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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中旬，教育部印發《關於破除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意見》的通知。
撰文丨洪蔚琳
編輯丨金赫
出品丨騰訊新聞穀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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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文章現在都接近新聞了”
青年教師王梅梅感到心灰意冷，她發現自己和其他六名學者一起陷入“人工智慧”。那是在六年前，她寫了篇分析人工智慧題材電影的論文，學術會議上第一個發言，接著聽到現場有一半學者做了同主題的報告，角度很相似，連選的電影也一樣。坐在會場，她問自己，為什麼要寫這種東西？“聽到大家談得這麼像，不管我談得怎麼樣，我這個題目變得很可笑。”
王梅梅在一所985高校做電影研究，那次會議後，她決心從此寫論文輕易不再碰人工智慧。四五年後，她去另一所學校做交流，問那裡的幾位老師，你們最近在做什麼研究？對方回答：我們正在研究人工智慧。
最近五六年，人工智慧是國內文科學術界的熱點。我們訪問了十幾位不同高校、不同專業的青年學者，其中一半人說起自己學科的熱點曾是人工智慧。法學的老師在研究人工智慧，文化研究的熱點也是人工智慧，一位哲學系的老師發現不少同行原本沒這方面背景，為了趕上熱點發文章，也在努力靠近人工智慧。
王梅梅反思這件事，她覺得熱點本身不荒誕，畢竟“學術的意義就是和當下對話”。但荒誕的是，很多人只是為了“蹭熱點”。
熱點在文科學術圈變得越來越吃香，有老師將形勢概括為“即使你的研究再有價值再重要，也不如一篇標題裡有熱點詞彙的論文好發表”。“人工智慧”只是冰山一角，大政方針、流行文化、重大事件或一個新概念，都可能成為熱點。為了完成論文的發表指標，越來越多的青年學者投入追熱點的浪潮，一位學者向我們感慨，“學術文章現在都接近新聞了。”
期刊編輯們對熱點最敏感。他們每個月要接收大量投稿，有時也會按熱點篩選論文。一位編輯解釋這是一場“數字遊戲”：期刊排名要看論文引用率，最好多發熱點文章增加引用量，同時少發非熱門研究以減少總數量。
曝光度也很重要，另一位編輯舉了個例子：《流浪地球》火的時候，發相關文章就能出圈，對期刊品牌好，“就像我參加party要戴很多珠寶，別人會覺得她很厲害，她能追時髦。”
青年學者李響的習慣是在知乎上和學術圈的網友探討發論文的各種門道。去年冬天，他們學校請來了十幾位核心期刊的編輯，指導老師們怎麼發論文，她抱著期待去參加了。
會場上，她聽到了十幾個復讀機似的答案：所有的編輯都強調“前沿性”。一位編輯舉例說明，比如人工智慧就是最近的熱點方向……另一位編輯迅速打斷了他：我覺得人工智慧已經走入尾聲了，大家要有靈敏的嗅覺，預判可能有什麼前沿的話題，判斷出來就趕緊寫。
陳鼕鼕正在做這項“預判”的工作，思考明年能追的熱點是什麼。他的專業是外國文學，三年前進高校時，他本打算長期關注海外文學的發展，同時也看看中國文學。“現在發現不可能，沒時間關注，關注這些都讓你無法快速出成果。”
國內只有三本外國文學領域的期刊，包含所有語種，他苦於靠純文學太難被選中。直到有一次，他抱著獵奇的心態，借一個時事熱點寫了篇中國某部愛國主義作品中的X國形象，貼近生活，但內容不深，“唯一的貢獻是用文學的方式梳理了那些材料，做了註腳。”
去年冬天，在一場聚集了各高校各語系老師的學術會議上，他做完報告，評議人向在場的老師們發出倡議：這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大家還可以做這一塊的B國形象、C國形象……
“這是我聽到最掉價的評語了。”陳鼕鼕說著忍不住笑了。不過那天在現場，他還是跟著接話：希望更多人一起從事這個研究工作，這是個富礦，可以繼續挖掘，繼續發表。
“我們好像菜市場買菜的”
如果早入職十年，或者等到十年後當上了副教授，陳鼕鼕想象自己的選擇或許會很不同，但現在正是他壓力最大的時候：發不到足夠數量的論文，他就會在六年之後、臨近35歲的那一年被迫離開這所學校，重新面對就業市場。
像陳鼕鼕這樣的青年教師所面臨的是這樣一項制度：新入職的老師不再有編制，只籤三年或六年的預聘合同，到期時由校學術委員會投票定去留，留下的晉升副教授，否則就只能離開。這項起源於北美的終身教職制，在國內叫做“非升即走”，最近十年，全國39所985高校中至少已有34所施行了這項新的考核制度。
高風險伴隨著高薪酬：老師們的月收入從老體制下的幾千元提高到一兩萬，一位Top2高校老師的稅後收入加上公積金，共計三萬四。
但壓力也明顯提高了，對比美國頂尖高校教師每年只發一篇論文的平均狀況，不少學校給出了三年發表五篇核心期刊論文的指標。沒人知道每年的留校名額有多少，一所南方高校僅一個學院就在短短几年內新招了40多人，至今只有兩位成功“上岸”。
陳鼕鼕覺得，不確定性造成的激烈競爭可能正是學校想看到的，因為每位老師的產出都會算入學校的成果。“就像加爾文教徒永遠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能得救，只有拼命賺錢才能得到上帝的垂青”，他也只有拼命發論文，以換取校學術委員會的垂青。
看似單一的數字指標被細分出不同的方向，引導著老師們不斷切換自己的研究軌道。一位老師聊起這些時桌上正堆著四摞外文書，每寫一篇論文都要先長期圍繞一個問題完成海量的閱讀，可是他不斷聽到校方的新說法：這個月強調中文期刊的發表，下個月變成國際期刊更重要，再下個月又說要看代表作……他本打算慢工出細活，每年發兩篇論文，看到今年超過三分之一的淘汰率後，計劃變成了每月都要寫一篇。
發表在不同期刊上的論文得分也不一樣，一些學校的計分標準在不斷收緊。一位老師本碩博都畢業於國內某Top2高校，師出名門，原本對自己的產出很自信，如今卻發現自己跑不過文章“貶值”的速度了。四年前學校開始給期刊劃分ABC類，到今年這個標準又調了兩次。去年她投稿的期刊還算4分，今年發表時只剩1分了。“突然間我們跟菜市場買菜似的，我拿著10塊錢，昨天還能買一斤，今天發現只能買半斤了！”
她不再考慮論文有多大學術價值，寫完就立刻去投稿。每本刊對應多少分，這些數字她全記住了。對著那張計分表，她投完A類投B類，投完B類投C類。
拒稿很常見，等待反饋的週期也無比漫長。一位老師的同一篇論文兩年裡被拒了四五次；另一位老師按照學校要求投國際期刊，八個月後收到了初審意見，修改再投後，期刊不接受，他又要開始新一輪的投稿流程了。
陳竹做質化研究，需要在田野調查里長期沉浸，從開題到發表，一篇論文就要花兩年。不久她又遭遇了個人生活的重大變故，多重的困境讓她陷入抑鬱，“在那個階段很想去死”。
她總結這套規則對人的要求，就是要把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這個人為建構的指標遊戲中：你最好是單身、男性、不會生病、家裡不會出事、情緒穩定、工作效率高，不符合其中任何一項都很難跟上這場賽跑。她身邊很少有女同事敢在升到副教授前生孩子，為了留出時間完成指標，生育往往被推遲到35歲後。
她認識一位同行，那人每天6點起床，給自己做了很多張表：年計劃表、月計劃表、周計劃表、日程表……就連一天裡的每個小時都有規劃，嚴格據此執行。她覺得這是一個典型的未來勝出者的畫像。
但評判一項文科研究的標準畢竟是主觀的，以至於努力也不足以帶來安全感了。學術圈論壇“小木蟲”上的基金申請版常年被“散金帖”刷屏：申請到國家級課題也是一項硬指標，並部分決定著未來論文寫作的方向，但每年的入選率不到20%，於是總有老師發論壇幣申請祈福或還願，回帖就能得到一枚金幣，寓意沾了喜氣。一條題為“四戰青基終獲勝，散金8888祝賀！！！”的帖子得到了2084個回覆。
迷茫痛苦的日子裡，陳竹向一位朋友傾訴，對方推薦她去找一個唐山的算命先生，電話400塊一次，據說特別靈。算命先生是個盲人，他告訴她，眼下她還要經歷很長的低谷期，不過一年之後就會有轉機了。放下電話，她感到安慰，就在心裡想著再熬過一年，一切都會變好。
“詩和遠方的路費都很貴”
那次發表大獲成功後，陳鼕鼕轉向了熱門的區域國別研究，“我會有意識地去複製成功。”他沒接受過這方面的學術訓練，但很快發現這並不重要。關於這方面的經驗，另一位老師這樣向我們總結：“打磨文章指的是外觀要看起來很專業，細挖裡面是空的，其實關係不大的。”
陳鼕鼕意識到自己還有很多課要補，但不是學術基礎，而是“學術詞彙”——“就是以學術界都能理解的方式去說一件大家本來都明白的問題。”為此他看了不少論文，挑出其中“比較時髦”的詞彙，儲備了下來。
陳竹覺得在當下的環境裡，看重個人躍升的老師很容易慢慢滑向“論文的麥當勞化”。生產快餐有不少方法可循，比如把一篇好論文拆成很多篇“水文”，實現材料價值最大化；或者把前人已經得出的結論再驗證一遍，類似記者“稿子有了，找採訪物件做工具人，借別人的嘴說自己的話”。這些都能縮短週期，有助於在熱點競賽中勝出，但也同樣要費不少心血。
一位老師覺得“沒有人脈才需要追熱點”：很多期刊編輯直接收到的熟人投稿已經超過版面需要，不會再看投稿系統，部分期刊甚至和部分老師“混同一個圈子”，發表自然更簡單。
為了搭建人脈，Ann早在讀博時就學會了充分利用學術會議開展社交。她如今人在海外，自稱因種種經歷對學術圈“理想幻滅”，便放棄了應聘教職的軌道。但在那之前，為了增加發表量，她積極去開會，坐在靠前的位置，找人搭訕時，從圈內八卦慢慢過渡到學術話題，用這個辦法發表了七八篇文章。
送禮示好也很重要。一位自嘲人脈不廣的老師說有同行去哪兒開會都帶個箱子裝禮物，施華洛世奇的水晶首飾，不少同事都收到過，她沒有，“因為我毫無價值”。另一位老師調侃自己“沒做好”，舉例什麼才叫“做得好”：有同行記下所有大佬的生日，到日子就送個蛋糕。
對於那些不擅長社交的老師來說，參加學術會議是一種折磨。周傳雨自稱性格內向，很少去開會，可是線上的社交還得應付——期刊都有幾百人的微信群，哪位大佬獲了獎，群裡就點贊刷屏幾十頁。他心想自己不認識對方，也沒看過人家的研究，跟著點贊太虛偽了。但過幾分鐘，他又擔心起來，那位大佬會不會發現自己沒點贊？
他再也不想進這種群了，“會覺得成為自己討厭的那個人。”但很快，他意識到在一個衍生出隱性規則的環境裡，“堅持自我”是要付出代價的：他投稿給一家核心期刊，編輯要求他必須引用自家期刊發表過的文章，他拒絕了，那篇論文就真的沒能發表。
“我會等你，但市場不會等你，再等只會花更多的錢做同樣的事。”
“晉升的是你，輝煌的也是你，錢並沒有消失，只是換種方式存在，甚至帶來更多的錢。”
“星辰和大海都需要門票，詩和遠方的路費都很貴。”
失落的標準
陳鼕鼕知道自己的學者使命，他原本也不是為了參與這個遊戲才走上學術道路的。他知道一篇好論文的標準，是“要從在歷史上始終發揮作用的因素去解釋現象”，他關心文學與政治之間的互動，想把文學如何介入社會作為自己最重要的研究方向。
讀本科時，他曾經在經濟和文學之間徘徊過，最後還是投身文學研究，他相信“一個人如果讀過文學，即使在冷酷的、經濟計算的環境下也能保持同理心，社會進步是靠同理心推動的。”但現在，他更清楚的是，如果無法快速出成果，就很難在學術的評價體系中存活。
青年學者路星早在上大三時就把自己的研究方向想好了。他在縣城長大，從初中開始5點起床上自習，晚上9點才回家，繞著應試運轉的學校像個“考試工廠”。直到高中，他遇到了一位歷史老師，課堂上從此不再只有教科書，還會涉及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那位老師告訴路星，到了大學才能真正地學習歷史和政治，才能知道中學學習的侷限性。
上了大學，路星讀了人文社科專業，他開始瘋狂聽課和讀書，搜尋各個學科的導論讀物。為了旁聽西方社會思想史，他翹了專業課又從教室後門偷偷溜了進去，那節課講馬克斯·韋伯，老師寫了整整一黑板的板書來拆解那些概念和思想，現在他還記得字刻在黑板上的樣子，就是那天，他打算“一輩子就要幹這個。”
後來讀研讀博，他一直把韋伯的《以學術為業》當作自己內心的標準。那本書裡有這樣一段話：
你能夠承受年復一年看著那些平庸之輩爬到你頭上去，既不怨恨也無挫折感嗎？當然每一次他們都會回答說：“自然，我只為我的天職而活著。”但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極少數人能夠無動於衷地忍受這種事。
年輕學者的生涯是一場賭博。直到真正進入學術界，他親眼見證了“有人只是靠學術吃飯”。他們為期刊劃分等級，用發表平臺來衡量論文質量。有的同行忙著灌水追熱點，他看著他們一天天“浪費生命”，感慨“一個人能用來好好做學問的時間本來就只有三十來年”。
幾年前，他的專案申請通過了，同行群裡有人@他發賀詞，接著幾十位老師複製貼上，排隊恭喜。他知道在很多學校，專案是職稱晉升的必需品，一時很不高興，在群裡發：我把研究做好了，大家恭喜也罷了，我只是交了幾千字的申請書，還沒研究出什麼東西，有什麼好恭喜的？群裡沒人接話。
這兩年，他開始減少這樣直白的表達，為此常常剋制自己。他漸漸理解了很多人把學術看成一份可以賺錢的工作，但卻還是不想成為“很多人”，過去六年，他一直被相對純粹的小環境影響著：帶他入門的老師、院系幾十年遺留的傳統，至今還在抵抗那種浮躁的潮流。
一次系裡開會，領導提到學科評估和論文、專案指標，一位老教授提到了兩位已故前輩的名字，問大家：如果他們還在，就在這個現場，他們會怎麼講？他們的口頭禪是50歲之前不要寫文章，你沒有資格寫文章。
路星慶幸系裡還守著傳統：學者不在乎發多少論文，拿多少專案，沉下心來寫出有代表性的作品、對學科有貢獻才是畢生的追求。
但他也不得不承認，那兩位前輩生活在今天，可能也無法適應這個評價系統。
入職五年了，周傳雨投稿時仍然會糾結。他相信真正的好文章，四年才能寫一篇。讀博的時候，身邊的學者會花很多時間在細節上：標點、字號、一張圖用實線還是虛線、哪種顏色，還要考慮打印出來效果怎麼樣。導師總是對他講，你要好好改，以後這東西就跟著你一輩子了，你要問自己，以後好不好意思拿出去給人家看。
現在他想起這話，卻沒有辦法。他要花幾年磨一篇好文章，就必須接受自己的其他很多作品不完美，指標壓力下能用來打磨的時間太少了。
2017年夏天，在中國留學的美國人Cody曾做過一項研究，題目是北大教師如何應對聘任制改革。結束訪談後，他發現老師們內心的學術原則和他們的行動有時是相反的。
北大從2014年開始實行“非升即走”，並規定2017年後，老體制下的教師要想晉升，必須申請加入新的評價體系。面對這個新方案，一位人文專業的老師用詞很激烈：
“這套規則失敗得越快越好，越慘越好。”
“我絕對不願意做出改變。”
訪談到了最後，Cody問這位老師：您未來有什麼打算？
老師平靜了下來，說他會做出必要的妥協，申請加入新體制，以便升為正教授。“如果60歲還是副教授，你都不敢去開會。”
他又為自己的選擇做了補充：“等我當上了教授，就寫文章批評這個系統。”
選擇的自由
五個月前，路星沒能透過學校的篩選，被迫離開了。
這在本就不大的學術圈裡迅速成了一個符號：不同院系、甚至不同學校的老師都在和我們的接觸中提到了路星，說他是位正派、優秀的學者，為他的遭遇感到不公，並把這看作系統裡存在逆向淘汰的警告。
路星並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沒能透過評審，學校沒有給出正式的解釋。真正的同行評議和院系的評價結果都是好的，但到了學校這一層，他不知道評審們投票時內心的標準是什麼。
只是在回溯過去六年的工作時，會發現他的很多做法違反了“規則”：他不追求論文數量和發表的刊物，而是用十年寫完了一本幾十萬字的專著；他沒有投入精力在國際發表，認為自己的工作首先要服務於西學的知識積累，並圍繞自己的問題關切制定研究計劃。
因為害怕被淘汰，一些老師打算先留下來再安心做學術。但路星覺得，等拿到穩定教職，老師們已過了35歲，如果結婚生子，家庭會擠佔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更重要的是，紮實研究的能力一旦荒廢幾年，就很難再撿回來了。
陳鼕鼕還是想爭取留下來，他已經接受那個“投身文學”的想法不可能完全實現了。他不避諱自己決定做學術時的想法本就是複雜的，大學時他在一家研究機構實習，籌辦文化活動時，他感受到排程資源去辦成一件事的快樂。對於一個青年男性來說，他體會到了對於權力的“一點興趣”。
但現在他慢慢轉移了自己的價值寄託，“現在學術理想是次要的，教育理想是主要的。”他一週要開三門課，三分之二的時間用在教學上，上課讓他感到充實，也是他最珍惜的學術交流，“除了學生，我不相信我的論文還能找到這麼認真的讀者。”
他喜歡在課上講一些旁逸斜出的知識和思想。基礎課上，他也會講一些自己認為很重要的思想史內容，和那些為追熱點寫出的“一次性論文”不一樣，他覺得自己沒有在上“一次性課程”。
大一的學生還保持著好奇心，有時候，一些好奇的問題還挺浪漫的。有學生在晚上發給他一首詩，說自己被裡面的句子打動了，問其中一個意象是想表達什麼，自己理解得對不對。
過去三週，我們接觸的十幾位老師裡，一些人的心態變化和陳鼕鼕很像。一位老師說他最認同的自我定位早已不再是學者，而是一名老師。
但路星依然堅持自己要成為經得起時間檢驗的、研究上第一流的學者。拿到不再續聘的結果後，他花了一週的時間消化情緒，閉門不出，瘦了五斤，重新思考堅持這條道路是否值得。他還想過入職網際網路公司，那至少能早日財富自由，做點自己想做的事。但最後，是對過往近二十年學術生涯的回溯讓他下了決心，“還是想把自己一生託付給這個學科。”
有了穩定的教職，路星覺得自己比過去更自由了，可以安心做一些長線的研究。如果重來一次，他設想自己可能也不會改變什麼。“一個人寧願冒著走的風險，也選擇按自己的方式度過這六年，我覺得這個力量要比制度的力量大。”
離開一所學校的結果，隨著時間流逝，慢慢變得沒那麼重要了。他一再強調不要寫抨擊學校的話，“我只是想告訴你，一個年輕的人文學者的成長，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環境。”
他從前的辦公室外有兩棵銀杏樹，每到了秋天，一棵先黃一些，另一棵後黃一些，每年的10月31日，他都會發一條朋友圈：辦公室外有兩棵樹，一棵是銀杏，另一棵也是銀杏。他曾經以為可以永遠堅持這件小事，直到60歲都這麼發下去。今年的10月31日，他收到了前同事的一條微信，那是兩棵樹的照片：今年你不在了，我拍了兩張，希望你能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