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得賦斂”到“惟得衣食租稅”。漢初，擁有諸侯王爵位意味著不僅擁有強大的政治權力，而且還擁有支配王國財富的經濟權力。學界對漢代諸侯王經濟問題的研究已有較為豐碩的成果。
人對諸侯王經濟權力已經有較為詳盡的論述，在此基礎上，我們的重點是從諸侯王爵位所附麗的經濟權利的變遷，考察漢代以諸侯王為代表的劉氏家族在經濟方面是如何完成貴族化進程的。
前文已交代，高祖五年，劉邦開始授予同姓兄弟子侄以諸侯王爵位。漢初的諸侯王國儼然與漢朝中央政府對等的獨立國家。諸侯王爵位所附麗的經濟權力極大。諸侯王在王國內可以合法自主徵收賦稅。高祖十二年，劉邦在詔書中提到諸侯王與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
《史記五宗世家》中司馬遷也曾提到“高祖時諸侯皆賦《集解》引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於王也。”漢初，財政收支基本上是漢與與王國兩套獨立系統。新興的王國體制幾乎沒有範例可循，王國的所有制度基本上是以漢朝中央政府為樣板，財政也不例外。同漢朝中央政府一樣，王國的租稅也分“公”與“私”兩部分。
王國的“私奉養”在漢初是相當豐厚的一筆收入。如吳王劉湧在吳國版圖內的豫章開發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並且“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齊國僅臨淄城就達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
如此看來，除了向中央政府繳納部分田租、人頭稅以外，漢初，諸侯王幾乎完全支配“私奉養"的收入，可謂富可敵國。財富聚集在王國，王國勢力坐大，如吳王劉海國用富饒，就免除了編戶齊民的算賦和口賦，這種福利措施連當時的漢朝中央政府都無法做到。王國的富有對集權制的漢朝中央政府來說，無疑是嚴重威脅。
以吳國為首的七國之亂就證明了這一點。七國之亂平定後，景帝中元五年，諸侯王少府省置，少府併入郎中令，柳春藩先生已經注意到，景帝七國之亂以後“諸侯王的分封也開始以戶數為計算單位了”。柳先生據此進一步推斷，“諸侯王只能按所封戶數擁有土地的情況徵收地稅。
而無權徵收其封國內其它賦稅，更無權徵收山川園池市井之稅，作為自己的"私奉養"了”。事實上，諸侯王的“私奉養”並沒有完全取消，只不過大為削減而已。七國之亂後，諸侯王並沒有完全剝奪“私奉養"收入，起碼，諸侯王除了徵收田租、人頭稅外，還可以徵收市租，即商業稅。
中央政府削減的諸侯王“私奉養”包括三大類：一是鹽鐵收入；二是採銅鑄造錢幣權；三是賣酒和收取酒食權。到漢武帝時期，諸侯王雖然還有部分田租、人頭稅、市井租稅收入，但較之七國之亂以前，已經大為削弱。
隨著諸侯王置吏權的喪失，武帝又施行“推恩”政策，王國遂被析分成若干王子侯國。“推恩”政策以諸王子“分家”的形式進一步削弱了王國的財權。“推恩”政策使得“王子畢侯”，其直接效果起到了肢解王國財權的作用。
至此，諸侯王、王子侯僅能“衣食租稅”，樂富貴。所謂“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氣可以代表當時諸侯王謹小慎微、專注犬馬富貴生活的心態。從景帝中元五年開始，至武帝末年，諸侯王爵位所附麗的經濟權力大為削弱。
諸侯王、王子侯遠離政治，在沒有多大政治權力支撐的情況下，諸侯王、王子侯的財政權力被規範到有限的範圍，只能“惟得衣食租稅”。諸侯王、王子侯成為一個純粹的供養寄生階層。諸侯王、王子侯爵位所附麗的權力最終在皇權的壓迫下萎縮成“惟得衣食租稅”的特權。至此，劉氏家族在權力分配方面也完成了貴族化。
身份的高貴與文化素質的提高。美國曆史學家喬納森德瓦爾德認為歐洲中世紀貴族的特權有諸多根源：
但從根本上說，它們植根於關於人格和身份的觀念，他們認為，他們從出生起就繼承了特有的品質，他們所受的教育使這些品質得以強化和精緻化。他們聲稱，這種基因遺傳和文化傳承的結合，將他們與其他人區別開，並賦予了其進行保護和統治的特殊稟賦。
漢初，劉邦授予劉氏家族主要成員諸侯王、列侯的爵位，這些爵位不僅僅意味著擁有強大的政治、經濟支配權力，它還具有無上的社會榮譽。諸侯王、列侯在秦帝國建立以前都是高貴身份的象徵。
陳涉、吳廣大澤起事，高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他們雖反對王侯爵位世襲，但並不代表他們漠視王侯爵位所帶來的高貴聲譽。諸侯王基本上是歷代皇帝的皇子，他們與皇帝的血緣關係最近，其身份較之宗室其他成員也最為尊貴。管貴東敏銳地發現從高祖到武帝的封建經歷一個轉變：
主要轉變為裁抑先帝所立宗藩，而盡封自己的兒子為王。在漢代沒有皇子建藩後反叛在位父親的例子。這顯示在政治上只有父子才能真正發揮封建的效果。漢有連坐之法，兄弟在其數。
所以在政治上，“家”的親和力，以父子為核心；其次則為同胞兄弟（同父同母），但兄弟間卻依實際利害關係而有不同。這些現象，總的看來是在政治上血緣共同體內聚力的強弱，已以父家長制中的“父"為中心，漸次按血緣關係的親疏而遞。
劉氏家族的主要成員被授予諸侯王爵位，身份的高貴性有了權利保障，但這並不說明劉氏家族就完成了貴族化。真正意義上的貴族必須是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與文化知識的薰陶。較之禮樂文化背景下的先秦貴族，劉氏家族的主要成員雖然被分封了諸侯王、列侯的爵位，但是在個人素質上距離貴族化還相差甚遠。
曾擔任過秦朝泗水亭長的劉邦雖多少有點文化教育背景，但其粗獷、豪爽的行事風格頗似民間的任俠。這與儒雅的貴族卻有天壤之別。如劉邦之兄代王劉喜作為平民之時，以“能治產業”而得到父親的讚賞。呂后時期，朱虛侯劉章尚能唱耕田歌。
從這兩點可以推想，漢初至呂后時期，諸侯王、王子侯的文化教育素質並不很高。被稱為“家人言”的黃老學說，很難像儒家思想那樣有一套理論嚴格約束貴族的言行。吳王劉潺“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其行帶有幾分“豪俠色彩”。
淮南王劉長“有才力，力扛鼎”，從他極殺審食其的舉動以及驕橫不法的行為來看，想必劉長也不曾受過多少文化教育。文帝之子梁孝王劉武在吳楚七國之亂中堅守梁國，使得叛軍無法西進，梁王“招延四方豪傑”，殺爰盎後“伏斧質，之闕下謝罪，行事風格似武將或任俠。
由此可見，劉氏家族自劉邦建立漢帝國之後，主要成員雖大多授予諸侯王、王子侯爵位，但其文化教育素質在高帝到文帝時期並未有明顯的提高。其原因主要是由於大部分諸侯王、王子侯本人或者父輩歷過由平民到皇親的身份鉅變，劉氏家族脫離平民身份時日不長，皇族的文化教育水平並不高。
文景時期，宗室文化教育水平也未見提高。從這一時期的大形勢我們可窺一斑。至衛太子劉據的也深受黃老家的影響氣武帝時期雖有河間獻王劉德這樣的“修學好古，實事求是”的近似儒者的諸侯王，但大多數諸侯王如魯王劉餘、江都王劉非、膠西王劉端品行惡劣、作風敗壞。
閻步克先生《漢武帝時“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考》一文指出，武帝為太子劉據選擇的師傅是素有“恭謹醇厚”家風的石德，衛太子的教育受儒、道兩家影響，武帝以後以及昭帝時期政策的轉變，儒家思想發揮了重要影響。這一點極富有啟示。武帝前中期大的政治文化背景就是黃老、儒家思想並存，武帝后期才真正轉向儒家。
周永衛認為西漢的皇家教育中的師傅制在昭宣以前以“重厚恭謹”型為主，到了昭宣以後轉為“明經篤行”為主。
考之史實，的確如此。後來的帝師蕭望之、疏廣、夏侯勝等人都是儒者出身，漢代皇帝如宣帝“善《穀梁》說”、元帝“少而好儒”、成帝“壯好經書”即為證明氣皇室教育向全面儒學化發展，這種風氣必定影響到宗室諸侯王、王子侯層面。
獻可查的共有15人。這部分儒者大部分在宣帝、元帝時期出任諸侯王的傅相。因此，大致可以斷定，在文化教育方面，諸侯王甚至是王子侯的貴族化是在武帝后期以後，特別是宣、元時期完成的。
從高祖六年，劉邦開始分封同姓諸侯王到宣、元之間，經歷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劉氏家族才完成了貴族化。東漢一代，儒家文化早已成為社會的主流文化，加之劉秀出身宗室，又受過良好的教育，就文化教育素質來看，故東漢宗室貴族化較之西漢要高得多。
綜上所述，劉氏家族在西漢由平民階層向貴族階層轉變的關鍵就是封爵制度。漢代對宗室群體的安排開創了一種新的模式，比之周代，諸侯王、王子侯的權力被限制到僅僅以“衣食租稅”為主的層面，政治的實際統治權被壓縮成少量特權，經濟上卻給予充足的物質條件，文化上教育上也以儒家教育的忠君等級觀念為主。
結語
這樣宗室群體基本成為一種富有、有教養但無權的貴族階層。此後，歷代王朝對宗室的安排基本上都是以此為樣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