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日本曾接觸過不少中國人家長，他們的孩子在學齡前就來到了日本。學齡前的孩子在文化習得等社會化的各個方面幾乎還是一張白紙。在這種情況下，家長作為一個生長在中國、成人之後來到日本的中國人，基本都不希望孩子在文化上完全被日本化，而是希望孩子這一代也能夠留住中國文化的根。但畢竟孩子要在以日本人為主的幼兒園裡成長，要在日語環境的社會中生活。周圍的環境與家長的願望形成張力，兩種文化和認同在孩子身上形成拉鋸態勢。

比如，一位2004年來日、從事物流職業的36歲中國人母親對筆者說，她對“如何讓孩子既能夠很好地融入日本社會，又能很好地理解中國的文化”的問題感到困惑，覺得這個平衡很難把握。她經常會聽到周圍的一些中國朋友的孩子說自己是日本人，甚至有些孩子長大以後和自己的父母說，“你們是中國人，你不會理解我的感受”，因此她總覺得孩子小的時候應該注意些什麼，才不至於長大後會和父母產生這樣的隔閡。而一位2014年來日的35歲中國人母親則說，她的孩子剛2歲10個月，因為還沒有上學，她很迷茫是應該鼓勵和引導孩子努力去找日本小朋友做朋友，融入日本社會，還是應該和中國人孩子抱團在一起。

而對於在中國接受過一段時間的教育、在母國的文化中成長到一定階段的中小學生而言，他們中的不少已經形成了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和思維習慣，因此在面對日本人、日本文化和日本社會時，如何相處、如何融入的問題對於他們而言就顯得更加突出。

在國內小學六年級讀了一半，於2018年4月來日在豐川小學上五年級的耿景博，對筆者斬釘截鐵地說，他在日本這邊，“在學校的朋友是0”，而能與他交流的朋友都聚集在他家所在的一所公寓大樓裡。

耿景博住在公寓大樓的505室。他為筆者數了一下他的朋友：

1、王浩宇，小學2年級，805室

2、黃景文，小學2年級，504室

3、王什麼，女，小學2年級，905室，耿景博不知道她的名字

4、果果，女，小學5年級，207室，耿景博只知道她的小名

5、許雲聰，小學3年級，1202室

其中，果果在日本小學上三年級的時候被欺負，四年級的時候回國了，但是五年級時又回到了日本的同一個學校。耿景博和這些朋友也在同一所小學上學。之所以他們能成為耿景博的朋友，耿景博說主要是因為“他們中文說得好，思維很高”。在這棟公寓大樓裡，還有上幼兒園的、中學的，或者小學1-2年級的中國人孩子，但由於與耿景博不處於同一個年齡層，或因為中國話說不好，耿景博就和他們玩不到一起去。耿景博明確地說，他不與同樓的日本小孩相處，這些日本小孩也不與他同校。

在訪談時，區政府安排耿景博每週二、週五第5-6節課，到另一所叫做“西原小學”的學校上專門給外國人補習日語的課程。此外，耿景博每週會在週日10:10-12:10在大樓公寓的705室學畫畫，中午一直可以畫到12:30，一個班有7個人。除了許雲聰，和他要好的一棟樓裡的朋友也都在那裡畫。

在2018年9月，平日裡耿景博每天放學後都要到筆者所在的輔導塾裡接受課業輔導。藉此機會，筆者也跟蹤記錄了一些他向筆者所述的學校經歷。

2018年9月4日，星期二。第一、五、六節是綜合課，日本的同學都要為9月11日-14日即將舉行的名為“巖井自然體驗教室”的集體出遊研修活動排練節目，但耿景博要去西原小學上日語補習課。耿景博是如此表達他對參加集體出遊研修的牴觸情緒的：

“他們排練是去玩兒，我才不去呢。我那天就揹著書包、裝著書去，之後他們肯定把我弄回來，因為我沒帶東西。那天我就不去就OK了。不去不去就不去，腦瓜疼腦瓜疼。這個不用交錢，關鍵是我不想跟他們去。日本同學，我才不跟他們去呢。這是全校一起去。一個班級在一起，找不到能說話的人。我們班高千宸，就是那個中國人不會說中國話，跟我關係還可以。（指著名單上的名字挨個說）傻子、傻子、傻子、傻子。你知道嗎，我是實在不想去，關鍵是我跟那些日本同學根本玩不到一起去。我是真的不敢去，再說那幫日本人兔崽子把我拉到屋裡暴揍一頓咋整。全校遠足還行，我就是不喜歡這4天。這4天我要休息、我要休息。我要回家睡大覺。不去不去我不去。只要我4天不去，就等於6天不去（後兩天是週六、週日），我就可以休息6天了。”

在耿景博表達他的情緒的同時，同是筆者所在輔導塾的學生張賀也補充了他與日本同學共同參加集體外出研修活動的經歷：

“去了會很累，那些日本同學晚上根本不會睡覺。我睡覺之後半夜2點鐘被吵醒了，他們拿枕頭扔我，把枕頭到處扔。老師來查房，他們立馬裝睡覺。兩邊臥鋪，相互扔。他睡不著，就我睡著了。入浴根本不帶洗澡的，就是互相潑水。”

9月10日，星期一。耿景博再次向筆者表明他對參加“巖井自然體驗教室”的抵制，並且因為時間漸進而情緒更加激烈：

“我拒絕參加明天的巖井自然體驗教室。要是去的話，按組來住，5個人晚上睡在一個房間，其中4個人都是‘傻子’（輕蔑的語氣）。”

耿景博之所以如此抵制和日本同學集體出遊研修，與他和日本同學平時就形成的並不友好的交往關係有很大關聯。他向筆者進一步解釋說：

“那些人（指日本同學）和我關係不好，欺負我的不是一個，是一群人，群毆我一個。垃圾、下流、無恥、卑鄙！他們都處了幾年了。我不願意去和他們一起，因為他們都是‘傻子’、‘瘋子’，我怕他們揍我。跟班主任說也沒用，班主任也不會去打他們，教育他們也沒有用，他們都是厚臉皮。他們平時看都不看我一眼，然後斜著眼睛一副瞧不起的樣子，說：何をしてるかコウケイハク！コウケイハクはバカ！（耿景博你在幹啥！耿景博你個笨蛋！）他們還說了很多我聽不懂，還有人用我的名字唱歌。我這麼出名了，已經！他們還懟我的肚子，飛我的帽子。我什麼都沒做！垃圾下流無恥的日本人，絕對的下流無恥。”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同學都欺負耿景博。比如他總提到的高千宸，就是他口中的“好人”：“好人沒有給我分到一個組啊。就一個男的是好人，很正經的，他就和我一樣。”不過雖然高千宸不欺負耿景博，他們的關係也並不算親密：“他沒有在學校受欺負，也不保護我。他只和日本人說話，不跟我說話。我跟他說他也不懂，他雖然是中國人但是不會說中國話。他對我也不算那麼好，不是太那麼真實的朋友。我們只是在一塊玩兒，最近也沒跟他玩了。”可即便是如此，耿景博仍然說“高千宸是我最好的朋友”。

耿景博有時會落寞地對筆者說：“現在很想回國。要是不來日本，我都應該上初一了。”但是這也僅僅是他在學校遭受到種種不愉快之後所表達出來的單純願望而已。他的父母並不能詳細瞭解他的處境和感受，也不會因此而將他送回國內，相反是鼓勵耿景博振作起來，積極參與日本學校的集體活動，期盼他早日融入到日本同學中去。9月11日就是活動的開始日，下發的行程安排明確寫著：「當日、急に參加できなくなった場合は、7:10までに學校に連絡をすること。」（若當天突然無法參加活動，請於7：10之前與學校聯絡）並留下了電話號碼，並被特別用框子框起來，說明很重要。9月10日，筆者和同在一個輔導塾的老師在微信裡把耿景博不想參加的意思告訴家長，耿景博母親極力想讓耿景博參加那個活動，說要融入日本小朋友。輔導塾裡一位從小在日本長大的中國人老師對耿景博說：“就算你不去，也需要明天聯絡一下學校，不然大家都會等你一個人的。”但耿景博說，他不知道這些打電話請假的時候怎麼用日語說。雖然萬般地不情願，耿景博最終還是在第二天參加了學校的集體活動。

而對於中國人中學生而言，他們也對日本同學，特別是男生的粗野觀感也特別強烈。比如，在日本中學上初一的李成東就關注到，日本男生之間聊涉性的成人話題，同班同學相互說fuck you，“互相罵挺多的，老師也不管。可能他們都習慣了”。中午同學們會全體在教室裡吃午飯，就近6個人挪動桌椅拼成一個大桌，李成東那桌有3個女生。不論是在日本男生聊天時，還是在中午與女生共同進餐，李成東的表現都是“不說話”。

又如，身材肥胖也能成為被同學們欺負的理由之一。東北人張賀在日本的中學讀初三，身材很胖。他說在東北，胖子給人的感覺是很和藹的，越胖就讓人感覺越和藹、越搞笑，但不會被嘲笑。而在日本這個學校，年級裡至少每個班有3個人，整天對他喊：“デブ、死ね”（胖子，去死）、fuck you man。同校但低一個年級的藤江王暉說，他下課去找張賀拿資料、借書，都會看到日本同學在打張賀，而且是拿椅子出來打，“就是拿凳子出來玩，在那裡頂”。與耿景博同樣，張賀也說他什麼都沒幹，日本同學就那樣對他，而且他判斷日本同學是在故意惹事。那些日本同學內部也是，看到胖子每天也要喊：デブ、デブ、デブ。罵張賀的一般都是張賀認識的人。他說，先是在初二年級的那個班有幾個說他デブ。後來到了初三，換了班級，那幾個人到了另外的班，又跟其他人說他デブ。所以現在每個班都有人這麼說他。因為這些罵他的日本同學，張賀知道了很多關於“胖子”、“瘦子”（比如ガリガリ）的日語詞。這些日本同學會叫他過去，然後喊他胖子，把他壓在下面。不過張賀說，這些同學都是和他關係還可以的日本人。也有同學趁他被壓在下面的時候，打他腦袋。或者把他叫出去玩，直接抱他的腳把他摔在地上。張賀評價同學對他所做的這些行為，並不算是“欺負”他。包括有個身材很小的同學，在張賀走在路上的時候，衝過去騎在他背上，這樣的行為張賀說那也應該只是玩。張賀反映，這個身材很小的日本同學“就騎中國人，包括三年B組的另一箇中國人”。他不敢騎同班的藤江王譽，因為藤江王譽很壯，會把他直接摔出去。張賀說他也能把這個同學摔出去，但是他說老師不讓他摔，也不讓他打人。

從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對於一些趨近於暴力的行為，在外人看來十分近似於“欺負”，但張賀卻透過他自己對於人際關係的微妙體會做出獨自的判斷，並不將這些行為定義為“欺負”。對於同學喊他デブ的事情，卻往往成為讓他在學校經常感到不開心的事情之一。他認為，這種叫喊“不是開玩笑，而是刻意的”。他還能感覺有些日本同學對中國人有歧視心理：“對中國人有歧視的那個日本人，會在上課的時候朝我扔橡皮屑，我也扔他。用橡皮屑扔我的日本人有4個，坐在我周圍的，男女都有。”當然，這種被歧視感僅僅屬於張賀個人，並不意味著日本同學真有此心理。班上雖然還有韓國話都快忘了的韓國人，以及不會說英語的日美混血，但像張賀這樣日語不好的中國人仍然在日本人同學的人群中顯得特殊。張賀對筆者說，坐在藤江王譽前面那個日本同學討厭中國人。但一旁的藤江王譽立刻迴應：“誰說的？”，表明他對張賀說法的不認同。張賀對藤江王譽說，這是那個日本人自己說的，“在初二年級的時候曾經對我說了800遍他討厭中國人”。藤江王譽說：“然後你討厭日本人？”張賀說：“對。他每天用蹩腳的日式英語發音，在我周圍假裝看不到我地轉圈說：I don’t like Chinese。”接著張賀還說，他就說過一次“廣島、長崎，bomb”，就有一些同學不理他。他說坐在藤江王譽前面那個同學說過“中國人死ね”（中國人去死）這句話，但藤江王譽說“可是我沒聽見”，張賀補充說“是初二年級的時候”，試圖讓藤江王譽也與他產生共同記憶，但是藤江王譽說“我真的沒聽見，可能只是針對你”。在班上，藤江王譽給大家的感受是積極上進、努力學習的好學生，但張賀“平時都會趴在桌上睡”，也從來沒有去參加下午課後的部活動。他的學習成績也不佳，遇到不會的題目就會去問藤江王譽。張賀和藤江王譽不同的形象和不同的精神氣質，都會造成日本同學與他們兩人交往方式的不同，也會讓他們形成對日本同學的不同印象。

張賀說，在日本這邊上學，有一種沒意思的感覺。他很懷念在中國上學的感覺。他說在中國的初中畢業的時候，大家都把自己偷偷拍的照片發出來（中國學校也不讓帶手機，還是有人偷偷帶），做成電子相簿。來到日本的他時常會比較懷舊，會去看那些照片、校歌的影片，以表達對那段時光的懷念。在筆者訪談時，他會欣然讓筆者觀看他的那些舊照片、舊影片，為筆者介紹他曾經擁有的鐵哥們兒、好夥伴。筆者能夠感受到，來到日本的他心中有一種強烈的喪失感，因為他在日本的家庭和學校生活中都還沒有找到能夠讓他重建價值認同和意義的空間。

相比於張賀在日本所深感的落寞與被動，藤江王暉與藤江王譽兄弟倆則積極主動許多。他們也會遭遇到來自同學的不友好行為，但是這些不友好行為並沒有對他們的自尊構成威脅，相反他們的回擊對這些不友好的同學形成了有效的反制力。比如初二的藤江王暉說，有一次多個日本同學躲在牆角，把腳伸出來想絆倒他，他就直接踩在他們的腳上，“我沒摔，他們腳疼死了，以後就不敢找我的麻煩了”。他還說，他參加的籃球部有一個同學討厭中國人，打籃球也喜歡朝他身上頂，不過這個同學頂不過他。初三的藤江王譽也曾參加籃球部活動。雖然初三第一學期結束之後就已經退役，但他還是還是記得一件當他剛剛進入日本的這所中學讀初二的時候，在籃球部活動彙總發生的事情：有一個同學惹他，總是一隻手隔5秒拍他一次，最後他抓住這個同學的手一扯，把這個同學的衣服釦子扯掉了，“我跟他說對不起，他就跑了，可能被我嚇到了”。

藤江王譽說，日本的同學和國內的同學一樣，都會追著他問為什麼考這麼好。藤江王譽的英語、數學、理科很好。在國內時，同學會問他，有沒有回去偷偷學。日本的同學也會問他為什麼剛來兩個月英語就這麼好，其實他英語一直都很好。由於學習成績表現突出，不論是初二時集體課外學習去鎌倉（當天回）、修學旅行去靜岡縣伊豆半島的下田（3天2夜），還是初三時修學旅行去京都（3天2夜），他都能在每次活動中積極參與，與同學共同完成活動的組織工作。

然而，他仍然覺得在中國更開心，他很懷念放學和同學們一起去打球的日子。雖然他在日本也加入了學校的籃球部活動，但是仍然會出現被他定義為“被欺負”的事情發生。當然，發生在他身上的“被欺負”事件的性質不同於張賀所定義的“被欺負”事件。如果說張賀的“被欺負”更多是由於張賀的遲緩、肥胖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懦弱，那麼藤江王譽所定義的“被欺負”則更多是由於他所表現出的強大。藤江王譽說，部活動的成員中，他是最後加入的，老成員“看見我就一直欺負我”：

“看我長得高，但是投籃都不往我這邊傳。我每次去守他們，他們就傳走，就不跟我玩的樣子。我就不想上去打了。我一米七一，他們最高的有比我高，但是很少有上去打的。我上初二的時候，上去打的都是初一的，比我矮。初二的幾個，我問他們要不要一起去，他們都說‘不去、不去’，也有幾個只是心情好才會去一下，後來我也不想去了。”

指導籃球部活動的老師，是他們的英語老師。有的同學上英語課很配合那個老師，但是部活動的時候卻很討厭那個老師。他們也會和其他學校打籃球比賽。藤江王譽剛去的時候有比賽，後來比賽都在週六、週日，他就不想去了。暑假期間剛來日本的藤江王譽去跟老師報到，然後去部活動體驗。那個時候他天天去部活動，然而去打比賽的時候卻沒讓他上，因為他剛來。剛比賽的時候要熱身，會去長跑、進行投籃訓練，前面他也參與訓練了半天，結果就讓他在一旁看著別的同學打比賽，這讓他心裡很難過。中場休息，他們要全部站起來一下，表示尊敬，裁判也要站起來，等中場休息的隊員到看臺來說幾句話，結束之後再坐下。那時他都聽不懂，其他同學都站起來而他坐著，其他同學都坐下來而他站著。也沒人提醒他，他們都是一起站、一起坐。藤江王譽說，部活動裡面沒有照顧他的人，相反班上會有幾個男女同學特別熱心，會相互借東西，或者用英語與他聊天。

在日本中學上初一的肖瑞原本對日語很感興趣，但在真正進入日語的學習環境之後，卻又因為語言問題而深感被日本同學孤立了。在課堂上，他什麼也聽不懂，連應該看什麼東西都不知道。區政府也沒有為他安排翻譯老師。在日本開始上學前，肖瑞聽說日本學校作業少，後來發現是真的少。他甚至一開始以為什麼作業都沒有，因為老師不會特別跟他講作業是什麼。當時老師下發了學習計劃記錄本，他也不知道怎麼填。他問他母親，母親也不知道。後來他才摸索出來，原來每次講課的內容都自動可以對應當天的作業。初一的夏學期（4-7月），他就這麼糊塗地過去了。結果期末要交作業了，所有人都叫肖瑞交作業，他就很困惑，感到很奇怪：“怎麼你們都寫了作業，明明沒有佈置作業啊！”上體育課，他也不知道要帶“たいいくき”，因為聽不懂。他就問老師，老師就給他比劃了兩下，他以為就是帶衣服。後來第二天看到同學們都帶了體育服，他才知道“たいいくき”是體育服的意思，感覺特別尷尬。初一冬學期（9-12月），他就知道要怎麼寫作業了，但是他還不知道什麼是“ていしゅつぶつ”（提出物），後來他看日本人交什麼過去他才知道。雖然他也問過那些日本人同學，但他們也不教他。當時初中就肖瑞一箇中國人，他父母也不知道學校的情況，總是叫他自己去問。後來他就對日語不怎麼感興趣了。

肖瑞對筆者說，他在日本學校也被欺負過。比如音樂課彈三絃，有個同學用鞋子踩他一下腳，他就回了一句“なにをやってるの”（你搞什麼鬼？），也沒用敬語。因為肖瑞總是聽他的日本同學這樣說，所以他也這樣說。那個日本同學就故意說“なに？”（什麼？）。肖瑞日語也不好，不會用日語問他“你為什麼踩我腳”，就直接報復性地回踩了那個日本同學的腳一下，接著那個日本同學又踩他一下腳，沒完沒了，他就沒辦法了。又如，上課的時候肖瑞寫作業，與上一個事例中的那個日本同學會故意偷偷把他的書藏起來。肖瑞覺得這個日本同學是在專門針對他。初二以後調整班級，那個同學就不和肖瑞同一個班了。同時，由於肖瑞的日語能力提高很快，也沒有再遭受到那樣明顯的欺負。但是肖瑞仍會感到有些日本人會用眼神鄙視他。肖瑞感嘆說他來日本這麼久了（其實也才2年），還是“沒法很好用日語溝通，還經常做傻事，尷尬的事情”。比如班裡有同學的鞋子不知道去哪了，就是因為肖瑞看錯鞋櫃，把那個同學的鞋子拿走了，但是又忘了他的鞋櫃是哪一個，想放回去，結果放到了別人的鞋櫃裡。老師就問是誰幹的，肖瑞就舉起手來，同學們都看著他，他就覺得同學們都在鄙視他。老師就問肖瑞為什麼這麼幹，肖瑞也聽不太懂日語，就說“わからないです”（不知道），老師也拿他沒辦法。

不過肖瑞對他來日本的選擇從來不感到後悔，日本的學校為他增加了許多在國內難以體驗的人生經歷，也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在他剛進校的時候，他的校長說如果從初一讀起，可以跟日本的朋友多聊天。但實際情況是，他感覺也沒能多聊天，與同學的感情“也就那個樣子”。肖瑞在學校的羽毛球部裡，雖然身份是初一的學生，但由於年齡比初一學生大，他覺得“跟初二年級的學生還能聊很開，跟初一的同學根本都聊不動，感覺他們個個都很幼稚，都不知道怎麼跟他們聊”。肖瑞在初一的時候和一個很能聊的日本同學保持了很好的關係，這個同學跟老師、跟被欺負的同學都能聊起來，性格非常開朗。可惜後來初二重新分班，他們倆就不在一個班了。此後，肖瑞也不會主動去找那個日本同學，關係就保持不了那麼親密，但若是偶然遇見，那個日本同學還是會跟肖瑞聊天。到了初三，肖瑞的日語能力進一步提升，並自願當上了班上的英語課代表、俳句收集課代表，和分發資料、作業的擔當者。他還和他的同桌約定相互提醒以防止上課睡覺，“我一睡覺他就拍我一下，他一睡覺我就拍他一下”。努力、上進和不斷的自我修正，讓肖瑞逐漸擺脫了受欺負、遭鄙視的心理陰影。這其實也正是一個在遭遇新環境所帶來的自我認同危機之後，透過調整、適應和再確認，而重新達成自我與環境的統合狀態的成長過程。

以上所述，都是中國人男生在日本中小學中與日本同學相處的經歷。然而，不僅僅男生身上會有“被欺負”的體驗發生，女生也並不例外。王詩凝剛來日本上初一時候的那個班級中，據說有半個班的女生都排擠她、不喜歡她，“一個班10幾個女生，將近7、8個女生欺負我”。她為筆者講述了這樣幾個令她印象深刻的事例：

“我買的一個好貴好貴的小顏料盒，黃色的這麼一小盤，很多色塊，花了我8000多日幣。一個女生故意過來把顏料盒推倒在地上，色塊都碎了。她就輕描淡寫地說‘ごめんね’（不好意思，對不起啊）然後把摔碎的顏料盒撿起來，放桌上。沒有監控，無法認定責任。”

“把我畫畫的本子故意用膠黏在一起，破壞了我畫好的好幾幅畫。”

“我剛來日本的時候，戴的是中國的那種金花眼鏡。我去吃飯，把眼鏡放在桌上。她們用小刀來刻連線兩片眼鏡的中間那個最細的部分。我吃完飯回來，沒有發現異樣，把眼鏡輕輕一拿，這個眼鏡就斷成兩半了。”

“鉛筆盒上的裝飾，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被她們揪掉了。”

由於日本學校的班級同學每變更一次年級就會重新調整，到了初二換了班，這樣的事情在她身上就不再發生了。然而以名字為理由而發生的不愉快事件卻並沒有停止。王詩凝的日文名是“日吉逸嘉”（ひよしいちか），是她在日本的堂哥給她取的。她堂哥的女朋友叫陸嘉，所以給她起名叫“逸嘉”。王詩凝之所以要改日文名，是因為如果她不改名字的話，班上的同學就排擠她，而且這種排擠讓她感到“非常恐怖”。王詩凝這個中文名字的日語念法是おうしにん，聽起來就像是日語中“哦，死人”的意思。因此這個名字就被日本同學用來開玩笑，不過王詩凝當時也聽不懂她們開的是什麼玩笑。由於初中大家總是拿她的名字取樂，她的堂哥才帶她去區政府改了名字。而王詩凝父母的國籍都不是日本，她們也不願意改，覺得既然是中國人，改了名會很奇怪。但面對班級裡與同學相處的境況，王詩凝堅決要改。

王詩凝所在的班級有一個同學叫菊池雪江，父母都改了日本國籍。雖然菊池雪江出生在日本，但卻擁有中國國籍。菊池雪江的日語很好，也會說中文，學習成績也特別好。王詩凝剛到日本的那段時間什麼也不懂，菊池雪江就經常幫她。王詩凝說，在日本，如果一個人被欺負，另一個人去幫他，那麼這個去幫他的人也會連帶著一起被欺負，“直接欺負你的人是一小部分，但是那些旁觀者或者路人是不會去幫你的，也不會跟你走得很近、跟你講話，否則他也會被欺負”。菊池雪江本來和班裡的同學關係很好，但只是因為王詩凝來了之後，總是陪伴王詩凝、教王詩凝，就被同學排擠了。即便是在隨著年級上升而調整班級之後，仍然被調整到一個班的老同學仍然會對菊池雪江冷嘲熱諷，不跟她玩，還到處說她壞話。菊池雪江一天晚上還哭著對王詩凝說，“班上同學講她之所以成績好，都是因為她上了什麼塾之類的外面的課，成績才提上去的”。王詩凝認為菊池雪江與班上同學關係比較僵，都是因她而起的，因此感覺非常對不起菊池雪江。

與筆者在同一個輔導塾裡當老師的張迅，作為一名在小學階段就來到日本並一直在日本成長的女生，也曾面對同學拿自己名字開玩笑的事情。張迅這個名字的日語念法是ちょうじん，就是“超人”，同學們會將這個名字念來念去笑她。據張迅的經驗，這種事情只會發生到初中階段為止，因為他們幼稚，而到了高中就不會發生了，因為大家在高中就沒這麼無聊了。與王詩凝不同，張迅從來沒想過用改名、不上學等方法去逃避。她被欺負四五年，也沒有一天遲到早退。她覺得真的不用理會這些事情，她就想著一兩年後，她連這些同學是誰都會不認識的，“現在我跟你在一起只是暫時的這個環境，一年後我跟你什麼關係啊”。她認為沒有必要為了這些同學而生氣，“我在學校我認識你，出了學校，你是誰啊，瞅都不瞅你一眼”。張迅說她比較喜歡中國人，她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她太瞭解日本人了，所以她“討厭日本人，不是很喜歡日本人”。她說她不會嫁給日本人。她小學的時候曾想過要嫁日本人，後來想法就變了。她覺得跟日本人待一年，不如跟中國人待一天。她說，“跟日本人就是混不熟，怎麼都混不熟，他們就是不會真心真意，都是表面上的”。在她嚴重，日本人的客氣都是很表面的，就會背地裡捅刀子。她告訴筆者：

“比如說我們倆是一個班，我們倆都是日本人，我們倆一年都在一起上廁所啊、一起吃飯啊。升一個年級就會換班（クラス変え），可能第二年過了一個月，你在走廊上再遇到她，她都不會理你。我一開始以為是這個人有問題，但後來發現，其實都是這個樣子。除非兩個人在重新分班之後還刻意保持親密的聯絡，一般重新分班又會各自有自己的好朋友，你就會感覺和那個朋友的友誼就到這裡了。日本人沒辦法深交。所以我的好朋友全都是中國人。日本朋友只適合當場逢場作戲。”

張迅剛來日本時上的是池袋小學。中國小學的學習內容比日本深，張迅在中國已經把乘法、除法都學完，要開始學分數了。來日本以後，區政府給她配了一個翻譯，就在她身邊陪她上課。這個翻譯是一個會講中文的日本人，一年要飛中國兩三趟。他喜歡中國，特別是喜歡中國的熊貓。他是主任，他自己的辦公室裡掛滿了中國的年畫之類。在張迅進入日本小學的相應年級時，日本的班級才剛開始學二位數乘以一位數的簡單乘法。張迅覺得內容實在太簡單了。在考試的時候，因為張迅看不懂題目，翻譯就坐在張迅旁邊告訴她。有次考試，全班就她一個人得滿分，因為題目對她來說太簡單了，然而旁邊就有日本同學竊竊私語。後來的一次考試，翻譯就自己坐到後面去了。張迅問翻譯：“老師，你不理我了嗎？”翻譯說：“我陪你的話，那幫日本人該說是我告訴了你答案。”張迅說，這些日本人就是眼紅，所以也不用太在意。在張迅之後又有個中國女生來到張迅所在的班級，區政府給這個女生配的一個翻譯是中國人。有個日本女生可能是不喜歡中國人，就瞪了那個女生一眼，那個中國人翻譯馬上就對那個日本女生說“行儀悪いよ”（你很沒有教養）。張迅猜想那個日本女生肯定會更不喜歡中國人了。張迅說她當時看到這樣的場面都快笑出聲了，“不愧是中國人，不怕事兒啊”，感覺非常解氣。

張迅還為筆者補充了兩種在與日本同學交往的過程中引起不快的情況。其一，衣著與被欺負是相關的。日本同學是一天要換一次衣服，所有衣服都要換。“你必須穿得每天不一樣。初中有校服還好，但是小學的話，就一定要換衣服，否則他們會嫌你髒的。裙子，起碼你得有5條到7條。”其二，還是關於考試成績。張迅覺得日本同學他們思想有點問題：“你考得好，他們也要說你怎麼考這麼好，是不是家裡有錢上了好的補習班；考得差，他們也要說，中國教育那麼好，你還考這麼低。然後你就被他們討厭了，你做什麼都是錯。”

從上面的各個事例中，我們可以發現“被欺負”基本是在日中國人中小學生的共同體驗，儘管每個人對“被欺負”的定義不同。當中國人中小學生在日語能力和成績上表現弱勢時，就會被作為一個弱者被欺負；而當他們在英語和體育等方面表現強勢時，就會被作為一個“異質少數者”而以被排除的形式被欺負；當他們在衣著、體格等方面表現出與大多數人的不一致時，日本同學作為多數派的自文化中心意識就會被喚醒，繼而帶來對不一致者的厭惡感和欺負行為。而一些對中國人抱有成見的日本同學，則本來就秉持著強大的自文化中心意識，在交往中更容易引致對立。日本同學的集團主義意識，以及將援助異質者等同於集團離脫的觀念，使得中國人中小學生作為異質者、少數者、弱者在“被欺負”的處境下孤立無援。不過幸而日本學校的班級中同學是流動的，同學終究是會變成路人的，同學也終究是會脫離幼稚、長大成人的，這些條件都為被排斥的中國人中小學生群體提供了盼望和找回自我的契機。在日本學校中的中國人中小學生如果不選擇回國，就只有在這種日常性的挫折環境中重新找回自己，同時修正自己、調整自己與日本人集團的節奏距離，讓自己由弱變強。

與以土生土長的日本人為主體的全日制學校不同，夜間學校則呈現出另外一種氛圍。來自哈爾濱的於佳睿，在筆者訪談時正在一所夜間學校上初三，白天則就讀語言學校，她的目標是考日本高中。夜間學校從下午5點開始上課，上到晚上9點，有四節課。第一節課上完後，學生集體去食堂用餐。夜間學校也會組織學生修學旅行，比如於佳睿就參加過去京都、奈良等地為期三天兩夜的修學旅行。於佳睿所在的夜間學校，其實本身就是一所都立中學，只不過這所中學除了與普通中學沒有差別的日間部，還開設了夜間部。所謂“夜間學校”就是指這所中學的夜間部。由於於佳睿超過了義務教育的規定年齡，因此不能直接編入普通中學，而是被編入夜間學校。整個夜間學校，分3個年級，一共70-80個學生，每個班最多10個人。於佳睿所在的班級則有8個人。這些的同學中，包括2個70-80歲的中國東北殘留孤兒歸國者，2個臺灣老奶奶，1個50多歲的日本阿姨，還有父親在泰國工作、在泰國讀國際高中後同樣以考日本高中為目標的日本人。夜間學校裡就讀的非日本人，一般和於佳睿差不多大，也都是過了義務教育年齡，但仍想考日本高中的學生。

由於吃飯、上學、課間、放學都可以跟其他班的學生互動，同學的交流範圍就衝破了班級的界限，而以整個學校為單位展開。不同於普通中學，在出身背景顯得國際化、年齡層也更為混雜的夜間學校，氣氛也更為自由和開放。於佳睿有一個30多歲的已婚日本女同學，沒有小孩，但長得很年輕、很好看。這個日本同學“與16歲的外國小男孩玩曖昧”，讓於佳睿也很看不慣。後來這個小男孩不搭理她了，她就又換目標，與別的同學“玩曖昧”。於佳睿甚至也在這名女同學親密曖昧的範圍之內。於佳睿說，“感覺她特別特別假，天天笑著臉，非常虛偽，叫我名字叫得可親了”。

與前面事例中親近同胞、將同胞作為“救命稻草”的中國人中小學生不同，在夜間學校就讀的於佳睿卻向筆者表示，她“不想跟中國人在一起混”。她說，有2個分別來自福建和遼寧的女生，比她早上夜間學校，年齡跟她差不多大，但“可能因為我長得比她們好看吧，看到我在學校裡很人氣，就冷落我、排擠我”。此外，還有新來的2箇中國男生，其中一個男生喜歡的女生，正好就是平時冷落於佳睿的2名女生之一。而另一名男生由於也和那2名中國女生玩在一起，所以於佳睿也不太願意搭理。最後，夜間學校裡學生間交往的格局，就演變成中國人形成一個圈子，而於佳睿脫離這個圈子與其他外國人交往的形態。當於佳睿自己的交際圈已經形成時，於佳睿“就不跟中國人混了”，而是跟日本人或者菲律賓人在一起。夜間學校有3個比於佳睿稍大的菲律賓男生，大約16-17歲的樣子，與於佳睿的關係處得特別好。於佳睿出去玩的時候，也經常跟這些菲律賓人在一起。於佳睿也很樂意這樣：“跟菲律賓人在一起，可以鍛鍊我英語；跟日本人在一起，可以鍛鍊我日語。” 日本人學生中，只有2個男生和於佳睿年紀差不多一樣，關係也很好，平時也會一起玩，放學一起走。

這樣的交往模式，使得中國人同學與於佳睿之間產生出對立情緒。於佳睿說“中國人特別過分”，是因為這樣一件讓她記憶猶新的事情。教室裡一張桌子只配6個板凳，而當6個板凳都已被坐滿時，又新來了2個男生。這時，一箇中國女生就對於佳睿說：“你應該到別的桌子上坐去。”於佳睿說：“憑啥啊？”她說：“因為中國人中只有你一個人跟外國人接觸，和外國人玩。” 於佳睿認為她的說法太不像話了。總體上看，夜間學校中的其他同學也基本都是本國人跟本國人交往更多，不過也有日本人不跟日本人經常交往，而經常跟於佳睿等非日本人接觸的情況。班上有3個年齡相仿、關係很好的菲律賓人男生。起先是這3個男生經常在一起交往，後來於佳睿也變得跟他們關係很好，後來就變成於佳睿和他們一起4個人經常交往。於佳睿說，在學校裡跟她關係好的，基本都是男生，很少有女生跟她關係好。夜間學校中的女生很多都是尼泊爾人，但尼泊爾人和非尼泊爾人從來不一起交往。於佳睿說，不論男生還是女生，尼泊爾人都只跟本國人接觸。雖然夜間學校中尼泊爾人在學生數量上佔了將近一半，但於佳睿他們從來不跟尼泊爾人接觸，“都沒說過話”。於佳睿評價尼泊爾人說，“他們國家的人不好，一點都不尊重別人，會一點中國話，就亂說‘我愛你’之類的”。

從於佳睿的事例中我們看出，由於沒有形成居於壓倒性地位的多數和籠罩性的文化氛圍，並且在制度上也沒有日間的普通學校那麼正規，夜間學校對學生的行為在總體上不存在太多的規約和束縛。然而整體的多元並不意味著相互融合，而是相互之間依然保持國別界限，形成以國別為單位的交際圈。交際圈內也會偶有不和，這時就會有成員脫離母國交際圈，主動打破國別的交際邊界，尋求多元主義的“相互融合”。然而在母國交際圈內的成員看來，這種所謂的“相互融合”，只不過是交際圈內的某個成員被別國人交際圈所吸納而已，這是一種類似於“叛逃”的行為，因而在某些場合就會引發母國交際圈成員對“叛逃者”的懲罰。對於安居於母國交際圈的成員來說，他們似乎只是來到了母國在日本的一塊流動的飛地上。在外國人聚居地生活的外國人中小學生，就多屬於這種情況。而於佳睿對母國交際圈的掙脫，雖然引發來自母國交際圈的排擠，但無疑更類似於大多數居住於非外國人聚居地的外國人中小學生，他們需要開始學會如何與異文化相處。夜間學校多元文化混雜的寬鬆環境，以及外向的性格，都有助於異文化的接觸者按照自己的節奏主動尋求並尋找到一條多元文化共生的自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