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裔對於中文教育的“狂熱”和“超高要求”，更深層次上是新移民的身份認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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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荔閩 編輯｜Vicky Xiao

“媽媽，這是霞！”

舊金山的傍晚總是特別美麗，大片大片的橘紅色的雲彩出現天邊，層層疊疊，構成了這個城市一道絕美的風景線，而這也是很多遊客印象裡最深刻的加州。

Sophie 特別驚喜女兒會說出“霞”，因為這對於她來說，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女兒在美國出生和長大，英語才是孩子的母語，雖然 Sophie 一直非常注重女兒的中文學習，但是這麼多年下來，女兒的漢語水平也就是“一般般”，日常簡單的對話也就還行，那些稍微帶有點文化特色的詞彙基本沒怎麼學，更別說讀寫能力了。可以說，“霞”對於三年級的女兒來說是一個在漢語學習裡的高階中文詞彙，”難度大概可以對應一個普通的中國孩子在高中的英語詞彙”。

今天，整個矽谷地區大概生活著 63 萬左右的華裔，絕大多數的華人家庭會像 Sophie 一樣，讓自己的孩子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學中文，他們會把孩子送到附近的中文學校裡，也會選擇校內提供的中文課程，甚至還會有一些人會把孩子送去中文沉浸式學校，在那裡所有的課程都是用漢語教授的。

印小平是灣區一所中文學校的創始人，她的學校雖然去年才開張，但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就招到了180+ 的學生，年紀最小才剛剛 4 歲，“父母雙方都是中國人，在國內接受教育一直到大學，這一批人對於孩子中文教育程度的重視程度最高，他們是現在“中文推娃”最為中堅的力量。”

灣區家長的中文“推”娃

“馬上就要 6.18 了，京東免運費，大家趕緊買起來！”

“《故宮裡的大怪獸》開團，有沒有人一起走一波，大概 半個月左右到。”

“噹噹折扣碼三個，有需求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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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灣區媽媽的微信裡，從國內買中文書幾乎是隔一段時間就會有的需求，尤其是在國內的促銷季，群裡總是額外的活躍，家長們就開始拼各種各樣的書團，繪本、故事書、童話書、中文教材...... 由於反向海淘的物流總是不那麼給力，這也讓灣區家長們的購書充滿了“特色” —— 按公斤買書，10kg 起，20 kg 以上基本上是每個有娃家庭的“常態”了。

Lisa 常年潛伏在灣區各個海運的群裡，平常買的最多也是家裡孩子的學習用品。孩子 5、6 歲的時候，有一次她從國內買了 14 kg 的中文繪本，中間不知道出了什麼問題就是沒有寄到，她馬上又重新下單，前後折騰有快有 3 個多月 ，“其實更多的是我這個老母親買個安心，孩子真看過的沒有這麼多。”

而且只要一回國，Lisa 基本上都有半個行李箱都是從各個書店或者電商平臺裡賣的書，偶爾碰到朋友回國，偶爾也會讓幫忙捎上幾本。

除了購買各式各樣的中文繪本，中文故事書，很多家長會嚴格規定，在家必須說中文，不允許說英文。不過實際的狀況往往不盡如人意，幾個家庭聚會，都是華人，往往是家長們一旁講中文，而孩子們另一旁講英語。

在家自己教不來，如果再是雙職工家庭，夫妻雙方都很繁忙，絕大多數的矽谷父母都會傾向於把孩子送到中文學校，或者單獨請一箇中文輔導老師，由他們帶著孩子學中文。

但是，對於絕大多數的家長們來說，他們能夠“推”娃學中文的時間基本上有著一個非常嚴格的時間線。

首先是幼兒園到小學低年級，這幾乎是“推娃”最黃金的時光，這時候孩子課後時間還沒有那麼忙，也願意聽家長的想法，而且3 -12 歲本來也就是語言學習的黃金年齡。這個時候，家長們都會給孩子報中文課程，一週都能夠有 2-3 節的中文課，在家裡，日常的對話也是中文，平常閱讀也都是中文的繪本、故事書。

而到了小學高年級，甚至初中，往往是家長頭痛的開始，一方面他們必須見縫插針地在孩子非常繁忙的日程表裡塞下中文課；另外一方面還要安撫孩子的反抗情緒，繼續鼓勵他們繼續學習中文。

而到了高中，中文教育又變得重要起來，而這次主要是為了 AP 中文考試，家長們一般會讓孩子報一個補習班，主要是和應試相關的培訓，而當孩子在這場考試活動滿分了以後，從家長端出發”推”娃學中文才算是正式告一段落。

這一路之下不可謂不艱辛，能夠“推”完整個流程的家庭並不多。

在灣區絕大多數的中文學校，你都可以看到小學低年級的孩子幾乎能佔招生人數的一半以上，而孩子過了初中，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有孩子不再來了。

印小平就接過家長的電話，說要退學，原因是決定要讓孩子參加數學奧林匹克競賽，報了輔導班，時間實在排不開了，所以就不繼續學，還有一些家長會提出特殊要求，上課可不可以不露臉不開麥，因為孩子需要去上體育專案，一週得好幾次，只能在開車回家的路上上中文課。“未來孩子還是要走這邊的升學道路，那些標準就在那裡，無論是體育、音樂、數學、英語，哪個不比學中文重要”。

但絕大多數的家長都還會選擇繼續再堅持堅持，尤其孩子自己還願意上中文課的話，Charlene 家的大女兒已經高中了，但是她從未主動說過放棄，Charlene 就一直讓她上一對一的輔導課。

不過，更多的時候是孩子自己鬧著要放棄，畢竟這門語言幾乎在日常生活中都用不到，他們並不覺得粽子好吃，也不能夠理解為什麼過年就一定要穿紅色的衣服。“有些孩子會鬧脾氣，要父母取消中文課程，有些雖然不說什麼，但是每次去中文學校都會推三阻四。”

這個時候家長能做的就非常有限，“總不能都出了國，還要逼孩子吧。” Charlene 有些無奈。

去年，因為快手蛋哥在雪地裡唱費玉清《一剪梅》的影片在歐美爆紅，Youtube、TikoTok 上年輕人爭相翻唱，上傳影片，製作表情包，甚至還成為一句流行語，年輕人用來形容讓人沮喪的心情。

那段時間，她的幾個孩子追著她問什麼是“雪花飄飄、北風蕭蕭”，想要了解歌詞裡每句字詞的意思，正確地發音，於是家裡掀起了一波學中文熱潮。

但這波熱情很快就過去了，他們又奔向了下一個流行。

“其實國內的綜藝也能夠激發起孩子們的興趣，不過就是對於他們來說，難度上還是比較大。” Charlene 家的孩子很喜歡《中國好聲音》，音樂形式，更加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Charlene 希望未來學中文這件事情可以更多地和流行文化結合起來，這樣孩子的興趣提高了，學習中文這件事情自然就主動起來了。

中文學校的演變之路

雖然在學中文這件事情，不同年代的家長都是一樣的，但是在如何學習這件事情上，每一代家長都有著自己的“小算盤”。

Charlene 的第一個孩子上學的時候大概是 2008 年左右，那個時候市面上還沒有很多專業化的中文培訓機構，絕大多數的中文學校都是家長自發組織的，老師要麼是家長自己，或者是志願者，場地有時候就是租借附近學校的，“學費很低，大概就是付個場地費，以及教材的錢。”

但是 Charlene 很喜歡這個略有些“簡陋”的學校，“更像是一個華人的小社群”。每週末，孩子會來中文學校上半天的中文課，而大人們則在另一個教室上烹飪課，或者話話家常。節假日的時候，Charlene 所在的中文學校還會組織學生們以及家庭一起包粽子、鬧元宵，過新年。

但是提到孩子的中文學習，Charlene 承認幾乎學不到什麼，一學期下來生字認了也就 40-50 個，過一個暑假，又全部還給了老師。

不過，隨著越來越多的華人移民定居在矽谷，中文教育的選擇也變得越來越多。當 Charlene 為剛過小學不久的小女兒選擇中文補習的時候，市場上有非常多家中文學校，幾乎是每個校區附近就有一到兩家，還有一些特別專業化的中文教育機構，無論是師資還是教材上也有了顯著的提高。

這其中最為重要的標誌就是越來越多針對華人孩子的中文學習教材，例如《雙雙中文教材》、《馬立平中文》、暨南大學中文教材等等，它們滿足家長們對於中文教育的不同需求。

而到了這一兩年，家長對於孩子學中文的要求變得越來越高，其中最為重要的變化，第一就是不僅僅希望孩子會說，對於孩子的讀和寫的能力有更多的要求；第二就是學習中國文化，不僅要懂中文，更要懂背後的中國文化。

今天，你會聽到很多家長聊到“原汁原味”，孩子不能夠把漢語作為第二門外語來學習，要把漢語作為自己的母語。

Huan 是這個模式的支持者，“國內的家庭都在用真人外教學英語，我們怎麼就不能用國內同步的教材呢？”

Huan 的孩子在印小平所創立的中文學校，這是矽谷前幾家採用部編版教材的中文學校，部編版教材是國內小學使用的官方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雖然印小平和團隊做了一些調整，但是在難度上會比之前在中文學校的中文教材上了好幾個 Level。

“過去，我們總覺得這些我太難，但其實孩子是有無限潛力的，事實也證明了雖然他們生活在美國，也可以擁有像母語者一樣學習漢語。”印小平希望所有在他們中文學校的孩子能夠在小學階段以後完成大概 2000 左右的漢字學習，“這是一個我認識可以正向迴圈的底線，這樣孩子就可以讀懂大部分的中文書，接著自己一邊讀，一邊學習。”

而另一個受到矽谷家長喜歡的語言教材是“大語文”，這也是國內語文培訓行業這幾年比較流行的一個教學方式，強調的是理解背後更多的文化核心。例如他們講一首杜牧的《山行》，會先從詩人的所處的朝代開始，再講詩人的生平，然後再進入詩歌，甚至還會講這首詩的歷史地位等等。

Linghong 是國內一家機構的老師，2019 年的時候被公司委派到給灣區，給當地的孩子們教授大語文，在她看來“一些家長想得更長遠，尤其是如果哪天孩子要回到中國發展，這樣學中文可以幫他們更好地融入中國的社會。”

2020 年，因為新冠疫情的關係，越來越多的家庭轉向線上學習，很多矽谷家庭以“VIPKid 學英語的模式”在學中文，1 對 1，國內專業師範院校畢業的中文老師。

Huan 身邊有不少家庭疫情期間就選擇了國內這些線上中文教學 1 對 1 平臺，這些平臺最大的優勢是定製化，之前線下中文學校都是大班，一個班級裡至少有 20 個人，老師無法兼顧每個孩子的要求，而國內這些平臺提供了更加靈活的時間，也能夠根據孩子的情況，提供更加專業的輔導。

Huan 身邊的一些家長會專門在平臺上找老師幫忙輔導孩子作文寫作，因為在矽谷的中文學校裡，寫作練習基本上是很少，教學的目標主要也以聽說為主，閱讀和寫作基本上得到高年級才可以開始。因此國內這些平臺都會專門把閱讀和寫作作為主打特色，吸引灣區的家長。“身邊的家長反饋還是很好的，我看他們在朋友圈裡積極地分享。” Huan 說到。

“新的平臺進來，對於灣區的中文教育市場衝擊還是很大的”，作為一個業內人士，印小平發現很多業內主打“課後託管”的中文學校都陷入了困境，她自己學校附近也就 10 分鐘車程的一所老牌中文學校就宣佈無限期停止對外招生。

確實，疫情讓家長和孩子一起“困”在家裡，不再需要額外的“託管”了，這讓家長在挑選中文教育服務的時候，更加關注起本身的“教育”功能。師資、教材、教學質量...... 國內這些平臺幾乎很快地滿足了家長們在這些方面的訴求。不僅如此，國內平臺還開始了許多“價格戰”，不少產品都有促銷和推廣，“買課時贈課時” ，這也讓越來越多的灣區家長開始轉戰國內這些中文教育平臺。

“不過疫情結束之後，部分學生還是會迴流到線下，”印小平說到，“線下一些中文學校有日託的作用，這是不能夠被取代的。”

尋找身份認同

從大兒子的教育，再到小女兒的中文學習，中間隔了將近 7-8 年，而 Charlene 能夠明顯到在矽谷，中文教育變得越來越迫切起來。

印小平也有類似的感受，她覺得和新一代移民的成長經歷密切相關，“我們是 08 年以後才移民到美國的，與之前的一代移民不同的是，我是親身經歷和見證了中國這幾年飛速的發展和變化的。從內心裡，我對於中國的語言和文化有更多的自信。”

這和許多灣區 85 後父母的感受差不多，Tian 更是每年寒暑假都一定要帶孩子回中國看看，希望讓孩子看看中國的發展，這幾年下來，孩子既去過中國的大城市，也去過很多西南的小村莊，連孩子自己都會感嘆說：“喜歡中國的大超市、大酒店，每年回去都有很多變化。”

與中國發展相對應的是美國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尤其是在這幾年，亞裔在美國備受排斥，這也讓一些家長開始擔憂起孩子的未來。

例如許多華人所在地加州，這幾年一直在推行新的法案，放大族裔參考因素在大學錄取時的影響，同時加州大學聯盟也宣佈要取消標準化考試在大學錄取過程裡的作用，這對很多亞裔的孩子來說，並不是一個好訊息。無論是學中文，還是彈鋼琴、學繪畫、掌握其他的技能，家長們迫不及待想要尋找“標準化考試”的替代品，讓孩子能夠在申請大學的時候繼續保有優勢。

印小平有一段時間關注了小花生網，這個類似於 BBS 的論壇上集中了很多北上廣深的家長，讓她最為深刻印象的是，榜上的家長對於國外小學低年級的孩子應該讀哪些英文書籍甚至比她還要清楚，家長們甚至還會作對比，“比我這個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人還要清楚。”

確實我們可以從各個平臺上看到許多中國家長對於孩子英語能力的重視，一些孩子小學的英文水平都可以直接去考大學的四六級，這對於很多灣區的家長來說這都是刺激，Linghong 說要求孩子學大語文裡很大的一波是清北的家長，他們對於孩子有著很高的要求，甚至會特地強調“要讓孩子像國內學英文那樣學中文”。

其實，不僅僅是中國家庭的孩子，這幾年中文的學習在矽谷的其他族裔裡也非常普遍，在灣區很多學校都有中文專案，課堂上你還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國家的孩子。甚至有一些家長甚至會聯合起來寫信給校區，要求額外增加中文課程，現在在灣區，中文已經超過法語成為很多孩子想要選擇的第二外語。“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學會中文，對於他們的未來工作和發展可能會有幫助。”

Linghong 在全球好幾個國家都教授過中文，雖然她對於這些功利性的目的也頗有微詞，例如她有時候也會說：“其實矽谷的家長和海淀的家長都還蠻像的，都在“雞娃”。” 但是她也能夠理解，大家都會希望孩子未來能夠有更多的選擇和機會。

但在她看來，華裔對於中文教育的“狂熱”和“超高要求”，更深層次上是新移民的身份認同問題。用很多家長的話來說，“獲得一種身份上的自洽。”。

過去她所接觸到的學生中，很多家長都在擔心孩子的未來。最近這幾年有不少的報道關於華裔二代的困境，三年前，一篇《Do not immigrate to America, your kids will suffer》的文章就引發起了很多二代華人的共鳴。而這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需要更加正確地面對自己的華人身份。

林嘉燕是伯克利大學的一名學生，她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中文學校：ABC 的自我鬥爭》，也說到：“我們迷失在兩個身份之間，找不到路，而我們學中文的目的是為了救自己。”

其實，學中文這個行為並不是說一定要怎麼樣，也如林嘉燕所說的那樣，開闊一個新的角度，在美國的價值觀體系之外，也許還有一個新的世界。而它可以幫助人們對“華裔”的身份有更清晰的認知，或者說更加了解“自己”的歷史，知道自己從哪裡來的。

我問印小平，“您什麼時候會覺得孩子的中文能力您滿意了？”

“等他們可以讀懂金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