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凡，媽媽跟你說實話，我們是一個很普通的家庭，爸爸媽媽沒有任何背景，我們也沒有任何關係，我們就指望你，透過高考鯉魚躍龍門了。”

“一個暑假我給你報個補習班，原指望你好好學習成績能上去，結果呢，斷崖式地下滑，你對得起我嗎？你為什麼一點不隨媽媽？”

看過電視劇《小歡喜》的觀眾都知道，這兩句都是該影視劇中的經典臺詞。為了孩子的教育問題，大人真是絞盡了腦汁，費盡了心血，可這結果如何，還得由孩子本人來決定。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這兩句話應該是中國人最為耳熟能詳的口頭語之二了。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普通家庭對於孩子教育問題的重視程度一日深似一日，為了能讓下一代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哪怕是家長心目中“更好的教育”，他們能做出各種令人瞠目結舌的事情來。

“港深跨境學童”，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的群體。

什麼是“跨境學童”？其實這是大家對時下選擇某一種就學方式的學齡兒童的稱呼，具體來說，這是一群生活在深圳而在香港就學的孩子。

具體產生時間要追溯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當時的深圳遠沒有現在繁華，人口少，而與之毗鄰的香港人數眾多而資源充足，隨著人口流動和發展，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增多，兩地之間聯姻進而組建家庭的情況也增加，於是產生了所謂“單非”和“雙非”的家庭，顧名思義，是指“一方不是中國香港人或雙方都不是中國香港人”。

由於對岸更加優質的資源，很多人選擇到香港產子，這些孩子在香港出生，拿著香港的身份證，卻居住在深圳，幾年之後，孩子上學成了急需解決的問題，這些在內地工作或生活的家長認為香港的就學環境和教育更為優質，於是便讓孩子在香港就讀，而生活依舊在深圳。

然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深圳還是一個小漁村，短短几年間，這個年輕的城市發展成為了國際化的大都市，當年僅有一小批的跨境學童，如今也擴大成為非常龐大的群體，他們的生活又變成什麼樣了呢？

“朝六晚六”，往返於兩個城市之間，早上六點起床，七點準時到達口岸，被送往香港的學校，經過一天的學習，晚上五點從香港返回深圳。

天天如此。

對於家長來說，一天的生活則是從清晨五點半開始的，做早餐、送孩子、接孩子，這些工作在日復一日中成為了鐵一般的秩序，送孩子出關之後，才能開始忙自己的事情。這樣的生活，每位跨境學童的家長都要接受。

相對年長一些的孩子，可以獨自透過保姆車的方式，與同樣是跨境學童的小夥伴們一起往返於家和學校之間，但年紀較小的孩子，則需要家長一路陪同，將他們送到學校。

出入關需要耗費很長的時間，為了儲存體力，這些孩子的家長通常會選擇在香港打份義工，或者在香港的商場閒逛，直到等回放學的孩子。

這些孩子每天平均上下學時間是四個多小時，為了節省時間，有些家長乾脆在福田口岸附近買起了房子，也就是所謂的“學區房”，唯一不同的是，房子在這一邊，而學校，在深圳河的對岸。

這是疫情之前，跨境學童的生活，複雜，但還算井然有序。直到疫情打破了這樣的平衡。

疫情期間，香港學校對內地學生採取網路授課的方式。一間教室，一邊是攝像頭，一邊是香港的學生，老師站在中間。

長期不能返回學校，網路授課的形式以及疫情發展的形勢，讓這些跨境學童的學習受到了嚴重影響，不能跟香港的學生保持同樣的學習效率，甚至家長不盯著，就總會開小差。

求學受到了阻礙，不少家長開始考慮讓孩子回到深圳來讀書，俗稱“迴流”。但想要回來，並不是那麼容易，這場疫情加速了學生的迴流，也加速了學區房的漲價。

有資料顯示，拿福田口岸的皇崗舉例，此地一度出現搶購學區房“熱潮”，好的學區房普遍漲價了10%～15%。頭天看一套學區房760萬，第二天就漲到了800多萬。

並不是每個家庭，都承擔得起這個成本。

自2003年港澳自由行開始，到2013年香港實施“零雙非”政策，十年間，有超過20萬的內地孩子在香港降生。這當中，有超過3萬名學童每天湧入口岸，跨境入學。

而“零雙非”的政策則表明，跨境學童即將成為歷史，最後一批跨境通學童，會在幾年後徹底消失。

二、跨境學童”之殤

家長“賺錢在香港，花錢在深圳”，孩子享受更優質的教育，這是跨境學童為什麼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能夠享受所謂的更好教育，是所有理由中，看起來最為正當的一個。

那麼，對於跨境學童本人而言，他們又是否享受這種生活呢？

知乎論壇網友，一名網友以自身求學經歷為例，打開了“跨境學童”生活的冰山一角。

這位網友自稱是最早一批跨境學童，父親是中國香港人，2006年讀小學，每天從家門口乘坐保姆車到羅湖口岸去香港上學，放學再回家。對於他來說，到香港就讀似乎並不是一件特別令人開心的事情。

“一道關卡，兩種語言，兩種生活”，每一個跨境學童都在經歷這些，而比語言更為難搞的，是內地與香港之間兩種文化的巨大差距。

網友回憶，他小學一年級第一次上英語課的時候，老師讓每一位同學寫下自己的中文名和英文名，而他這種“幼稚園沒在香港讀過的”，不知道老師所謂的英文名是指什麼，導致沒能完成任務被老師批評。

其次，是生活方面的各種細節帶來的困擾，他的普通話永遠說得比粵語要好，在學校是不可能講普通話的，這些也會使他有意無意受到周圍同學的排斥。內地與香港的差距，有時僅僅體現在日常用品上，他的書包、文具，永遠比香港同學的更為“土氣”，這種自卑感一直讓他到現在都記憶猶新。

他沒有香港本地聯絡的通訊號，沒有要好的香港本地同學，但大家約好去哪裡玩耍時，他永遠要為趕時間回家而無奈錯過，這種不合群不是出自本人的意願，但不得不成為橫亙在他與香港環境中的一道坎。

跨境學童來到香港，自然是為了學習。但每日的奔波和辛苦，其實並不利於學生的學習。

“兩岸的教材和學習模式根本就是天差地別，連高考的考試製度都不一樣，怎麼學？但如果在香港補習，週一至五大課通常是晚上七、八點才開始上，跨境回家又是個麻煩……我沒覺得自己學到了什麼。”

香港同學不懂內地同學的梗，內地同學融入不了粵語的生活環境，就連學習，也只能抓緊在學校的時間，回家之後，甚至想補習，都沒有地方。

這是20萬跨境學童都面臨的窘境，在最初，可能更為嚴重。

“我對我現在的班級並沒有太多的融入感，如果讓我自己來做選擇，我不會到香港去。”

一個小姑娘如是說。

三、是教育，也是江湖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不管是什麼階層，想要讓下一代享受更優質的生活，是所有父母的心願。住在深圳的普通人尚且如此，明星就更是如此。

同樣是香港，但教育資源仍然有高低之別。

劉愷威和楊冪的女兒“小糯米”，如今到了就學的年齡，據媒體爆料，她就讀的幼兒園，只有家長和孩子都通過了面試，才能夠獲得上學的資格，學費自然也不會便宜，一年二十萬左右。

而張柏芝為了讓兒子得到最好的教育，將孩子送進了一所私立獨立的國際學校，全年學費為114500港幣，即人民幣78萬餘元，這還只是學費，這些就讀學生非富即貴的學校，每年還有高昂的學雜費和各種其他開支，加起來早已超過了百萬。

最誇張的似乎是趙薇，她為了讓女兒小四月接受更好的教育移居住到了香港，還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買了三座學區房，花費超1.5億。

有錢人瞄準的視野，遠遠不止香港。為了讓孩子接受優質的教育，明星移居的移居，陪讀的陪讀。比如田亮，他的女兒所就讀的學校，只招生非中國籍的學生，這家幼兒園有著純英文的教學環境，學費從6.6萬到16.8萬每年遞增。

能夠看出來的是，不管是明星還是普通人，只要還有一分能力在，作為家長，都在想盡各種辦法，讓自己的孩子贏在起跑線上。李湘花費重金將女兒送進國際學校，陳小春將Jasper送進香港知名國際學校，李小璐將女兒送進貴族學校等等，這些例子都能反映出“教育”這片江湖的腥風血雨。

結語

我們必須承認，對於教育質量的關心，再如何熱切都不為過，但我們同樣要思考，難道為了教育瘋狂砸錢，枉顧孩子的接受與否與家庭條件，就是對的麼？

高曉松曾在《奇葩說》中講到，名校是鎮國重器，教育是為了讓世界相信真理。董仲蠡在《教育的意義》演講中也說，“曾經我們說讀書無用，才學與財富不成正比，造就了這個社會浮躁的狀態。然而什麼都可以浮躁，唯獨教育不可以！”

這些話，與其說是在強調教育的重要，不如說，是在強調知識和信仰的重要性。

什麼是教育？

一首寫在民國時期的幼兒園校歌這樣寫道：

“生活兮教育，我們生命唯一之伴侶，為汝勤力，不分旦夕，為汝馳驅，不顧險夷，人生意義在利他，他利己亦利，生命兮教育。淳樸兮孩子，未來世界好壞之主體，渾然心地，不知害利，樂哉遊戲，不計非是，社會價值在沒我，沒我以利人，先利小孩子。”

教育的本質，在於傳承，讓人明辨是非，明白人之所以為人的關鍵，在於教化，其本質與物慾和金錢其實是全然相悖的。

孔子教化弟子三千，並不看中束脩，即便在教育逐漸壟斷的當代，教育普及程度依然做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進步。每年靠勤勉讀書考上名校的學生中，固然有精英之後，但未嘗沒有貧寒子弟。

要追求更優質的教育可以理解，但在盲目之前，我們是否應該設定一條界限？這是值得所有跨境學童的家長去反思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