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寧波一名11歲小學生寫了篇題為《園丁與導遊》的作文，提出一個問題：

大家約定俗成用園丁形容老師，用花草來比喻孩子，這真的是對老師這個職業合適的比喻嗎？

文末，她得出結論：“我希望老師像導遊，帶領我們去遊覽各種美好的風景；而不像園丁，修剪掉我們不聽話的枝丫，最終讓我們長成了只會聽話的植物。”

杭州語文教師郭初陽也看過那篇作文，覺得它“不僅是對把老師比喻成園丁不滿，更多是對機械、教條的教育不滿”。

他不喜歡現有的語文教材，於是自己編了一份教材，選的都是完整的名家作品。郭初陽相信，優質的文章和教師得當的引導，語文課堂也可以變得非常迷人，學生覺得“過癮”，而不是“乾巴巴、度日如年”。

至於課標要求掌握的詞彙量、對語法的瞭解，這些都是自然掌握的，是優質語文學習的副產品。

語文是一片“自足的宇宙”

這個週末，郭初陽計劃帶著學生進行多人合作，一起寫首詩。

二十多個學生，每人面前擺一張稿紙，詩歌的標題和開頭第一句已經確定。接下來的20分鐘，每個人離開自己的座位走動，隨機遇到哪首詩，就繼續寫下去，每次最多寫兩行；之後交換位置，其他學生接著完成這首詩。

遊戲結束，每個人回到座位上，就都擁有了一首由多人創作的小詩。

語文課，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聲音。 /《蒙娜麗莎的微笑》

此前，郭初陽還試過讓學生們在《納尼亞傳奇》第15章剪下任意字或詞，拼成一首詩。

大多數人記憶中的語文課堂是這樣的：朗讀、分段、歸納段落大意、總結中心思想，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今年10月問市的《郭初陽的語文課》叢書，收錄了郭初陽二十多年來最受業界稱讚的十堂課，包括《牧人的故事》《項鍊》《如何給〈南方週末〉投稿》等經典課例。

要不要給喊“狼來了”的孩子戴上口罩？《項鍊》是怎樣顛覆《灰姑娘》的？怎樣給報社寫信表達自己的觀點？這些具體的題目，每一個都希望帶給孩子思考。

《郭初陽的語文課》叢書。

經典閱讀課上，他會給學生講史鐵生的《命若琴絃》、講法國作家菲利普·德萊姆的散文；

文法與修辭課上，他會跟學生聊文學作品中的“幻境”，比如杜甫《對雪》中那句“瓢棄樽無綠，爐存火似紅”，還有安徒生的《賣火柴的小女孩》；

藝術鑑賞課上，他會跟學生聊生活中的設計，聊日本設計大師原研哉；

電影鑑賞課上，他跟學生一起看《灰熊人》《十誡》，談人和動物的關係、談生命的無常。

在他看來，語文課堂也應該兼收幷蓄，“生活乃是一個整體，而現代教育讓學科與學科之間互不相干，人們因此缺少一種組合的能力”。

他引述了影評人羅傑·伊伯特的《在黑暗中醒來》一書的導語：“如今的學生們，幾乎從小學開始就踏上了一條職業發展之路，但我必須誠懇地坦白，我之所以讀大學，唯一目的就是去上文學課，因為文學課實在很有意思。”

每個學期，郭初陽要求學生精讀一本書。孩子們初一讀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初二讀威廉·戈爾丁的《蠅王》，初三讀阿城的《棋王》。

今年暑假，他帶著學生們排演《李爾王》，每個學生都讀完了《李爾王》原著並研究其中的細節，最終精選5分鐘片段，自己表演出來。

“一個完整的劇本、一本完整的小說、一首完整的詩歌，它們都是自足的宇宙，這和節選片段是完全不一樣的。”郭初陽覺得，完整的閱讀資訊量大，有充分的可闡釋空間。

語文不只有應試，它可以是一片廣闊無垠的宇宙。 /《蒙娜麗莎的微笑》

2015年起，每年暑假郭初陽都會帶著學生出去走一走。出發前，會有半年的準備期，學生們需要為這次旅行讀一些書。

去年，他們去了英國。提前發下的書單上列了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哈姆雷特》，儲安平的《英國采風錄》，等等。

他們去了《大憲章》簽署地溫德米爾——每個學生都讀過《大憲章》，還有同學在現場朗讀了一段；參觀簡·奧斯汀故居時，有同學主動讀了《傲慢與偏見》。

郭初陽還要求學生把《查令十字街84號》帶到英國，在查令十字街84號門前合影——現在那裡不再是書店，改開了家麥當勞。學生們站在門口拍了照片，每人寫了段感悟，最後還進去吃了一頓。

培養現代公民

郭初陽曾就職於杭州外國語學校，與蔡朝陽、呂棟合稱“浙江三教師”。現在，郭初陽任教於一家名為“越讀館”的教育機構。

沒有應試壓力、沒有固定教材捆綁，他比以往自由，希望培養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敢於表達的公民。

2009年，包括郭初陽在內的三十多個語文教師聯合出版《救救孩子——小學語文教材批判》一書，痛批現有小學語文教材“有毒”，併發出“救救孩子”的吶喊。

該書指出，小學語文教材大部分重在說教，極少有真正符合童心、富有童趣的。如蘇教版一年級上冊的《漢語拼音兒歌》，處處都是教育與規訓：“大喇叭里正廣播，愛護大佛不要摸”“弟弟河邊捉蝌蚪，哥哥走來勸阻他”。

語文，同樣逃不過說教的套路、分數的焦慮。

為什麼中國孩子考試分數高於外國孩子，創造力和想象力卻遠遠不如後者？蔡朝陽稱，這跟我們泛道德化的教育有密切關係。

在蘇教版17篇課文、北師大版24篇課文、人教版22篇課文中，快樂並不多見。最不快樂的孩子，莫過於人教版那篇《玩具櫃檯前的孩子》。

“只要看到誰買小汽車，他就馬上跟過去，目不轉睛地盯著櫃檯上跑動的小汽車。可是他得不到他心愛的玩具，他還必須懂事，必須分擔父母的生活之重。有什麼能夠安慰這位貌似堅強的孩子孤獨的心靈呢？”

現在郭初陽對語文教材的看法依然沒有改變，“換湯不換藥，我們的那些批評全部無效”。

在一次交流會上，研究兒童文學的青島海洋大學教授朱志強總結道，小學語文教材最大的問題是“短小輕薄”：“選文又短又小，分量很輕，沒什麼厚度。”

郭初陽認為，現在的語文教材，“以一種文體不明的散文彙編構成，缺乏連貫性，缺乏整本書充沛的資訊量”。

入選語文教材的都是名家名篇，然而，選用時採取節選的方式，顯得有些“隨心所欲”，“一篇長文章不是完整地節選一個片段，而是東去掉一點、西去掉一點，最後成了完全不同的新文字”。王爾德的名作《巨人的花園》，收到教材裡，幾乎去掉了一半篇幅。

文字的選取，是語文教育的一個重要環節。 / unsplash

此外，過去有些語文教材還會更改原文。新美南吉的經典文章《去年的樹》講了一個動人的故事：

一隻鳥和一棵樹成了好朋友。冬天到了鳥兒要飛走，它和樹約定，明年再回來，唱歌給樹聽。等鳥兒回來，發現樹不見了，它到處尋找樹，最終在一戶人家點亮的燭火前找到了正在燃燒的夥伴。

文章結尾處，鳥兒為舊日夥伴唱起了歌：“火苗輕輕地搖晃著，好像很開心的樣子。”而在語文課本里，這段話被刪掉了。

郭初陽覺得“很傷心，很失望，很惱，很鬱悶”。

這句被刪掉的句子代表了火苗對鳥兒的迴應，它也記得和朋友的約定，為了鳥兒的歌聲而快樂，但新教材裡卻變成了鳥兒孤獨的追尋。“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東西，不利於培養小朋友對文學的敏感。”

“空洞的爛文章”早就不該出現在語文教材中。 / unsplash

不過郭初陽補充了一個新觀察：這篇《去年的樹》在新教材裡已經被去掉了。他教的是中學語文，初中語文教材的刪改沒有小學語文教材那樣嚴重，但也有一些文章讓他覺得奇怪，比如《安塞腰鼓》，“每次都入選，這空洞的爛文章每次都有”。

郭初陽的語文課用的是自編教材，選的都是公認的一流文章。選擇標準是“三有”：有趣、有料、有種。

有趣——符合孩子年齡和心智；有料——新鮮的視域，或悠久的經典，含有豐富的資訊量，讓孩子驚奇；有種——有助於培養現代公民的判斷力、同情心、正義感、參與熱情。

“我不認為這種文章彙編構成的語文教材對學生的語文學習真的有很大的幫助。”“需注重經典性和資訊流的充沛性，也就是完整的書的閱讀。”

這也成了郭初陽的語文課區別於其他語文課的關鍵，他強調閱讀，“初中階段應當接觸各種各樣的文字，小說、詩歌、戲劇、非虛構、傳記……這些都是特別重要的”。

和學生站在同一個平臺上

採訪這天，郭初陽去了一所小學，給孩子們重新講《珍珠鳥》這篇課文。這篇馮驥才的散文，講述了一隻生活在竹籠子裡的小鳥和一個伏案寫作的作家的故事。

文章裡，“籠子”出現了十多次，郭初陽問學生們：小鳥有沒有離開籠子？小鳥和大鳥對待人類的態度有什麼區別？文章中到底有幾個籠子？

經過引導，學生們都能理解，小鳥沒有真正離開籠子，它只是離開了竹籠子，但並沒有離開房間。

課文裡說了：“它最多隻在窗框上站一會兒，決不飛出去。”

房間成了更大的籠子，原作裡還有一個更隱秘的籠子，是個玻璃杯，小鳥主動飛到這個隱秘、透明的“籠子”裡：“這個透明的籠子非常精巧，似乎不存在，而且小鳥會主動進去，很像我們現在的打卡制度。”孩子們完全能讀懂這些。

三年級上冊有一篇小詩《花的學校》，是由鄭振鐸翻譯的泰戈爾的詩。

其中的“一群一群的花從無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來/在草地上狂歡地跳著舞”，到了語文教材裡，成了“在綠草上跳舞、狂歡”。

“編者的語言敏感度太低了，有時候一字之差，整個語境都有變化。”郭初陽說。

《花的學校》原篇裡，泰戈爾構想了花也有自己的學校，到放學時段，一朵朵花跑出來，在草地上狂歡地舞蹈，“狂歡是作為一個修飾詞修飾舞蹈的，但把它變成一個頓號，變成了‘跳舞、狂歡’以後，這就成了兩個並列的動詞，意思其實是有差別的”。

教材編著者陳先雲在去年接受媒體採訪時說：“譯文的語言有時代的烙印……編寫組反覆揣摩文意，請教著名的文學研究學者和作家，再對其中不符合現代漢語規範表述的地方作了修改……既確保改動符合文義，又使學生更容易領會課文內容，並不會造成所謂‘經典的缺失’。”

郭初陽相信，孩子們完全能讀懂文章內容，他教的初中生已經能閱讀《大憲章》，這樣的修改，顯然把文章改得糟糕了。

不要擅自以“學生讀不懂”為藉口，而懶於真正引導他們閱讀。/圖蟲創意

和一些語文老師聊天的時候，郭初陽發現他們都在按規定落實課標要求，教的是認字、標拼音和朗讀，“帶壞的恰恰是學生自由自主的閱讀”。

他覺得這很可悲，“絕大部分小學語文老師並不知道，學習語文最有效的方式，恰恰就是自由自主的閱讀”。

郭初陽經常給家長推薦《閱讀的力量》這本書，在書中，南加州大學教授斯蒂芬強調，最有效的學習就是閱讀，而最有效的閱讀是自由自主的閱讀。

“沒有考核，不定教學目標，不需要檢測，沒有任何任務，想讀就讀，想不讀就不讀，讀什麼書都可以。”因此，郭初陽不喜歡學校裡的語文課，“教材內容這麼糟糕，教學的方法又不得當，教了還真的不如不教。

如果一開始只是為了掌握知識，反覆操練，那法乎中而得乎其下，最後課堂也無味，學的內容也不好。”

寫作文時的你。

郭初陽希望透過語文培養現代公民。語文課上培養的“聽說讀寫”這四大能力，也是一個現代公民應該具備的基本素養。

學會傾聽、學會表達、學會閱讀、學會書寫，“聽和讀是資訊的輸入，說和寫是輸出觀點”。

郭初陽理解的語文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研習與談論（口頭或書面），讓人獲得教養，成為一個溫和文雅的人。語文教會一個人說什麼（關注世界也關注內心），也教會他怎麼說（在不同場合使用得體的形式），自然也教會他尊重別人，安靜地傾聽”。

這是語文課不變的追求。

課上，郭初陽教學生給《南方週末》投稿，希望他們能關注社會，發現社會問題，並提出建設性意見，在報紙上刊登後，可能引起各界的重視，從而推動社會變得更好，“這是非常重要的公民素養和公民能力”。

回到最初的問題——用園丁形容老師，用花草比喻孩子，合適嗎？

郭初陽覺得，當前多是灌輸式教育，不是解放人、啟發人，而是束縛人、禁錮人。

“把老師比喻成園丁，把學生比喻成花草，本來就是一個不平等的關係。老師是人，是主導者，學生作為花草，只能被管理和服從。他們永遠不會站在同一個平臺上。”

郭初陽覺得，教師是一個多重角色的複合體，有時像父母，有時像導遊，有時和學生是挑戰和迎戰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