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是臺灣人, 十七歲隻身離家到大陸謀生。我上山下鄉的時候, 年滿十八歲。母親對我說, 現在家裡極為困難, 你必須自食其力了。於是, 1969年1月28日, 我隨泉州第一批知識青年赴德化縣插隊落戶, 走進廣闊天地, 開始獨立生活。

昔日知青點

認識郝海庭, 在北京。當年, 她是泉州一中的高中生。我們都是各中學以十比一的比例民主推薦出來的學生代表, 赴京接受毛主席檢閱。至今, 我依然清晰記得1 9 6 6年國慶節, 那一片紅色浪潮漫湧進天安門廣場的情景。宋建惠是海庭輔導班的小同學, 聽說海庭報名上山, 她來搭夥。我們三人走到了一起。那時, 我們的父親都處在幹部學習班的隔離審查中。四十年後, 我才瞭解到, 我們的父輩共同來自中國人民解放軍長江支隊, 是在1949年革命戰爭的硝煙中, 從太行山解放區走出來的南下幹部。

我們葛坑公社葛坑大隊第三生產隊的知青點, 就在公社駐地對面的小山包下。小山包背靠著大山, 南邊有一條小溪流從狹長山坳的層層梯田間穿過。

泉州長途抵達葛坑知青點後, 我與知青點的另兩名男知青Y和C第一次見面認識。隨後, 一名落單的男知青S也匆匆趕到。接下來的日子, 我們六位知青在同一屋簷下, 開始了共舀一鍋飯的生活。

在葛坑三隊, 我們的住屋不搭左鄰右舍, 獨自佇立在小山包後山通往葛坑墟集小街的小路上。住屋與德化山區所有農民的敞篷式柴埕厝一樣, 十分破舊, 門面裸露的老屋中堂堆放著柴草與雜物, 屋的東頭住著東家, 西頭就是我們的住處。

踏進西頭住屋的南向小柴門, 是面積約十幾平方米的廚房。廚房的三分之一空間被磚砌的柴灶佔據, 四壁燻煙焦黑。房東的豬圈緊挨著廚房, 時不時傳來群豬刨食爭搶發出的咆哮聲;遇到豬群磨牙爭鬥, 免不了撞得那薄薄的間壁板嘩嘩直響。

男知青住在廚房東側的樓下, 房門正對著廚房那張湊合擠下六人的小餐桌。小屋約八平方米, 曲尺型搭著大小兩張床。知青Y和C合睡一張大床, S獨自睡小床。屋內昏暗, 南頭有小窗。有時男知青厭煩廚房外間嘈雜時, 就會關上門, 自個兒對著南窗眺望。

女知青住在閣樓上。閣樓是男知青小屋及與小屋相連的後外廊的上夾層。西頭屋進門, 抬眼便瞧見廚房裡架在閣樓西側的狹窄小木梯, 梯子就架在廚房屋瓦的邊沿上。不知是為了採光, 還是為了通風, 閣樓與廚房的錯層是露空架構無外牆擋板, 站在閣樓的梯頭, 一片青山綠水映入眼簾, 廚房的屋頂就在腳下, 下雨的時候, 雨花就從上下兩層屋瓦的錯開空間颯颯飄進, 整架木梯溼漉漉的。但奇怪的是, 即便是滂沱大雨, 雨水也不會直接落入或流入廚房, 總是順著廚房屋瓦往下流。記得一個雨天, 正準備下樓, 只見眼前一道閃電, 有股重錘般的氣體從下膝與腳板中間撞擊而過, 我的雙腿倏地發軟, 身子向前趔趄。這時, 聽到了雷聲, 怵然一驚:那股沉重的氣體撞擊感是落雷的衝擊波。從此, 我們有了警覺, 電閃雷鳴之際, 不敢輕易上下樓。

我們的小閣樓, 看起來像是比男知青的住屋寬敞。實際上, 扣除閣樓層頂斜面侷促的部位, 可以讓人挺腰直立的空間不足四平方米。閣樓裡擠著兩張拼靠在一起的小床和一張簡易桌。別看閣樓小, 曾經創下九位女知青共榻兩張小床過夜的紀錄。

記得當年, 德化縣城往返葛坑公社, 每天只有一趟班車, 大山深處的知青們往返家鄉, 無論認識或不認識的, 都常常像大部隊似的來我們這裡歇腳借宿。那時, 我們的口糧特別緊張, 每月總有雜薯野菜充飢和有上餐沒下頓的日子。雖然大山遠途而來的知青大都自帶口糧, 有的甚至還把口糧餘留一點給我們, 但總歸還是難以收支平衡。最危難的一次, 竟然在上半個月就斷了炊, 我們一籌莫展中效仿起舊社會北方老家的逃荒——知青S靦腆, 留守知青點, 其餘人分成男女兩撥進深山“化緣”。我們三個女知青一走就是一個月, 不僅化解了饑荒, 還體驗了一把大山深處知青們的另一番生活情致。

昔日知青點, 有一塊小菜地, 就在屋西頭的稻田中。可惜, 我們沒學會破竹削篾的手藝, 圍不成菜園子的籬笆欄, 辛辛苦苦的勞動果實時常被附近的家禽糟蹋, 更經不起山裡野豬的一夜暴殄。

知青點的飲用水源離小溪很近, 被包圍在農田中, 視線距離約莫二十來米, 只是田間小路彎曲, 得費十來分鐘才能把水挑到家。挑水的活是六位知青輪流分擔。記得男知青Y勤快, 發現大缸缺水, 只要農活不忙, 他會主動去挑水。水源處是石頭堆砌的小方池, 有一米多深, 周邊雜草叢生, 遇到有人剷除池邊的雜草, 拖帶的泥漿往往攪渾了池中的水。倘若春耕時節, 方池裡的水常常變得汙濁不清。如今回想:其實那一口“泉”, 只是溪頭田裡滲透的水。

三位女知青

在葛坑, 同為知青命運把海庭、建惠和我緊緊地拴在一起。我們知青點實行男女知青同工勞動, 每人都必須上山砍柴割草, 大家輪流值勤做飯。國家供應的個人糧油採取集中管理使用, 每月每人繳納統一標準的伙食費用, 賬目由男知青C負責管理。

生活在山區農村, 滾爬在田頭泥間, 我們幾乎是在一夜間, 完全拋開了粗淺文化帶來的所有幻想。怎樣才能生存?雖說我們三個都是經過家庭勞動鍛鍊的女孩, 可是到了葛坑, 我們的勞動能力不僅不如同齡的山村姑娘, 甚至不如女娃。山區農活沒有一件是輕鬆的, 光是風吹雨打日曬、翻山越嶺去耕作、水田爛泥沒過大腿等都是城裡人不曾經歷的。就連日常生活中的砍柴割草、種菜澆肥, 這對山裡人來說, 不過是農忙後的休閒, 而我們則是勞動重擔。

上山的第一年, 每天, 我們都是掙扎著睜開沉重的眼皮, 拖著散架似的身軀堅持出工。最不爭氣的是這雙手, 第二年依然起泡, 起泡的傷口被田頭泥水漬浸, 巴掌腫得像饅頭, 握起鋤柄鑽心得疼。記得, 每年最艱苦的是春耕鋤田, 我累得下肢浮腫, 時不時抽筋, 雙手更是一片血肉模糊。上山的第一年, 由於國家每月經濟補貼八塊錢, 並且還沒弄明白山區農村生存的基本規則, 三個女知青全年人均出工收入不足二十元人民幣。

當年, 德化山區普遍種的是單季稻。我們生產隊平均水稻畝產180斤, 全年勞動生產需要出工天數在160天到180天。全勞力每天最高工分評定為10分, 每工分分紅一角人民幣。我們女知青第一年工分評定為全勞力的二成五, 第二年為全勞力的三成五。也就是說全年出滿勤, 我們分紅收入最高只能達到63元人民幣。

插隊的第二年, 我的生活極為艱難。這一年, 我不僅必須出滿勤, 還必須設法補足全年尚缺的生活費用。親朋好友雖然知道我的困境, 但大家都很窮, 無法給予太多的幫助。一天, 一位山裡的姑娘瞅著海庭身上穿的衣裳, 很喜歡。於是, 海庭就把衣裳賣給了她。我也學著賣掉了上山學校補助發的大棉衣和一件八成新的冬裝, 還靈機一動, 用蚊帳布包裹棉被絮, 退換下那床半新舊的棉被套, 讓朋友幫著裁剪成兩件衣裳, 也賣給了農民。為尋找謀生之路, 我們給供銷社挑運貨物。一次, 供銷社派工挑鹽到尤溪, 再從尤溪挑擔回葛坑。我們第一天拂曉出發, 第二天清晨才回到家, 一宿挑著貨物翻越在黑魆魆的崇山峻嶺間。知青挑夫隊伍中, 唯我們三個女知青。一路上, 我們沒掉淚, 回到家, 一頭栽倒床上便睡。醒來後, 我們撫摸著紅腫破皮的肩頭和不聽使喚的腰腿, 放聲大哭。

儘管, 我們常有宣洩性地落淚, 然而由於年輕人的樂觀天性, 我們總是對生活充滿了憧憬。我們從不錯過葛坑山花爛漫的春天, 每每山中歸來, 不忘採擷山裡的杜鵑來裝扮自己的小屋。夏日, 我們興致勃勃地跳進屋前小溪裡學游水, 驚得山裡人目瞪舌結, 就連溪邊的那條小水蛇也嚇得眼巴巴地貼在壩石上, 探著信子抻長身子觀望。我們還參加了公社文藝宣傳隊, 唱歌跳舞、自導自演小話劇。當建設兵團二十三團來招兵時, 三個女知青高興得幾乎要發狂。然而, 希冀的彩虹, 轉瞬即逝。失望之際, 海庭說:“走!找招兵的人磨去。”我們磨了兩天, 不見起色。到了最後一天, 有位兵團的招兵人似乎有所動。那天傍晚, 我正準備洗米下鍋, 仿若聽到遠處的呼喚聲。到門口一看, 葛坑街的坡頭, 那位公社秘書正頻頻招手喊叫我。

1970年9月23日, 我離開了葛坑。海庭和建惠送我到縣城。臨走時我向生產隊預支十元錢, 把餘下的分紅留給她們。讓我欣慰的是:三個月後, 郝海庭和宋建惠同時被調往建設兵團農業師。約莫兩三年光景, 海庭和建惠又各自隨父親回到了河北老家。

1992年的一天, 一早上班就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那頭是一位帶北方口音的女性, 她要尋找一位失散了十九年的朋友。話音未落, 我已經對著話筒驚呼:“郝海庭!”此時, 海庭已成為廣西柳州廣播電視大學的副教授, 後來升任為該大學的副校長。退休後, 她被國家公派到菲律賓從事華人教育。在長江支隊入閩六十多年後, 中國人民解放軍長江支隊歷史研究會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 一位河北研究會的朋友發來一條大家一直都在探尋的資訊——宋建惠的手機號碼。手機接通, 當建惠帶著濃濃北方口音的話語從遠方傳來時, 我百感交集。這四十來年, 建惠默默地守在河北高邑縣大夫莊村的老家, 兩個女兒給她添了第三代。

我為郝海庭和宋建惠寄去了泉州知青紀念上山德化45週年的文集——《歲月知青》, 宋建惠也發回了一組儲存完好的當年葛坑知青老照片, 這些珍貴的老照片都被徵集在德化籍知青出版的《我是知青》的畫冊中。

兩位葛坑農民

我們讀書的年代, 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局面, 學校的學生也努力試圖把階級鬥爭分析法, 應用到自己所認知的各個領域去。“文革”把這種傾向性推向登峰造極的階段。

在葛坑的勞動生活中, 我發現周圍農民的階級鬥爭觀念十分淡化。在農民群眾中, 我能看到的只是願意勞動和不願意勞動、有很強的勞動能力和一般的勞動能力兩者之間的差別。一位叫做“阿察”的大叔, 就是屬於這種熱愛勞動、有很強勞動能力的農民。

我們插隊時期, 葛坑三隊勞動力劃分為三個生產小組。女知青全都分配在察叔小組。小組有八九個男性全勞力, 其中包括一位大隊隊委和本小隊副隊長, 察叔是組長。當時, 生產隊勞動力工分評定基本上處於大鍋飯狀態:十分滿分的全勞力固定四五個, 其餘勞力在九分至十分之間浮動。婦女和青少年參加勞動, 同知青一樣按全勞力的成數評定。起初, 我對工分評定有異議, 隨著勞動實踐和對勞動認識的深入, 逐漸意識到:自己的勞動與農民的勞動、農民與農民之間的勞動, 不僅存在勞動量上的差別, 還存著勞動質量上的更大差別。察叔人高個大, 幹活又快又好, 一人幾乎頂上兩人的份, 但在組裡也只能評為滿分。察叔不計較, 而且還似乎理所當然地包攬了小組裡所有的難活、苦活、別人不願乾的活, 如犁田、築田埂、看水、扛打穀桶等等。有時遇到農民們耍起小心眼, 時候不早了, 還留著一點收尾的活相推諉, 他二話不說, 自己三五下搞定, 然後笑著招呼大家收工。農民們親近並尊重他, 評定記分的賬交他保管。

最令人難忘的是插隊第一年的秋收, 親身經歷了春播夏耘之勞累, 當田野慢慢變得一片金黃璀璨時, 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收穫喜悅。

當年, 我們生產隊的水田是依據遠近優劣搭配, 以三年為期限, 實行生產小組輪耕。我們組有好幾塊來回路程得費上六七個小時的深山水田, 且這幾塊大山坳水田不足兩畝地, 打回來的穀子甚至抵不上扛去的打穀桶分量重。那時, 我們秋收用的是傳統打穀桶, 谷桶直徑和高度一米多, 硬木質地十分沉重。每天, 察叔與一名農民搭肩扛著它去田裡, 遇到山路陡峭, 兩人雙肩難以行走, 都只能靠察叔鼎力單扛。在雨水與汗水交混的秋收日子裡, 每天和察叔搭肩扛打穀桶的農民輪流更替, 獨察叔好像認定這活該是自己乾的, 從不叫人替換。那年, 兩塊邊遠的山坳水田, 蝗蟲肆虐, 我們顆粒無收。記得, 大夥沉悶地望著那一片頹禿倒地的焦色稻禾, 不知誰說了一句:“這等劣田, 不種更省心。”只見從來和顏悅色的察叔, 此時則神色凝重地回駁:“吃回銷糧的生產隊不敢說這種話。”折回的路上, 察叔扛著打穀桶的雙腳沉重地落在凹凸不平的山路石級上, 瞅著那青筋暴起的足掌, 我感到了一種莫名其狀的揪心。

後知青時代, 我經歷了許許多多的世事和境遇, 無論人生處於逆境還是順勢, 或人生遇到了重要的選擇, 我總會想起這位察叔, 也總是會自覺或不自覺地以他的方式去處世做人。進入21世紀, 女兒長大成人, 不知為何, 我更是常常對她說起這位察叔。當人生之路越走越長時, 自己似乎漸漸領悟到:是知青的經歷讓我在生命過程中, 用自己的靈與肉去與這片賴以生存的土地做一次真正的溝通;用自己的靈與肉去感知, 在這一片土地上孕育出來的最原始人文的質樸、勤勞和寬厚。

銘記在我心中的, 還有一位叫做“阿兔”的姑娘。她比我們年齡小, 甜蜜蜜的笑臉上, 嵌著兩隻小酒窩。她喜歡知青, 總是主動給我們送吃的用的。她帶我們上山砍柴割草、挖筍採菇, 教我們農活和山村人生活的基本技能, 成為我們生活的好夥伴。記得插隊第二年, 我們自以為羽毛已豐, 一次跟她上山砍柴, 不願同她一道下山, 結果迷了路, 在驚恐的無奈中, 不得不捨棄砍來的柴火漫山遍野尋歸途。直到天黑, 僥倖瞎摸到山口, 茫茫黑夜裡露出葛坑稀稀落落的燈火, 我們脫下衣服包住頭, 不顧一切地從山上直接朝燈火方向往下滾, 滾過墓地、荊棘、水坑……滾得遍體傷痕, 幸好沒扭傷筋骨。這一場恐懼讓我們幡然醒悟:長久以來, 阿兔都在提供無私的幫助啊!

葛坑三隊農民阿兔和阿吉

在阿兔家, 阿兔是老大, 父親早逝, 母親改嫁。繼父入戶後, 又添了弟妹。阿兔沒能上學, 要幫母親照顧弟妹, 還要幹很多活。她很羨慕同生產隊一個叫阿吉的姑娘。同是早年喪父, 阿吉則有一位當大隊隊委和一位大學畢業在南京工作的哥哥, 她不僅能夠上學讀書, 家裡還幫她在上湧公社定了一門親。葛坑姑娘一生最大的夢想, 就是能嫁到離縣城或公路近, 且生產隊田地畝產高的夫家去。阿兔說自己家窮, 只能嫁到深山老林田地畝產高的夫家, 這樣才能多換些彩禮, 將來好為弟弟們娶親。每每說到出嫁, 阿兔的眼圈便紅了, 眼角里閃著淚光。

離開葛坑, 我沒再回去。阿察叔和阿兔是連線我對葛坑深處感情的紐帶。每當想起葛坑, 我的心頭便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沉甸甸感覺。2014年, 國家新一輪戶籍改革, 決定建立城鄉統一戶口登記制度, 取消非農戶口。當我為廣大的農民兄弟姐妹振臂歡呼之時, 知青的經歷讓我更深地體會到, 這一政策背後所走過的沉重的歷史, 和讀懂這一政策對於當前社會與未來社會走向將產生的深刻影響。

一位校友

德化縣葛坑公社是泉州一中知青插隊的定點, 我與知青N同校, 都算遷校插隊的知青。能在葛坑不期而遇校友, 自然多了一種親近, 更何況N同學很帥氣。

初識那天, 知青們聚在一起閒聊, N同學旁若無人地告訴我:剛考進中學, 他非常失望, 因為學校裡找不到一個長得漂亮的女生。一天, 忽然眼前一閃, 意外地有了新發現。後來, 經意與不經意間, 他都會在校園裡尋找這個身影。沒想到, 竟然在葛坑邂逅。我第一次聽到一位男生用這樣的句型句式說這樣內容的話, 感到很突兀。那時, 我正被滿臉的青春痘困擾, 不知他在說誰, 只是笑笑, 心裡嘟囔一句:“好色之徒!”

在葛坑的日子裡, 我們三個女知青常常和N同學隊上的知青來往, 大家相處樂融融。N同學對我沒有特別要好的地方, 只是當這群調皮的知青耍淘氣來哄搶我的收藏品時, 他與別人不同, 他總會適時地送給我一些物品。記得, 我有兩本珍貴的集郵冊被他們哄搶, 第二天, 他送給我一尊毛主席夜光塑膠坐像。我有一紙箱書籍被他們哄搶, 他當即褪下自己的軍用武裝腰帶送給我。我即將調出葛坑的前夕, 也正是第二年秋收前的農閒季節, 三隊的知青都回家了, 留下孤單的我。這回農閒N同學沒回去, 他的隊裡也還留有幾位知青。他們騰出一間屋, 讓我夜裡過去寄宿, 說這樣會比較安全。

砍柴歸來

一天夜裡, 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葛坑知青要進大山深處的龍塔大隊, 夜行需要人多, 我們也被叫上了。龍塔大隊在葛坑公社最邊遠的山溝, 崎嶇的小路在大山谷裡盤轉, 走著走著, 我落在了隊伍的最後頭。大山漆黑風聲水響、蟲鳴蛙叫、枯枝敗草窸窸窣窣。我像似飄忽在一片空曠遼遠的黑暗中, 藉著隊伍前頭的火把光亮機械地挪動著步伐, 時不時警惕地環顧四周緊步跟上。忽然, 黑暗中有一隻手拉住了我的手;屏息凝神, N同學出現在身旁。頓時, 緊繃的心情鬆弛下來。他的手溫暖帶著潮氣, 我緊緊拽著, 耷拉著眼皮繼續往前走。我倆的身子前後相錯著, N同學靠外側, 我靠內側, 誰都沒有開口說話。偶爾, 我自己的兩腳相絆, 身子顛了一下, 他停住腳步, 輕輕地扶一把。

生平第一次被男孩子牽住手。但, 不知為什麼卻不羞澀, 也沒有感到心跳的加快, 只覺得一切就是這麼地自然而然, 只感到只要有這隻手牽著, 真願意一直走到天亮。當大隊人馬的腳步戛然而止時, 龍塔知青點到了。這時, N同學轉過身, 朝著我背後深不可測的濃濃黑暗劃了個手勢問道:“知道那下邊是什麼?”他盯住我的眼睛, “沒有我, 你早摔下去了。應當怎麼感謝我?”在四周晃動的火把光亮裡, 我看清了他那張俊朗的臉, 一時不知道應當怎麼回答, 更不知道應當不應當回答。我們彼此默默地對視了片刻。很快, 人群衝散了我們。知青隊伍又出發了。往回走的路上, N同學走在前頭, 我夾在隊伍中間, 記不清什麼時辰回到葛坑, 只記得我們回到葛坑的當天, 海庭和建惠也回來了。

依稀記得, N同學沒有再來我們的知青點了。有時, 他會佇立在葛坑街的坡頭上, 召喚在我們這兒玩耍的夥伴回去。我調兵團離開葛坑的前一天, 到他的知青點告別;他不在, 同伴們戲說找女朋友去了。我悵然若有所失。第二天, 建設兵團用貨車接我們到縣城, 沿途各公社知青夾道相送。當我一眼瞥見迎送人群中的N同學時, 情不自禁地想大聲呼喊他。可是, 海庭和建惠就在身邊。我靜靜地立在車兜裡, 遠遠地望了他最後一眼。

初到兵團, 我和葛坑知青G有聯絡。我託知青G代向他問好。知青G來信時說, N同學向我索要那本題為《寫在火紅的戰旗上》的詩集。這本詩集來之不易, 他曾經索要過, 我沒應允, 而今日卻不能不割捨了。當時, 我招工分配在以鐵紀聞名的兵團二十三團標兵連隊, 工程施工在清流兵工廠。週日, 我好不容易向連隊請了假, 來回徒步二十多公里, 從嵩溪鎮上買回一本硬皮筆記本;接著, 花了一個多月時間, 在見縫插針的空隙裡抄錄了詩集中的大部分詩篇。臨近郵寄詩集時, 我依然珍愛不捨。於是, 又寫信給知青G, 讓他問問N同學願意選擇正本或手抄本。N同學要的是手抄本。終於, 手抄本的詩集寄出去了。但, 卻不知他是否收到。因為連隊施工流動性大, 我與知青G失去了聯絡。

進山的路 (陳世哲攝)

人應當歸於感性還是歸於理性, 這一直是人性爭論的命題。知青經歷告訴我:在嚴峻的生活面前, 往往只有現實, 沒有浪漫。知青一代正是由於早早地自立於生存的困境中, 伴隨著生存能力同時增長的是一種對生命的正視與責任, 這種意識也必然地造就了我們這代一人所固有的堅忍特質。

知青經歷留下的不只是記憶, 更多的是人文情懷與精神耐力。知青經歷是一份歷史檔案, 也是一筆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