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關於英語的爭論，不是一天兩天。

遠的有150年前國門被開啟後，近的有全國政協委員許進的提案。許進建議對義務教育階段英語的必修課地位進行改革，不再將英語作為高考必考科目。

「為了學英語，學生和家長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英語真的有這麼重要嗎？」

言下之意，是英語不再重要。

對於80後、90後而言，英語學習是從李雷和韓梅梅之間的對話開始的。

可英語真的不重要嗎？

的確，英語不是全世界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中文才是。但若要論廣泛和普及程度，英語至今仍佔據首位。

按照統計，2020年，全球76億人口中，大約有20億人在學習英語。全球近200個國家和地區中，53個國家將英語作為第一語言，118個國家把英語為第二語言。

在學術研究領域，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科，95%以上的學術論文都是用英文發表。

我們每天離不開的網際網路，以2015年的資料為例，一半以上的內容都是英文，剩下的一半中，只有2.8%是中文。

假如不會英文，你對這個世界的瞭解，以及透過世界來對中國的瞭解，就只能侷限於那2.8%的內容。

就像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所說的那樣：語言的界限就是思維的界限。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

如果在全球化時代，一個人對世界的瞭解，僅僅是透過中文，其思維的侷限，可想而知。

一百多年前，清政府也認為英語不重要，直到被迫接受英語。

既然要學，就要首先掌握語言。

1859年，第二次鴉片戰爭還沒有結束時，翰林院編修郭嵩燾就奏請清廷設立外國語學館以培養對外交涉的人才 ，當時清政府不為所動。

1861年，蘇州翰林馮桂芬建議在上海設立翻譯公所來學習外國語言。他發現，那些外國人竟然「能讀我經史，於我朝章、吏治、輿地、民情類能言之」，而中國的官員對於外國卻「懵然無所知」，他為此憂心忡忡。

馮桂芬的建議也沒有被採納。

在清政府高層，只有參與1958年《中英天津條約》簽訂的恭親王奕訢意識到，英語已經到了必須要學的地步了。

《中英天津條約》後，清政府才逐漸同意設立英語學習的官方機構。

這是因為，《中英天津條約》第五十款中，有這樣的規定：

「嗣後英國文書俱用英字書寫，暫時仍以漢文配送，俟中國選派學生學習英文、英語熟習，即不用配送漢文。自今以後，遇有文詞辯論之處，總以英文作為正義。此次定約，漢、英文書詳細較對無訛，亦照此例。」

在外力的迫使下，清政府在1862年於總理衙門下成立京師同文館，開始培養英語翻譯人才。

英語，從這時開始正式進入中國。

京師同文館師生在1900年左右的合影，此後，京師同文館和京師大學堂合併，後改名為譯文館。

當時，清政府只是考慮到英國是最重要的交往物件，本著實用的目的開始培養相關人才。不過，饒是這樣，清政府還是無力自己完成同文館的建設，遂求助於英美。

在英美等國的幫助下，同文館開始走入正軌。同時，李鴻章等洋務派大臣逐漸認識到「師夷長技」為的是「自強」。於是，在之後數年間，同文館增設了法文館、德文館、俄文館等，還加入了大量西方自然科學、萬國公法等課程，成為中國第一個學習世界的視窗。

英語給當時的中國帶來了什麼呢？

那一代的知識分子，正是透過京師同文館和之後的京師大學堂，認識世界、改變中國。

京師大學堂的校長嚴復，本身是翻譯家，他翻譯的《原富》（《國富論》）《天演論》和《群己權界論》（《論自由》），影響至今。

比如嚴復編譯英國人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把書名定名為《天演論》。嚴復不僅是在字面上進行翻譯，更重要的是，他根據自己的理解，對中國現實問題的關懷，對赫胥黎的原文做了處理。

在他看來，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關鍵在於中國人自己要跟上「天演」的規律，而不是隻會埋怨列強。

為了尋求中國的富強，嚴復翻譯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原因是他認為書中所分析的英國經濟政策，與中國的情形有類通之處，可資借鑑。

《原富》

譯者：嚴復

出版社：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出版時間：2014年

之後的民國大師，除英語外，無不熱愛學習當時影響廣泛的外語，還兼為翻譯家。

魯迅不僅從俄文翻譯了《死魂靈》等俄國作品，還從日文翻譯了芥川龍之介等多位日本文學大師的作品。

魯迅的弟弟周作人更是精通日語、古希臘語、英語，向中國引進了大量古希臘悲劇和日本古代作品。

而他們，還僅僅只是民國翻譯狂潮中的冰山一角。

這一切，都起源於英語。對英語的態度，象徵著對於啟蒙的態度，對於「開眼看世界」的態度。

1922年，民國政府頒佈「壬戌學制」，把學年制改為學分制，英語的學分在當時與國文並列。

那一時期，英語等外語的學習氛圍最為濃厚。20年代，海量的外文書籍被翻譯入國內，數量之巨，質量之優，可謂前無古人。這導致1932年日本發起「一二八事變」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炸燬商務印書館，以期斷絕中國對世界的認識。

不過，直到日本戰敗，中國人也沒有停止學習的腳步。從1862年開始到1950年，始終是中國人學習英語的黃金階段。

戰火之中的西南聯大，外文系系主任陳福田主編了流傳至今的《西南聯大英文課》，不僅教授英語語言，還傳遞英語世界的人文關懷。

那些從西南聯大走出來的學生，無一不會英語，無一不對世界充滿好奇，無一不對中國感到憂憤。

在戰爭歲月，國人都沒有以顛沛流離、朝不保夕為藉口，認為英語不重要，不需要掌握；在全球貿易、文化融合、交流合作越加緊密的和平年代，英語反而不重要了？

1983年，英語首次成為中考科目，一年後，英語成為高考科目。1992年，英語成為高考三大主科之一。隨著中國重開國門和全球化浪潮的推進，英語的學習也持續升溫。1990年左右是李陽「瘋狂英語」紅遍中國的時代，他提倡用大聲重複誦讀英語，並提出「讓三億中國人講一口流利的英語」的口號，將英語學習一度推向高潮。

不管是想要取消或減少英語學習的人，還是提倡英語學習的人，否認英語的重要性，都在罔顧事實。

在莎士比亞的年代，英語只有幾百萬人使用，但隨著大英帝國和美國的相繼崛起，如今早已成為世界上最通用、使用最廣的語言。

英語，不僅是一個工具，更是一種文化，而且是全球化下的文化。

美國人類學家沃爾夫和他的老師薩丕爾提出的「薩丕爾-沃爾夫假設」就指出，人類的語言模式決定了人類的思維模式，所以我們才會在跨文化交流中，對同一事物有不同的反映。

對於這個假設，或許用英國學者奧斯勒（Nicholas Ostler）在《語言帝國》中的說法來理解，更為直觀。他認為，不同的語言傳統，有不同的性格特徵：

「阿拉伯文的高貴低調集平等主義；中文與埃及文有難以撼動的自負；梵文展現複雜的分類和階級；希臘文的創興充滿自信，但也導致自戀和賣弄；拉丁文隱含公民意識；西班牙文固執、貪婪、準確；法文崇尚理性；英文則多推崇生意才幹。」

AI能翻譯簡單英文，但它絕對無法代替人與你在當下語境中的文化交流。

如同中文詩歌翻譯成英文就變味一樣，英文也是如此（參見《古詩為何一翻譯就變味兒？》）。

作為一門應試學科，它也許不比語文、數學等學科更重要，但英語並不只是一門語言，而是通往更廣闊世界的大門。

但為什麼還是有人會認為英語不重要，或者將英語和中文放在形同水火的位置呢？

歷史學家王明珂曾有過一個「毒藥貓」的比喻，他說在一些少數民族的村子裡，常常有關於「毒藥貓」的傳說。

那裡的人們相信，從外面嫁入村子的女人常常會在夜晚變身成「毒藥貓」來吃人，或把深夜行走的人推下懸崖。

王明珂發現，所有類似的傳說都是針對外來的人，只有將外來的人想象成危險的，才會從某種程度上團結自己人。所以，我們常常能在人類史上看到類似「毒藥貓」的故事，放到歐洲就是獵巫行動，以及對猶太人的迫害。

1944年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二戰時期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只是歐洲人對猶太人長達千年迫害歷史的尾聲。中世紀時歐洲人就將瘟疫、經濟衰敗、戰爭等等問題歸咎於猶太人。

英語就是中國教育的「毒藥貓」，人們一方面需要英語，但只要出現問題就推到英語身上。

語文教育出問題了，是英語害的；

音樂、美術、體育等素質教育不足，是英語害的；

學生課業負擔大，還是英語害的；

人們還說，翻譯軟體替代了英語，說學的是「啞巴英語」，說英語學了也用不上......

可是，這樣，人們就掩蓋了真正存在的問題。

「啞巴英語」是英語的教學上出現的問題，這種教學建立在以考試為指揮棒，以量化和標準化為方法的教學體制上；

同樣，國語教育的問題和素質教育的問題之所以出現，也是關係到教育體制、教育者素質、文化環境等等因素的複雜問題。

把所有問題歸結為英語這個學科的選擇上，是懶惰的，也是危險的。

語言模式決定了我們的思維方式，如果我們的思維是懶惰的，那我們的語言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