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俊成/口述

逍遙魚/撰文

我叫張俊成，1976年生人，老家山西長治。作為一個從小吃不飽飯的山裡娃，我初中一畢業就開始打工，19歲那年有幸到北京大學當上保安。

靠著一股認真勁兒，我利用業餘時間考上了北京大學法律專科，被媒體稱為“北大保安高考第一人”。

如今我45歲，在家鄉一所民辦職業學院擔任校長。我深知，自己的命運是被知識改變的，所以投身教育行業，想以親身經歷去影響更多農家學子，“用一朵雲推動另一朵雲”。

這是現在的我，誰能想到是那個15歲前連縣城都沒去過的窮小子。

我從小在一個偏僻山村長大，眼裡除了大山還是大山。家裡七個孩子，全靠父母種幾畝薄田養活，生活水平可想而知。因為經濟困難，我的大哥大姐一天學也沒上過，三哥被過繼給了親戚。可即便這樣，一家人還是吃不飽飯。

母親是個要強的人，從不在人前說一句難，總是想盡辦法打理好家中的日子。每天清晨四五點，她就跑到山上摘一些小野梨，回家上灶蒸熟後當作一家人的早飯。

水果不頂餓，過不了一會兒我的肚子又開始咕咕叫，但嘴上一聲也不敢吭，父母吃的也一樣，就那他們還得下地幹活呢。

就是這種像山楂一樣的小野梨，那時候母親靠它養活了全家。

少年時代，我印象中最好的吃食就是親戚來家時帶的幾塊雞蛋糕，因為捨不得吃被母親鎖了起來，等想起時已經長滿綠毛。母親捨不得扔，把表層的綠毛輕輕颳去分給我們，吃起來依舊很香。

那時我天天盼著快點長大，想早點脫離被飢餓淹沒的日子。可稍大點之後，自卑又蒙上心頭。我穿的衣服都是哥哥姐姐挨個穿過的，到我身上已爛得不成樣子。尤其是10歲之前，我衣服的袖口和前襟總是髒得明晃晃，鞋子也是露著腳指頭的。

我們一家七兄妹的照片，最左邊的是我，那時正上初中。

從小學到初中，我因為自卑很少敢往人前站。母親教育我要比鬥志，不要比吃穿，人窮志不窮。我那時還小，只覺得敏感的自尊心很受傷，於是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靠文字發洩心中苦悶，不怎麼愛言語。

以前的日記本我一直留著，看著很有年代感。

有次我在學校和一個女同學起了爭執，對方伶牙俐齒，把我罵得夠嗆，沒想到還帶家長來上門告狀。母親根本不聽我解釋，拎起笤帚就打：人家可以鬧，咱不能鬧！

我又氣又委屈，好一陣兒誰都不理。最後還是在外工作的舅舅幫我解開了心結，他說母親打我自有她的道理，男孩子不能為點小事就跟人計較，胸中要有大目標。

舅舅的話讓懵懂的我開了竅，我很快就給自己定了目標：將來一定要走出大山，絕不再過這種被庸常和苦難醃透了的生活。

記得那時去地裡幫父母幹活時，我總是望著割不完的麥田發愁，感覺苦日子也跟這活計一樣，綿延不斷，一眼望不到頭。我天天盼望著自己趕緊長大，長大了就能養活自己了。

老家農村的土坯房，我小時候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

那時我三哥在縣城燈泡廠打工，回到村裡言談舉止都帶著城市的洋氣，我見了眼紅，也開始憧憬自外面的世界。初中一畢業，我就下定決心不再上學，想讓家裡人幫我找份工作。母親聽了又心疼又無奈，"你還不如灶臺高，出去連自己都照顧不了。"可惜這話我已聽不進去，走出大山的心思早在心頭紮了根。

輟學後，我便跟著父親和哥哥一起到附近鐵礦打零工。炸山洞、撿鐵石、背礦，這些活兒統統都幹。父親心疼我十五六歲的小身板兒，讓我每次少挑點。我不肯，咬著牙和他們一樣挑一百來斤，掙一樣的錢。

在礦場賣了兩年力氣後，表哥幫我在縣城幫找了個汽車配件廠的活兒。直至此時，我終於有機會離開苦累無邊的大山，心裡像吃了蜜一樣甜。

縣城的襄垣賓館，當時第一次見這麼氣派的建築。

我非常珍惜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每天勤勤懇懇。分內分外的我都幹，髒活累活從不怕，工友都知道有個搶活兒乾的張俊成。有一回廠裡來了一批急活兒，老工人都不願意加班，我和夥伴們二話不說挽起袖子就幹。兩個領班見了，都感動得在車間給我們煮麵條吃。

可我知道，即使在汽配廠幹得再好，憑我的學歷和閱歷，也不可能轉成正式工。所以八個月後，當表哥告訴我縣勞動局要向北京傳輸一批勞動力時，我立馬抓住了機會。北京可是咱國家的首都啊，儘管那時我都不知道保安具體是幹什麼的，但心裡早已沸騰。

1994年5月26日，19歲的我終於踏上開往北京的大巴車。車越走越遠，心情越來越激動。到了北京，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什麼是大都市，什麼是高樓大廈，才終於理解書裡寫的"高聳入雲"的寫字樓究竟有多高。

初到北京大都市，讓人幫忙留了張影。

我和一群年輕人被帶到了昌平農村的保安訓練基地，教練告訴我們要在這裡訓練些日子，到時分到哪裡要看個人成績。一聽按成績分配，我懸著的心落了地。只要憑本事就不難，大不了別人學一小時我學兩小時，別人努力，我比他更努力！我的付出果然沒有白費，最終成績在五百多人裡排名第一。

分配那天的情景我至今記憶猶新，公司大巴拉著我們一路停靠，把學員分配到對口單位。我很期待也很安靜，知道按成績分自己去的地方不會差。當我們一行十人被留在北京大學時，我意外之極！以前只是聽說過北大這個學校，壓根沒想過還能來這樣的地方工作。

著名的北大西門，門口的牌樓是那麼雄偉壯麗。

北大保衛處派人帶我們一路參觀，認路，認地點，路上不時遇到頭髮花白的教授，我心裡感覺特別踏實。最後分配崗位時，我有幸被分到了北大西門。

上崗時我站得筆直，業務考核次次滿分，一有時間我就向前輩請教業務細節，瞭解北大環境。我還積極幫班長協調班裡的工作。看到一些勵志語很受鼓舞，我就突發奇想，和同事們每天也在保衛室黑板上寫一句格言學習。領導見我做事格外認真，兩個多月後，便把我破格提為保安班長。

我在北大西門值守，身穿制服看起來很威嚴。

當班長後，我更加用心，總想著怎麼樣才能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樹立好保安在師生心中的印象。後來我們借鑑天安門的國旗護衛隊，創立了一套很有儀式感的交接班規範。那段時間我們總在工作之餘自行練習掐步子、算時間、統一節奏......

半個月後，我們在北大西門第一次實操這套交接儀式時，來往的老師同學都停下了腳步。很多人拿起相機拍照，紛紛豎起大拇指，都覺得北大保安因為這個儀式提升了一個檔次。

還有人特地趕來門衛看保安們的交接儀式，大家都誇讚說北大果然牛，連保安都不一樣！那一年，我們北大保衛隊還被評為了北京市十佳模範示範崗。

1997年，我在北大迎新會上執勤。

生活越來越有意思，眼前的光越來越亮，我有種走出牢籠的感覺，走路站崗時都喜氣洋洋。可就在我躊躇滿志時，一個打擊讓我瞬間清醒。

北大西門外國人往來頻繁，很多外賓不懂中文，我們保安也不懂英語，這樣嘰哩哇啦的溝通經常鬧笑話。有一天七個外國年輕人沒有證件想進門，我解釋不清只好把他們攔住。這幾個人走到馬路對面，齊刷刷地豎起大拇指，又齊刷刷地倒了過來。

我開始還以為這些人是要誇我認真，後來一看，鼻子都快氣歪了。來北大這麼久，我一直都是同事們眼裡的楷模，這次打擊對我太大。冷靜思考後，我想不能因為個人給北大抹黑，大不了學習英語！於是第二天我就從早市淘來兩本英語書，一有時間就背單詞。

1998年，我利用工作間隙在保安室看書學習。

我膽子大，不管發音準不準，背完第二天就敢跟外賓對話。晚班輪到坐崗時，我也會大聲朗讀詞句。北大西語系的教授曹燕老師下班晚，有幾次路過西門她會停下來聽一聽，提醒我發音不對，把英語說得像德語，後來主動幫我辦了英語強化班的聽課證。

我那時一個月工資214元，還得寄回家50元，日子緊緊巴巴。我每天起早貪黑擠時間，一天只睡三個小時，發了工資就去買書，有時錢不夠還偶爾餓肚子。曹老師告訴我英語強化班是免費的，她還特意關照保衛處安排我錯班學習，把我感動得差點流淚。

我在北大的英語聽課證，以前叫君成，後來改名叫俊成了。

剛開始去聽課我有點不好意思，怕穿保安服被人看不起，每天提前十五分鐘換班跑著換便衣。後來同學們紛紛鼓勵我，我才突然發現自己可憐的自尊其實很可笑，此後專心學習，再也不考慮身份問題。

其實在北大，無論學生還是教授，沒人會關注你的出身，大家都敬重努力的人。在這種謙敏的氛圍裡，我學習努力，工作也更加用心。每次遇到面熟的老師同學我都會打招呼敬禮，真心敬佩他們的學識和為人，慢慢地，越來越多老師關注到了我。

我在的聽課證，那時候只有穿保安服的這一張證件照。

後來張教授摸準了我下班時間，三天兩頭來叫我一起。一路上他不斷給我講哲學，從黑格爾講到尼采、馬克思，剛開始我聽得不耐煩又不好說什麼，後來越聽越喜歡。最後我才反應過來，原來不是我在加班陪教授，而是教授在主動加班給我講課呢！他知道我愛學習，才用一顆愛才之心啟蒙我。

我把對張教授的感激寫進了日記裡。

1997年，我如願拿到北大成人教育學院的畢業證。看著上面的照片和鋼印，我眼睛溼潤，心裡像放下了一塊千斤墜，三年多的日夜堅持終於挺過來了！

這之後，我被北大內部和好幾家高校請去做講座。第一次我準備了一篇《我是一個北大保安》的講稿，寫的都是工作日常，緊張起來說話磕磕巴巴，只能硬著頭皮講。後來次數多了表情越來越自然，還掌握了很多演講技巧。

這張照片被印在北大地圖，成為一張校園名片。

正好那時我的勞動合同到期了，北大希望留下我，還許諾幫我解決家屬的工作問題。老師同學們也勸我留在大城市打拼。但我的妻子已身懷六甲，年邁的雙親正等著我回去孝敬。考慮再三，我還是打算回去，家鄉雖然不比北京，但我已經看到了想看的世界，還收穫了知識和學歷，相信回去也能闖出一片天。

1999年7月3號，我帶了兩大麻袋書回到家，8月份看到一所中專的學生處在招聘，便毛遂自薦。有了之前的經歷加持，我順利被錄用。

工作一段時間後，我發現學校也有哲學課，翻了翻課本，感覺裡面的內容非常簡單。這激起了我講課的慾望，我想把北大學到的東西講給家鄉的孩子們。跟校長申請後，我精心備課，把一本哲學書概括為三點《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否定值否定規律》。

學校組織評課委員會專門評審我的課，我站在講臺侃侃而談，彷彿又回到了北大的演講臺。我的課讓大家眼前一亮，獲得一致透過。

我在學校講課。

自此，我的工作從學生處辦公室換到了三尺講臺前。我兢兢業業，認真講課，從任課老師一直做到班主任，始終不離一線。

我愛讀書，講課知識面寬，言行舉止又有大都市的影子，同學們都喜歡聚在我周圍。我比他們大不了幾太多，這種亦師亦友的形象“迷惑”了很多同學， 總能和他們打成一片。我對自己嚴苛謹慎，生怕哪一點做不好再帶壞了學生，行走坐臥都以軍人的標準要求自己。那些叛逆的男孩子見了有樣學樣，也把腰桿挺得筆直，行事講紀律。

元旦節活動，我為了活躍氣氛，上臺為學生們唱歌。

看我教學有一套，學校一次次給我分了難管的“刺頭”班，把這當成另一種器重。分析完那些難啃的骨頭，我跟學生們坦誠交底：要麼最好，要麼最差，你們自己決定！

再差的人也有自尊，孩子們還是選擇上進。我一看有希望，就連趕帶拽，想方設法調動他們的主觀能動性，最後這些班級的成績都從墊底爬到了中上等。

在教師崗位上一做十六年，我頭腦愈發充實，對教育行業也有了自己的理解，工作這麼多年，肚裡累積的東西總讓我有種揮袖一搏的衝動。2015年，39歲的我決定和朋友一起出資開辦一所科技職業學院，由我擔任校長。

創業何其艱難，開始我也很迷茫，但心中不曾慌亂，堅信只要秉承勤勉、堅持、紮實這三大原則，肯定能出成績。我習慣以身作則，要求學生做的，我自己先要做到最好，時刻做表率。早上6點跑操，我5:50會準時出現在操場上。學生6點上早課，我5:50就等在教室門口，還經常陪學生吃飯、打球、上晚自習，孩子們都親切地叫我“張大大”、“老張”。

我平時經常住校，和學生一樣疊豆腐塊被子。

我對自己近乎嚴苛，但對老師們只要求達到學校規定就好。這麼多年我深深明白一個道理：做好自己，優秀的人自然會向你靠攏。

我這種“無為而治”反倒很快有了追隨者。老師們也把表撥快，行為“軍事化”。我看到後耐心指導，告訴他們管理方式只是殼子，想做好教育必須要有一顆想奮進和愛學生的心。很快，教師隊伍素質就有了明顯提升，老師們都開始以校為家，把學生看作自己的孩子。

有次學校有個15歲的學生剛上高一爸爸就突然去世。我聽說後帶著老師趕去探望，孩子遠遠地就向我們跑來，撲倒在她班主任懷裡放聲大哭，老師摟著她，心疼得淚流滿面......

我經常和老師們去貧困學生家中探望。

有些學生比較調皮，家裡條件並不好，拿著家長的血汗卻不好好學習。我覺得他們還是不明白學習對改變命運的重要性，為此特意設計了“校長秘書室”，讓他們在秘書室裡抄寫勵志名言，我工作時讓他如影隨形地跟著，幫忙解決問題，幫忙翻書查資料，潛移默化地去點醒他們。不傷自尊又能進步，這可以說是我最得意的“發明”。

為了讓孩子們多條出路，能夠走進大都市開拓眼界，我總在想辦法與大城市裡的企業單位聯絡，舉辦校企合作專案，先後與北京的航空公司、科技公司等國內十多家知名公司對上了口。

雖然我們是職校，但我還是要求學生盡力考大學，一技之長是後備之手，這樣無論走到哪裡心裡都踏實；而大學是更高一個層級，眼界和氛圍總歸不一樣。

後來重回北大參觀時，我和西門的保安隊員合了張影。

這五年我們為企業和社會輸送了大幾千的人才和大學生。在我們當地的政府機關，創業單位，都有我的學生。每當看到他們，我都會有一種強烈的榮譽和滿足感。

教育是一項良心工程，我時刻不忘自己當初是怎樣走出窮困山溝的，又怎樣在北大承受恩師們的教誨。我也一直都記得寫在日記本里的那句話：不跟別人攀比，先想辦法超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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