我更想跳脫開文章為我們設定的語境，結合自己生活在環境裡的個人感受，說些很具體很直觀的東西。開頭提到的第二種觀點提到，參與不參與內卷，都是一種個人選擇，只與個人的勇氣相關。這種觀點似乎想要證明即便績點制度是這樣的，但我們作為個人，還是有超越制度束縛的自由——只要你有足夠的勇氣。但最近我的一些鮮明感受是，其實我們沒有想象的，或者說標榜的那麼自由。塞爾努達有一句詩說，“你徒然的青春，為了一張白紙難過。”現在我會覺得，在一些很具象很現實的東西面前，作為個體是無力無奈的，我們所欠乏的不僅僅是掙脫的勇氣。我從兩個方面來講。第一，我在想，怎樣的人會很反對“惟績點論”這件事情呢？私以為，會是那些最在意純粹的知識和學術的人。因為績點沒有辦法變成一個和知識的吸納、接受完全契合的標準。或者這麼說，為了刷績點一定要做出應試上的努力，而應試永遠不會是汲取知識最好的途徑。但是另一方面上，績點對於大學生的未來發展變得太重要了，直研保研、出國深造，甚至是實習找工作都要依靠它。我會覺得，無力感的一大部分也正來源於這種不對稱性。我認識一個我認為很優秀的學長，他讀過很多學術專著，同時，他會因為覺得“水課”上學不到知識而自己抓緊時間讀書。我們都認為他非常適合做學術，但是他今年因為很小的差距保研和考研都失敗了，於是不得不多花一年時間繼續備戰考研。多付出一年的備戰時間除了一點分數上的提升並不會帶來太多知識性的收穫，但這看似是通往更高學術的唯一途徑。第二件讓我覺得比較無奈的事情是，績點這種考核形式，讓我覺得並不是中學應試教育時期的一種延伸。它變得不一樣了。大家肯定都遇到過這樣的人：但凡論文的考核，字數一定會成倍成倍地往上翻，被戲稱作“卷王”。以前默默的努力付出被強行可視化了，遑論字數能否成為投入和能力的好的衡量。還有，是進入大學以後，我漸漸感覺到，人際聯結開始成為對個人的學業表現有重要影響的成分。我舉幾個具體的例子吧，比如盛行的各年級選課交流群，會教你排雷給分差的老師，也會有很多同學出售他們得A的課程筆記，以及分享他們的學習經驗。而認識很多學長學姐的同學，可以更輕易地拿到更多的歷年考題作為練習和參考（而老師們往往因為科研工作繁忙對每年考題的改動並不大）。你會發覺，學習好像不再是一個人埋頭苦幹、兀自努力的事情了，擁有廣闊的人際脈絡，似乎能成為學業發展的助推劑。

騎行中的李希光奚 | 我想問各位一個問題，大家有沒有遇到過“我喜歡”和“我瞭解”的錯置感的困擾呢？就是一開始使得你喜歡某件事物的那個來由，隨著瞭解的深入、知識的拓寬，會發現只是整件事情裡很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或者更殘忍點說，並不是那個樣子的。各位會如何處理這種錯位感呢？張 | 當然，我也有這種錯質感的體會。我當初高考志願選擇學習了社會學專業，但進了學校之後發現自己對社會學的瞭解，和自己原先理解並不一樣。於是自己研究生選擇了歷史學，當自己深入歷史學領域之後，發現和自己之前的想象大不相同。自己的認知總是在不斷了解中發生著變化，這是很正常的現象。而且中國大多數學生在高考填報志願時，都是對自己選擇的專業存在著不同程度認知的偏差，我們在高考的學業壓力下，沒有條件去認知。我認為只能在大膽嘗試，不斷的試錯的過程中，逐漸認清楚自己想要的東西。除了專業選擇以外，我也在不斷尋找感興趣的學生組織，自己大一參加了學生會一年之後就選擇了退出。我感覺學生會的按部就班的組織模式可能不適合自己，大二大三的大部分時間在戶外社團，結識了很多喜歡旅行，追求自由生活的朋友，但是也意識到身邊人缺乏深入思考和進行公共話題討論的這種氛圍，於是又開始尋找，直到找到圍爐這樣的組織。我覺得自己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不斷成長，積累生活的經驗。我認為新鮮感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如果我覺得自己對一個行業失去了新鮮感，找不到生長點，那我就開始考慮重新尋找。當然並不是說，我徹底拋棄原來的圈子，而是透過嘗試更多的，來獲得新鮮感。後記這是我們復旦圍爐招新活動的記錄，同時也是一次夜話討論。說是“夜話”，不過是因為圍爐一向有“圍爐夜話”的欄目。但實際上我們討論的時間是在下午。彼時三聯的文章剛剛發表，我們針對文字的討論還算熱乎。而僅僅十多天過去，文章引發的空前反響似乎就已經恍如隔世。看樣子，我們又一頭扎入了“內卷”的生活中去，一面焦慮不安著，一面拼命爭取著。文章引發出的那些討論，我們看到文章後的那些反思，那些質詢，又在現實生活的重重壓力前被拋諸腦後了。這期間，許多學校按部就班地走完了保研面試、推免篩選等一系列流程，推免新規的公平性一時又成為大家爭議的焦點。我們擔心新規帶來更糟糕的內卷，不僅僅是學業上的“軍備競賽”，甚至還有家庭資源的競賽。這一切熟悉嗎？看上去我們仍然在討論同一件事情，爭論著陳舊但冰冷的現實。正如討論中提到的，高校的內卷折射的是整個社會上升渠道和空間的收窄，看似日常的焦慮情感，背後有著更深的社會土壤。我們似乎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無解的難題，於是只能重新投入這或許異化、但格外重要的現實中去？只能如此嗎？當我重新閱讀整理我們的討論紀要，我發現我們還是貢獻了很多有價值的思考，他人的經驗也為討論中的彼此提供了一種新的視野，提醒我們生活原有別樣的可能。這或許會成為另一次“A-ha moments”嗎？或許我們對於三聯這篇文章中的一些觀點過於嚴厲，說話者的身份並不應該成為否定話語本身的理由，無論古典教育、農村工廠的嘗試顯得多麼空中樓閣，至少還是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從社會結構矛盾的大視野出發，批評“古典教育”的無力，多少顯得不近人情。而且我完全相信，那些個體在農村實踐期間建立的連帶感，那些短暫超越現實的喜悅是真實的。或許我們仍然無法真正超越績點以及其他一切評價標準的束縛，他人的生活不可複製，我們仍然必須永遠與自身的那些怯懦、猶豫與迷茫周旋，這既是個性使然，也是環境塑造，這是我們獨有的境遇。然而灑脫的人生仍然會帶給我們希望。這樣，我們在認識到社會深刻的結構矛盾的同時，才能不深陷絕望，可以有實踐和改變的勇氣。而當人生的絕大多數時刻，我們以個人的姿態面對堅固的現實，也可以不被壓垮，有勇氣選擇自由。最後，我們仍然要說，“認識你自己”是最重要的。只不過同時也要認識腳下的土壤。這樣才可能知道我們因何內卷，又以何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