諶彥輝 / 編輯

謝飛終於畢業了，儘管比學校規定的日期晚了整整半年。這一天，導師在他的論文上簽字，看著對方落筆，謝飛懸在心裡的石頭總算落地，三年半的研究生生活在2020年底畫上句 號。

他從沒想過自己會“延期畢業”。在大多數學生眼裡，“延畢”通常是因為學分未修滿或者論文未能順利完成。“它聽起來就像留級一樣。” 看著同屆的要麼繼續深造，要麼就業，謝飛心酸又難以言表。

從2019年10月開始，謝飛著手準備畢業論文，一個多月後，導師對初稿不滿意，但也沒有指出問題在哪兒，怎麼去寫，她總說，“邏輯有錯誤，你自己思考。”到2020年6月，在正常的畢業前夕，謝飛還在修改論文。

論文答辯通過後，他一直在跑各種材料，但導師遲遲不在畢業論文上簽字。每一次被拒，他都會陷入沮喪、崩潰等情緒的泥沼。整理好心情後，只好又對著電腦看文獻、重新修改論文，如此反覆。

“畢業是一個過程，每一個關卡導師都可以拖。”謝飛料想簽字不會順利，他和導師的關係一直緊張。畢業前一年，導師曾揚言讓他“延畢”。“是的，她的確說到做到了。”謝飛苦笑道，在能否順利畢業這條路上，從一開始，導師就佔據了相對的主導權。

妥協，還是抗爭？不少研究生面臨導師“延畢”的安排，內心陷入這兩種情緒的鬥爭。他們或忍耐，或反抗，有的甚至以死相逼，迫使導師妥協，最後成功畢業離開了學校。但也有一部分人不堪學業壓力，導致研究生自殺事件頻發，讓這一象牙塔尖的群體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2020年11月13日，教育部出臺《研究生導師指導行為準則》，為導師指導行為劃定底線。面對一些導師濫用職權的行為，《準則》能否作為一種官方的處理方式，確保導學關係不再衝突，目前仍是一個問號。

2016年3月31日， 某高校舉行研究生畢業典禮暨學位授予儀式。（@視覺視覺 圖）

延期畢業超兩成

四年前，謝飛對研究生生活充滿期待。眼下讀研也成為一種大趨勢。

據《2019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9年我國研究生招生91.7萬人，其中碩士研究生招生人數約80.5萬人，博士研究生招生超過10萬人，較1949年招生人數增長3789倍。這一年，全國在學研究生達286.37萬人。

謝飛向往的研究生生活是自由、輕鬆的。他沒想到的是，大部分在學研究生對未來其實充滿了迷茫與焦慮，而最令他們焦慮的一點是：我能否按時畢業。

“上了研究生以後，你面臨的是競爭更加激烈的環境，大家都很優秀。”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白淨說，研究生們要應付學習上的壓力，實習中的工作壓力，可能還要應對走向社會找工作的壓力，各種各樣的壓力包裹著他們。

一些抗壓能力弱的學生出現厭學心理，學業進展緩慢。一些學生則明顯低估了研究生學習的專業要求，以為“混”三年就能獲得文憑，實際上，學位越高，對自身能力的要求也越高。

“學碩要發論文，專碩要實習，對於理科專業，更是少不了枯燥繁複的實驗。”謝飛說。

碩博畢業的要求都是論文，有的學校要求發表三篇期刊論文，其中至少一篇英語論文被“科學引文索引”（簡稱SCI）收錄，才有機會申請畢業論文的答辯。若想順利發表論文，還涉及到研究方向、課題的選擇和實驗設計，如果入學第一年還沒有確定課題和方向，後續留給自己的時間就不多了，因為，實驗週期和論文投稿週期都較長。

寫論文前，謝飛做了三個月的實驗，時常從學校跑到郊外取樣。“這個過程不管有多麼辛苦，這都是你應當付出的。”謝飛說，但付出並非都有正向的回報。

在他之前，實驗室裡的一些師兄、師姐延期到五年畢業，“我現在是研四畢業。” 謝飛就讀的學院目前“延畢”的學生有十多名。“沒有哪個人不想學習，但‘延畢’就是一個很無奈的事實。”

吳良的研究生學位攻讀了五年。2010年，他考上中國科學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學習有機化學專業。

在讀研期間，除了論文被卡，透過畢業論文開題報告，吳良就用了3年。四次提交開題報告，三次反饋結果為駁回重寫，重寫後又再次駁回。

2014年10月，第三次開題申請遭拒時，校方表示吳良科研能力不行，如果不聽從導師安排，碩士也無法畢業。“我本來考進去的時候是碩士研究生。讀了兩年之後，就轉成了碩博連讀生。”吳良對自己有很高的期許，但這些夢想都淪為空談。

王靜是北京一名在職研究生，近期也遭遇延期畢業的困境。一年多來，她和導師只見過一次。“他可能早就忘記我長啥樣了。”她抱怨道，疫情發生後，他們一直在線上交流。“我們都追著導師，但很多時候，導師根本沒時間搭理你。”

近年來博士研究生的延期畢業率持續上升，延期畢業逐漸成為常態化現象。據教育部統計資料，2003年預計當年研究生畢業生數為13.1萬人，實際畢業生數為11.1萬人，近15%未能按期畢業。到2018年，研究生預計畢業生數為77.3萬人，實際畢業生數為60.4萬人，超過兩成的研究生延期畢業。

與碩士相比，博士延期畢業生數增幅較大。在2018年，碩士實際畢業生數是博士的將近9倍，但博士延期畢業生數超出碩士近五萬人，延畢率達到64%，超六成的博士無法正常畢業。

一位女同學最近由碩士研究生轉為碩博連讀生，“她四年都沒發過文章，還要去讀博，延期畢業要到什麼時候？” 謝飛隱隱不安，“她很危險。”

12月14日，江蘇淮安，考研的學生在圖書館學習。（@視覺中國圖）

誰擋住了畢業的腳步？

謝飛一直後悔當初對導師的選擇，他原想找一個年輕的老師有更多的時間指導自己，但事與願違，“我當時就是太盲目了。”

他看不慣導師的一些作為。“她很愛嘮叨，又在同學間搬弄是非，今天說這個不好，明天又說那個不好。” 如果有學生請教，她又會說，“這個東西你不會？我覺得你可以退學了，導師是教你這些東西的嗎？”在謝飛眼裡，導師只關心資料是否漂亮和能否發一篇高水平文章，至於實驗室哪些步驟和節點需要控制，她不會考慮。

畢業前，謝飛向導師提出實習，她卻以先發英文論文為由反對。理工科的論文發表不在一朝一夕，考慮到自己的職業規劃，且論文最後不會有自己的署名，他向輔導員反映了情況。輔導員事後勸說導師平衡一下科研與就業，但導師不為所動，她揚言，“你敢去我就讓你延畢。”

謝飛當時就有不祥的預感，心裡有一絲恐懼。之後畢業論文沒發，導師也不指導，他有時也會焦慮，一段時間甚至出現躁鬱症狀。“我很倒黴。”謝飛有些懊惱，導師平日對他的學業幾乎放任不管。

2019年11月份，畢業論文初稿寫完後，導師一直沒有幫謝飛修改，只是反覆提出，論文邏輯有錯誤，想不明白就繼續思考。這讓謝飛頗為光火，“如果學生什麼都會，還用你來當導師嗎？”

可現實是，導師對學生的開題報告、中期檢查、學位論文稽核和答辯等環節均有著一票否決的權力。除了讓學生延期畢業，一些導師讓學生做與科研無關的私事，要求學生超長時間工作、剋扣科研補貼、卡論文發表等現象時有曝光。

據教育部資料統計，目前全國共有研究生導師46萬人，他們是研究生培養第一責任人。2020年9月22日，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司長洪大用對《新京報》指出，確有部分導師指導精力投入不足、指導方式方法不科學、質量把關不嚴，甚至有個別導師出現師德失範問題。

吳良的導師經歷了頻繁的更換。他記得最初的導師是江老師，後來換成孫老師，孫又安排一個劉老師帶他。劉老師又找了個理由走人，後來換成趙老師。那個時候，他在北京攻讀的課程幾近結 束。

有一天，吳良接到趙老師的電話，要求他參與電解水陽極催化材料專案。他對此感到疑惑，因為當時還沒有選修電化學知識。調研課題後，吳良曾多次提出新的研究方向，但均遭到導師反對。

之後，新來的李老師又成為他的導師。吳良製備了一系列摻雜鈣的二氧化錳奈米線與摻雜鈣和銀的二氧化錳奈米線催化材料，並進行效能評價實驗，發現摻雜鈣以後的二氧化錳奈米線催化轉化頻率確實高於二氧化錳奈米線，這是一個有價值的新發現。

李老師向他索要實驗資料時，承諾將吳良署名為第一作者，但論文發表時，吳良僅為第二作者。“他們也知道，因為碩士畢業要有一篇第一作者論文，第一篇論文我是第二作者，如果新的論文沒有及時投稿，可能又要延期了。”吳良說，他讀研已經五年了。

“他們希望我能夠再延期，碩博連讀生最多可以讀八年。”對此，吳良深感痛苦，“這是想把我榨乾 了。”

2016年6月18日，復旦法醫學專業一位研究生在實驗室整理實驗資料，完成導師佈置的課題。（新華社 圖）

“要麼忍氣吞聲，要麼跳樓 ”

“再這樣下去，我對他們不會客氣的。”吳良憤怒了，和李老師約談的時候差點把桌子掀翻。

李老師當場爆粗，仍沒有同意他發表論文。後來，吳良的父母去學校，導師擔心事情鬧大，花一天的時間就修改了論文。當天投稿，兩週後發表，編輯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我也就碩士畢業了。”吳良說。

在知乎、新浪微博等社交平臺，許多網友匿名發聲，吐槽自己與導師之間的故事。但大部分網友不敢曝光導師的行為，也拒絕接受媒體採訪。在讀研究生小池吐露，“有一次，我問師兄可以舉報老師嗎，師兄說那可能是在舉報整個圈子。”

“現在有種的年輕人太少，大部分有類似經歷，但是又不敢舉報導師。” 儘管對導師不滿，謝飛坦言也沒有舉報的念頭。

像他們這樣的研究生，多半會主動或者被動從事科學研究相關的工作，將來也會有一些利益相關的往來，或者是上下級從屬關係，“都是一個團隊的，抬頭不見低頭見。”謝飛說。

現實中很多人和導師的關係基本是上下級關係，這使得學生感到很卑微。不少研究生早已滿足畢業要求，卻被導師攔在門外，他們默默承受著延期畢業的壓力。“要麼忍氣吞聲，要麼跳樓。”吳良不由一陣感 慨。

2020年9月，上海交通大學和南京大學接連發生兩起研究生自殺的案件。

一個月後，微博暱稱為“紅燒土豆葉”的一名網友在微博發文，稱因疫情耽誤了課題實驗的進度，自己又在實驗過程中屢受挫敗，他害怕延畢，最後選擇在實驗室自縊身亡。

他在遺書中寫道，“經過長期實驗後，得到老師‘資料沒有意義’ 的評價，好幾次通宵做實驗，可最後仍對自己的實驗資料感到絕望，於是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並希望下輩子變成一隻貓。”

近年頻頻曝出的研究生自殺事件，大多與他們的導師相關。比如西安交通大學的博士生楊寶德在灞河溺亡、武漢理工大學碩士生陶崇園跳樓自殺、華中科技大學陳澤民跳樓身亡等。南京郵電大學一名研究生向室友借打火機，在凌晨兩點將實驗室的易燃易爆品點燃，炸死了自己。

面對導師 “延畢”的安排，南京理工大學一名博士生不得不以假裝跳樓威脅導師，最終導師無奈妥協，校方也為其辦理了畢業手續。

自然雜誌的一項研究表明，研究生群體中焦慮和抑鬱的發生機率是普通人的6倍以上。很多研究生揹負生活和學業雙重壓力，很難對未來抱以期望，所以才會選擇一些極端的方式。

將導師告上法庭

吳良最終將導師告上了法庭，畢業兩年後，他才意識到，“這是一個法律問題。” 他起訴的理由是，第一篇SCI論文第一作者署名被導師佔據，第二篇論文又遭其阻攔遲遲未能發表。

在吳良狀告導師侵害作品署名權的專欄文章裡，林沖臉上刺青的配圖多次出現。吳良對《水滸傳》沒有特殊的情感，之所以用林沖做配圖，是因為覺得自己跟被逼上梁山的他一樣，滿是屈辱。

起訴前，吳良開始梳理多年人證物證，在他的計劃裡，狀告導師只是第一步，如果勝訴，他還要嚮導師背後的學校甚至教育體系發起挑戰。

接到法院的傳票時，距離原定開庭日還有一個多月，吳良立即開始尋找證人。為證明李是慣犯，他致電先前抱怨導師的師妹，但對方一直拒接電話。吳良又找多名同學作證，找相關老師，均被婉拒。

相反，李老師提供了一個證據，他和幾名學生以書信的方式，證明論文都是他所寫，吳良不學無術。2017年10月26日第一次開庭，看到兩名學生前來為導師作證，吳良怒不可遏，氣得渾身發抖。

他並未因此氣餒，當年學校統一發放的實驗記錄本記錄了他3年來的實驗過程，使用學校指定郵箱的往來郵件也可說明問題。為防止證據被毀，他向法院遞交了證據保全申請書。但讓人意外的是，法院拒絕調取學校儲存的實驗記錄本，調查取證郵件內容時，證據目錄裡出現的人，往來含有word或ppt證據的郵件不見了，其他郵件則完好無損。

之後，吳良與母親前往法院，在書記員辦公室，吳良遇到了他的導師。筆錄期間，李老師接了一個電話，吳良又聽見對方在催促他趕緊發表新論文。那一刻，他感覺李老師即將被調離。

2019年5月25日，法院宣判吳良敗訴。同年10月，李老師調往另一所高校。

平日裡，研究生們也只敢在網上匿名洩憤，走到法庭上的少之又少。即使是引起輿論關注的事件，涉事導師也不一定敗訴。斯偉江表示，在處理這類問題上，法律是缺位的，他在代理武漢理工大學碩士生陶崇園跳樓自殺一案時，發現《教師法》裡找不到適用的法律解釋。

第三方投訴機構是關鍵

離開學校的那一天，吳良內心深處毫無波瀾，父親對他說，“終於可以離開這個是非之地了。”

接下來的日子裡，他找工作屢屢碰壁。吳良的履歷並不耀眼，“一個研究生五年才完成學業，人家肯定覺得我有什麼問題。”他說。

吳良一直痴迷有機化學，他從未考慮從事非科研的工作。在同學眼裡，他就是一個搞科研的“書呆子”，但這段經歷改寫了他的人生軌跡。

狀告導師侵害作品署名權後，吳良開始從事 “教無良導師做人”的諮詢。“導師卡畢業，這個是諮詢最多的問題。”他介紹說，現在付費諮詢有三十多人，也有一些人免費。

“他們都應當拿起法律的武器，給後人提供一個更好的學習環境。”吳良說，法律目前沒有賦權，這一現象也沒有上升到一個制度的層面，老師依然可以“壓榨”學生。

為緩解日漸突出的導學矛盾，2020年11月13日，教育部出臺《研究生導師指導行為準則》，提出十項“不準”，似乎明確界定了研究生導師的行為邊界。但《準則》出臺後，一些網友對其實際效用也有些懷疑。

在職研究生王靜的第一反應是“沒什麼用”，她認為《準則》缺乏量化標準，在十項“不準”中，皆沒有明確指出違背《準則》的具體行為。她說，“現在這個準則，並不是一個約束，可能會流於形式。”

針對如何化解當前的導學矛盾，斯偉江認為應該削減導師的權力，設定獨立於學校之外的第三方投訴機構。若無第三方機構介入，學生出於對遭受打壓的恐懼，權利遭到侵害時依舊不敢曝光。

“其實這些機構我們都有，但它們的關鍵職能更多的是管理，而不是維護權利。”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指出，當導師有學術不端或違背師德的行為時，學術委員會和教師委員會應進行獨立的調查；當一個學生的權利受到侵害時，學生會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生機構，應該站出來維護學生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