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大前研一，早稻田大學學士、麻省理工學院原子力學博士，新塾的創立者，被譽為"策略先生"，日本著名管理學家、經濟評論家。他曾任職原子開發工程師，後轉行從事諮詢行業，至麥肯錫亞太地區負責人。他也是國際知名趨勢大師。

大前研一在企業界名人身份的另一面，他的家庭教育可謂“離經叛道”：兩個兒子都曾中途輟學，在保守的日本社會里，大前研一這樣的名人家庭，竟允許這種情況發生可謂不同尋常了。而他的兩個兒子雖然在求學階段繞了不少彎路，但都堅強地在這個嚴苛的世界很好地生存下來了。

這背後，是大前在對國際趨勢專業研判的基礎上，形成的獨特的教養思維——培養孩子的“生存力”才是教育的最大目的。

在大前看來，現在時代變化速度極快，新資訊革命，已經完全破壞了原本的秩序。透過考試所認定的優秀，在接下來的社會幾乎完全排不上用場。“好大學+好成績=幸福的人生”時代可能一去不復返了，身為父母的我們，確實必須認識到時代與環境的需求，領悟到必須尊重孩子是獨立的生命與個體，讓教養方式與親子生活觀念，不斷與時俱進。

家長最重要的職責，就是培養出 “能養活自己的大人” 我有兩個兒子。兄弟倆都不喜歡上學，但我從不曾命令他們“快去唸書，去寫作業”。這是因為，我個人並不認為學校教育有多大的價值。 這麼做的結果是什麼？他們兩人果真都在十幾歲的時候，偏離了所謂的“正道”。

我的次男廣樹從小便喜歡電玩，國中時更變本加厲，把學校的功課撇在一旁，熱衷於程式設計。我特地讓他進可以直升大學的一貫制學校，他卻說：“要念計算機不能待在日本”，不願去唸附屬高中，自己找了一間美國的住宿制高中，選擇去留學。之後進了一所名校的計算機工程學系，他又說沒東西可學了，決定輟學。 長男創希也一樣，原以為他會朝自己喜愛的化學之路前行，但同樣也在大學時突然轉換跑道，最後也沒有畢業。 那麼，這兩人現在都在幹什麼呢？創希在20多歲時自行創業，是網路顧問公司CREATIVEHOPE的經營者，底下約有45名員工。廣樹則是提供遊戲開發中介軟體的Unity技術公司日本區總監，同時他也另開公司，自己擔任社長，大顯身手。

兩人雖然在學生時代繞了不少遠路，但看來似乎都堅強地在這個嚴苛的時代生存下來了。 不管把他們丟到世界哪一個角落，都活得下去。就算是赤手空拳，也能靠自己掙一口飯吃——我認為培養孩子這樣的“生存力”，才是教育最大的目的。 在教養這件事上，我自己也時常碰壁，經歷過許多失敗，但在培養孩子“生存力”這方面，“大前家的教養之道”就算沒有一百分，至少也能拿到及格分數吧。對於這點，我得以悄悄發出安心的嘆息。

在校成績越優秀的孩子，將來越需要擔心

二十一世紀是個沒人敢說“只要這麼做便行得通”，沒人知道正確答案的時代。換言之，也就是“沒有答案的時代”。 只要看近幾年日本政治的混亂情況便很清楚，任職於日本企業的眾多商務人士想必也對此深有所感。現在也是一個“成功楷模＝正確答案”的觀念已經過時，“解答千變萬化的時代”。

能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下來的，自然不會是那些善於背誦“標準答案”的人。而是不管處於何種狀況，擁有“靠自己的頭腦想出答案的能力”，以及擁有“傳達資訊、策動人心能力”的人。 日本的學校如果能把孩子培育成這樣的人才，自然最為理想。但現實又是如何？在學校裡，老師不過是把文部科學省所制訂的學習指導要領上頭寫的“答案”，照本宣科告訴學生罷了。這麼做不僅無法培養出“自主思考能力”、“洞察力”、“判斷力”、“傳達力”——這些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不可或缺的能力，反倒會把小孩子寵壞。 再者，靠這樣的做法，也絕對培養不出今後最需要的多樣化團體管理能力和領導力。 說得明白一點吧。現在的學校制度所教出來的，是照本宣科背誦教科書上的文字，聽到“向右轉”指令便毫無疑問向右轉的學生。 在現今的時代，人們必須靠自己的智慧和判斷，從沒有路的情況中走出一條路來，而那些受到良好“調教”，一旦沒有答案和模板，便什麼都無法做的人，是最不具價值的一群人，“生存力”也最低。 因此，就算孩子成績不佳，父母也沒有哀嘆的必要。需要擔心的反倒是那些過度適應現代校園的優等生。尤其是那些畢業於一流大學的學生，你可以預見這將會是怎樣的一場悲劇？因為他們一直誤以為自己是優秀的人才，以致踏入社會後，更容易受強烈的反作用力打擊。再加上他們“生存力”較弱，倒下之後往往一蹶不振。至今我已經看過好幾個這樣的高材生了。 人必須活到老學到老。在校成績優異的人出社會後之所以難以進步，或許是因為他們抱有“我在學校已經學得夠多了”的誤會吧。

偏差值不是唯一標準 學校教育的另一個問題是偏差值。（注：日本對於學生學力測驗的計算公式值，偏差值大於50，表示成績優異，有能力考上好大學。） 到目前為止，很多人都曾經提出，從偏差值僅能看出一個人在國中或高中階段，人生中某一短暫時期的記憶力，無法反映出那個人的綜合能力和將來的潛力。儘管如此，學校卻將偏差值視為絕對，用這個數字來決定學生的升學和職業。接受這樣的教育後，學生會養成“只要選擇符合自己偏差值的地方就沒錯”的思維，即便出了社會，往往也不願承擔風險。同樣的，也難以培養出挑戰更高目標的氣概。如此一來，他們永遠無法成長為獨立的大人。換句話說，他們無法憑一己之力活下去。 除此之外，人們在聽到初次見面的物件畢業於東大，往往便認定對方一定頭腦很好。即便離開學校，他們依然無法脫離偏差值高便是優秀人才的思維，這也可以說是偏差值教育的弊害之一。 儘管二十年來飽受經濟不景氣之苦，但大部分日本人卻毫無怨言地繼續忍耐著，這是因為人們總是抱著 “由高偏差值集團所組成的執政機關總有一天會替我們想辦法，我們什麼都不用做” 的幻想。日本社會之所以失去自愈能力，或許正是因為有著不合時宜的引擎的緣故吧。

是否混淆了“教育”與“調教”？

如果不能指望學校，我們究竟該怎麼做呢？

怎麼樣才能讓自己的孩子擁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呢？ 很簡單。我們只需在各自的家庭中教導孩子那些真正必要的知識就行了。孩子的教育從前是父母的責任，現在只是回到原點。 父親說：“孩子的教育全部交給你。”然後把責任全部丟給母親；母親則把責任轉移給學校、補習班老師或家庭教師……，像這類不合理的情況必須立刻停止，這是第一步。 這麼做之後，下一步，則是改變對教育的心態。 “不要這麼做，不準那麼做”，用這種方式管教孩子，把孩子塞進既定的框架，不讓他們踏出一步，你是否認為這就是教育？ 依我看，這叫做“調教”，和養成自主思考能力的“教育”似是而非。 然而，我們一直讓孩子白天待在學校接受這樣的“調教”。回到家後，如果父母還以同樣的態度來對待他們，小孩子很難不變成被馴服的狗吧？相反的，父母親應該抱持的心態是去保護孩子的大腦，使他們免受試圖把孩子塞進既定框架的學校教育的危害，換句話說，讓他們回覆到人類原本的柔軟狀態，可以靠本能來思考判斷的狀態。

一定要與孩子一起找出他們的拿手本事

比起被逼著做某件事，人在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時會比較有活力，願意下工夫，大腦也因此能夠獲得鍛鍊。父母應該仔細觀察孩子，找出他們在做什麼事情時最朝氣蓬勃，得到答案後，在家庭中為他們打造出適合的環境。 這種時候，最好不要太介意做那件事是否對孩子的將來有所幫助，或是孩子是否有那方面的才華。重要的應該是：孩子為什麼會對那件事感興趣？為什麼會想做那件事？只要能清楚掌握這些，其他的事就不必操心了。 當然，才華這種東西有總比沒有好，但絕不能以沒有才華這種理由來阻止孩子的發展。因為就算天賦不夠，只要有充沛的熱情，便能催生出破壞力和持續力。一個人是否能成器，比起才華，熱情所佔的比重更大。

因為有了電腦這項工具，今後強記知識到頭來佔不到什麼便宜，譬如，要做到四則運算的時候，你只要學會計算軟體的使用原則，之後交給電腦就行了。學校卻沒有意識到時代的潮流，教學依然著重在單純地死記硬背功夫上，要求學生在短時間內儘可能正確記住更多的答案。暑假作業的數學題目淨是相同性質的問題，只是數字或者排列組合稍作更改，要求學生做兩百題，這種做法與其說是教育，更近似於訓練。

電腦把人從博學強記的束縛中解放了，應該去做比知識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公德心教育等相關的社會教育。

儘快讓孩子“超過家長” 至於我是如何教育兩個兒子的，我給大家講幾個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例。 1.思辨力：吃飯時關電視，和孩子暢談 如此一來，親子間的溝通量就會驟增。家長也能輕鬆瞭解到孩子想做的事，或是孩子有什麼煩惱。而且我們家吃飯時會選定一個主題進行討論。 假設那天的報紙有一篇關於斯洛伐克的報道，那我就會向全家人提問：“誰能說一說有關斯洛伐克的事？”一般人都說不出個所以然吧，那我就會這麼說。 “看來我們家的人對歐洲不太瞭解啊。這樣吧，下週六吃晚飯的時候開個有關歐洲的學習會好了。” 我讓大兒子去查斯洛伐克，讓小兒子去查斯洛維尼亞，再讓他們在餐桌上發表研究成果。只要定期舉行這樣的學習會，孩子們的思考能力與表達能力一定會有長足的進步。 2.責任感：讓孩子制訂“家庭旅行計劃” 這裡的“制訂”，不光是“什麼時候去”、“去哪裡”。還有機票、旅館、可從機場到旅館的交通方式、換乘方法、旅行期間要去哪些景點……要查好旅行的每一個細節，並計算出大致的開銷。 當然，出發之後也要尊重孩子制訂的計劃，按照他的計劃走。如此一來，要是計劃不周全，就會拖累全家人，所以孩子查的時候會特別認真。這樣就能培養孩子對家人的責任感，還能加深他對目的地的認識。這樣的旅行不是一舉兩得嗎？ 3.財商：舉行家庭投資收益比賽 要提高孩子的理財意識，還可以搞一個家庭投資比賽。假設一家有4口人，家裡有40萬日元的“閒錢”，那就每人分10萬，各投資一年，到年底時再比較各自的收益。 也許有人會覺得，“怎麼能讓孩子玩金錢遊戲呢，豈有此理”！但猶太人都是這麼教育孩子的。就是因為日本人在家裡、在學校都沒有接受過像樣的理財教育，才會有那麼多人甘願把現金存在不給利息的銀行裡。 4.領導力：讓孩子參加“夏令營” 要培養領導力，首推“夏令營”。 所謂夏令營，就是各個自治體或各類團體會在學校放暑假時組織孩子們去大自然野營，這在北美是司空見慣的活動。每到夏天，我都會將孩子們送到美國去參加夏令營，期間，孩子們需要透過合作完成很多事，這樣自然就能培養出領導所需要的能力。

必須教給孩子的“四個責任”

無論孩子長大後“生存力”有多強，如果他成為一個給家人或社會帶來困擾的大人，也只能說“對這孩子的教養是失敗的”。因此，不只是發展孩子的能力，教導他們承擔責任，也是父母重要的工作。 這些責任包括：

對自己人生應盡的責任；如果有了家庭，對家庭應盡的責任；如果去公司上班，對公司應盡的責任；對國家的責任，更進一步，對社會、對全世界應盡的責任。

我雖然不會命令孩子去寫功課，但從兒子還小的時候，我便嚴格灌輸他們對“自己”、“家庭”、“公司”、“國家社會”的四個責任觀念。所以，當次男說想去美國留學，不去唸附屬高中的時候，我問他：“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他毫不遲疑地回答我：“是的，我會負起那四個責任。”於是我安心地送他出國。 說得極端一點，只要你能肩負起這四個責任，無論走到世界哪個角落、從事什麼工作，你都能活得下去。然而，如此重要的做人道理，學校卻完全沒有教，只能由父母來教導孩子了。

父母改變，國家便能改變！

想抑制日本國力的衰退，當務之急是增加更多“能夠在世界舞臺一爭長短的人才”。 於是，至今我在創業家學校教過6千人，在培養政治人才的一新塾教過5千人，我把自己的看法灌輸給他們，把他們送到外面的世界。現在，平日我在自己創設的BBT大學和管理學校等地方，指導大約一萬名學員。我還對國家的教育制度提出了許多意見，比如，“將義務教育的範圍擴大到高中，在高中畢業之前，讓孩子明白身為一個社會人要肩負什麼樣的義務與責任，國家與各級政府也要負責讓孩子掌握最低限度的、賺取生活費的能力與技術。與此同時，將成年的年齡下調到18歲，滿18歲後即有投票、飲酒、吸菸、考駕照、結婚等權利”。這才是能應對21世紀的制度。 然而，無論我再怎麼努力，一個人的能力畢竟有限。更重要的是，每個家庭如果不重新審視孩子的教育，轉以培養“二十一世紀型人才”，這個國家便無法走上光明之路。相反地，如果每個家庭的父母都能有所察覺，有所改變，便能改變國家。 最後，我衷心期待10年後，20年後，當現在的孩童長大成人時，國家能夠變得煥然一新，脫胎換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