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北大教授劉雲杉一篇“對當下中國教育的反思”的文章，其中提到校外培訓機構時，將校外學習和校內學校建了一個對立關係，認為校內是“發現學習”，校外是“接受學習”。
現在像劉教授這樣的認識比較常見。“雙減”以來，看了很多專家評價校外培訓機構的文章，通常都是批評校外教培機構強力推行應試教育，破壞了教育規律，是教育發展中的絆腳石。“雙減”之一的“減輕校外培訓負擔”，先將校外培訓機構劃分為“學科類”和“非學科類”，然後用近乎一刀切的方式將“學科類”切掉，用了一個很客氣的詞，“壓減”。很多地方以“校外學科類培訓機構壓減率100%”作為雙減政績進行公佈。
校外培訓機構從二十多年前開始的蓬勃發展，到2020年疫情開始的網課模式瘋狂擴張，再到一紙“雙減”文件一夜變天的窮途末路，很像是在驗證一句古訓：上天欲其滅亡，必先令其瘋狂。但若說“強力推行應試教育”，校外教培機構卻只是背鍋俠。
校外培訓機構的蓬勃發展，到底是不是因為公辦教育出了問題，現在也不好說。但從咱們兩千多年的教育歷史來看，官學與私學一直呈現互補狀態，相對平衡。一旦有某個階段私學蓬勃發展，通常都是因為官學出了問題，私學自覺地進行了及時補充。
劉教授提出的“接受學習”，並非校外培訓機構的創造發明，而是校內教學方式在校外培訓領域的效率化和規模化的呈現，也可以理解為校外教學對校內教學“自覺地進行了及時補充”。不能因為素質教育已經被提出很多年，就認為校內教育已經很好地落實了素質教育，是校外培訓機構倒行逆施，才將教育拉回機械化應試的局面的。事實上是，校內教育一直在努力進行機械化應試的“接受教學”，但一直進行得不到位，校外教育在市場思維和資本力量推動下，試圖迅速將其一步到位。
校內“接受學習”的發展，也是有歷史原因的。在教育資源短缺又想快速培養人才的時代背景下，建設“重點學校”成為基本策略。
既然有重點學校，就有非重點學校。誰上重點學校，誰上非重點學校，必然有個標準。相對公平的標準，就是考試成績。既然有重點學校，而且可以通過考試考進重點學校，那有什麼理由阻止老百姓為此付出努力呢？有什麼理由阻止各個學校的領導和老師為此想盡一切辦法呢？
但各個學校的老師肯定是良莠不齊的。這並不是在批評老師，絕大部分行業都是這樣，從業者良莠不齊，優秀者是少數，平庸者是大多數。到醫院去看病，應該就很有體會。優秀的醫生善於望聞問切，再結合機器檢查結果進行綜合判斷；平庸的醫生則完全依賴於機器檢查，並根據一般病理規則開出藥方即可。老師行業也是這樣，優秀的老師善於實施個性化教學，的確是智者引領，賢者傳道，落實的是“發現學習”；平庸的老師則只能針對考試內容對學生進行機械化訓練，用大量、反覆的枯燥刷題方式來努力將學生打造成考試機器，以套路化、模式化的方式來為成績差的學生保點基本分。這就是在實施“接受學習”。事實上，優秀老師的教學方式更能提高孩子的應試分數，但優秀老師是少數，平庸者是大多數，所以有時候現實的荒誕在於：因為平庸者是大多數，所以平庸者的做法就是正確的。這種現象，在網絡時代正在變得更加嚴重起來。在任何時代應該都是這樣，要求一個行業的從業者個個優秀，那簡直是不切實際的痴人說夢。
但即使平庸者是大多數，也並不等於負責任的是大多數。其中一部分平庸者，可能不僅平庸，而且不負責任。平庸而負責任的，就會努力落實機械化應試的“接受學習”；平庸而不負責任的，教師不過是一個謀生的職業，上課就是僅僅完成教學任務而已，很多孩子因此連“接受學習”都沒有。
校外培訓機構肯定是有真正研究教育的，但也只有少數，其中大部分只是校內教學的搬運複製。
在還沒有資本力量加持的時候，有些校外培訓機構想迅速做大做強，唯一能走的路就是：探索教學的模式化和可複製化，使其符合迅速推廣的規律。
原來校內平庸者負責任地進行機械化應試的“接受教學”，無須苛求老師個人的綜合素養和創造能力，老師只是個教學機器，學生則是個學習機器。這種模式，正好符合模式化和可複製化的規律，校外培訓機構於是運用商業機制來進行運作和監管，果然很快成為了校內“接受學習”的有力補充，——校內平庸而負責任的老師總量不夠，校外教育領域在商業經濟的刺激下，將這種“平庸的負責任”變成必然。
在高薪酬誘惑和嚴格考核體制的雙層夾擊下，一個老師被改造成一個教學機器並不困難。何況市場需求量很大，大學畢業生能掙很多錢的又不多，簡直是天時地利人和。
後來在“雙減”的掃蕩下，很多培訓機構關門，有些從培訓機構裡出來的老師大發感慨：培訓機構的確是害人的，的確是把學生當成學習機器在進行機械化訓練。顯然這些老師自己也是深受其害，雖然在培訓機構裡當過一段時間老師，但並沒有主觀探究專業教育的機會。特別是後來大量資本力量殺進教育培訓領域，根本不可能留時間給老師進行專業教育上的主觀探究，老師只能做一個教學生機械化應試的教學機器。
把自己曾經當過一段時間教學機器的經歷，誤解成是自己當過老師的經歷，誤解成自己曾經從事過教育的經歷，這是雙減之後不得不選擇轉行的很多人的普遍心理。當教學機器，其實徒有老師之形，事實上並沒有體會到做老師的本質意義、特殊價值和基本規律。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出：在以應試為基本目標的前提下，用資本化、產業化的思維進行急功近利的運作，對從業的老師和求學的孩子們造成的傷害是巨大的，對教育行業的傷害也是巨大的。資本化、產業化，本身是一把雙刃劍，但只要急功近利，就很容易變成荼毒生靈的利器。話講回來，雙減採用一刀切政策，把所有校外學科類培訓機構都當作資本化、產業化的毒瘤進行切除，可能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手段，但的確會傷及無辜，可能對教育的良性發展形成了一定的傷害。
教育這件事，是全社會的事，特別需要學校、家庭、社會三方面的協調配合。將校內教育和校外教育形成對立；或者將“以學校為主體”理解成“教育主要靠校內老師”，將校外教育一刀切掉；或者以為校內就是一個教知識的地方，孩子的成長教育主要還是靠家庭……如此之類，都是不健全的教育。
在教育這件事上，不能用特例來代替一般，不管這個特例是學校教育的成功者、家庭教育的成功者還是社會教育的成功者，如果用特例代替一般，一定會出問題。現在我們國家努力將學校去重點化，努力倡導教育均衡，就是想要實現一般教育的效果。通常重點學校呈現出的優秀考試成績，是掐尖教育的結果，就屬於特例教育的成功，既不能代表一個地方的教育水平，也不能代表一個地方的學生整體水平。
如果關注雙減政策的，一定非常熟悉一個詞：提質增效。雖然這個詞在雙減之後被重點提出，但其實是一個一直困擾教育的老問題。
從現實意義來說，國家需要通過教育來選拔人才，選拔機制無非是考試製和推薦制，前者取決於一張試卷，相對公平；後者取決於人，更容易滋生腐敗。既然有考試，就有應試，這個提質增效，就是既要減輕學生的學習負擔，緩解家長的壓力，又要提升學生的應試能力，提高學習成績。
如果校內一直是“發現學習”，這個提質增效早就做得很好了。而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卻是在試圖不考試，少考試，考試也不公佈成績，或者索性降低中考卷的命題難度，看起來做的都是與提質增效沒半毛錢關係的事，之所以要做這些事兒，顯然就是因為提質增效一時半會還很難做到位。
真正的提質增效，應該是孩子們學習熱情高，競爭意識強，敢於知難而上，樂於探索未知，勇於挑戰創造，善於直面壓力，將壓力變為動力。
將“接受學習”轉為“發現學習”，正是提質增效的手段之一，需要將學校、家庭、社會都動員起來，讓所有熱愛教育的人來參與研究和實踐。
只要社會還需要篩選人才，只要公務員招考還是以文憑為前提，只要以學歷文憑為基礎的篩選機制還會對個人的社會活動和社會地位產生重大影響，孩子的學習、考試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越是普通老百姓，越是隻能通過學習來改變命運。為機械化應試的“接受學習”找背鍋俠，只會讓“提質增效”更長久地保持紙上談兵的狀態，這傷害的是教育事業，是一代一代的莘莘學子。
生而為人，人人都肩負著國家與社會的使命，所以，減負，不應該是從身上卸去所有的包袱，而是一邊增強體質，提升抗壓能力，一邊努力將包袱變成翅膀，去搏擊長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