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子一詞，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顧名思義，就是在外遊學的儒家士人。

士人的遊歷，不僅能夠增長自己的學識，還能在遊歷過程中通過與他人的交流增長自己對儒家經典和某些觀點理解，以此來提高自己的學識，在科舉考試中中拔得頭籌。

中國的封建社會中，漢代和元代的遊歷在士人之間蔚然成風，漢代作為漢民族統治的王朝，士人崇尚遊歷無可厚非。

元代的主導思想

元朝是北方的遊牧民族——蒙古族所統治的王朝，而我們都知道古代社會的發展往往是按照“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階段發展的，而位於封建社會時期，出現了兩種文明並存的狀態——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

由於漢民族統治整個中原，當時的人就不自覺地將漢民族的農耕文明作為當時最先進的文明。

而事實證明漢民族的農耕文明確實比遊牧民族的文化給人們生活質量的提升要大得多。

少數民族看到了漢族人民生活的變化，也將向漢民族學習作為自己成為統治者的首要要求。

那麼問題就出現了，少數民族和漢民族在思想和文明上有著巨大的不同，想要鞏固自己的統治，就必須在思想和文明與漢民族保持高度的一致，畢竟漢民族的人數一直都比少數民族的人數多。

元世祖忽必烈效仿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在某些方面採取漢化的措施，以此能夠在思想和文明成功統治中原地區，鞏固自己這來之不易的大一統天下的統治者的地位。

儒家的士人在經歷了宋明理學的影響之後，深感宋明理學對他們的思想起著很大的啟發的作用，加上宋朝的穩定、繁榮的政治環境，讓這些士人能夠更好地去學習宋明理學和陽明心學。

元朝在統治的初期，無法理解宋明理學和陽明心學在士人中的影響力，所以並未重視，在元朝儒家士人的努力下，統治者終於看到了宋明理學的儒家思想的巨大作用。

在思想文化方面開始採取“尊孔崇儒”的政策，還是將儒家的思想——宋明理學作為主要的統治思想。

不僅要求大量運用漢民族或者宋朝遺留下來的有能力和在百姓中有較大的影響力的官員，還要求當時的少數民族官員及其子女必須學習儒家文化。

將儒家經典作為必須翻看的書籍，在處理朝政時，會時不時地檢查官員的學習情況。

統治者對遊歷的支持，這讓當時的士人再一次燃起了遊歷的希望。

遊歷的蔚然成風

雖然被少數民族統治和當時社會的剛從動盪中恢復平靜的大背景下，許多士人對遊歷並沒有非常熱衷。

即使想要去遊歷，當想到自己要為所謂的“夷族”的統治服務的時候，大多數的士人選擇了漠視，甚至就此打消了遊歷的想法。

即使統治者推崇儒家的思想文化，依舊無法讓當時的儒家士人走出家門，走出自己生活的地方，去其他的地方進行遊歷。那麼這一事情是如何出現轉機的呢？

元朝初期，社會剛恢復穩定的局面，但是經歷過國家滅亡的儒家士人非常明白，如果沒有時間來證明。

那麼現在的眼前穩定的社會環境不過是曇花一現，而為了自己安全著想的士人，並沒有立刻決定去遊歷。

元朝中期的時候，國家的發展相對穩定、繁榮，這讓某些儒家士人開始有了遊歷的想法，加上當時一些作為宋朝遺民而存活下來的儒家士人相繼離開人世。

年輕一代的儒家士人是在元朝的統治下成長，受到了當時統治者所宣傳的思想的耳濡目染，對元朝也沒有前代儒家士人的仇恨和不屑。而遊歷蔚然成風離不開以下幾點：

• 選官制度的變化。

元朝初期，政局尚未穩定，統治者忙於戰爭，忽視了人們思想上的管理，到中期的時候開始尊孔重儒，重教興學，未受到世人非常多的關注。

開始尊孔向漢民族學習的元朝統治者並沒有學習從隋唐時期出現並被延續的科舉考試的選官制度，反而推崇漢魏時期的薦舉制。

這一制度的出現又一次將門閥士族帶回了朝廷，儘管當時寒士入朝為官的機會非常渺茫。

但是有學識但苦於沒有背景的儒家士人，為了改變命運，入朝為官，決定用遊歷的方式。希望通過遊歷能夠建立所謂的功名，以此來進入仕途。

• 元朝各地教育發展的不平衡。

元朝統治者對教育並沒有漢民族統治者重視教育的發展。

這也就導致了經濟發達的城市的教育水平要比周邊偏遠和其他經濟相對落後地區的要高出許多，這也就使得當時眾多的儒家士人遠離家鄉，去遠方遊歷。

雖然元朝的選官制度是推薦制，但是士人依舊將儒家的“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作為督促和鼓勵自己繼續學習，開拓視野的首要動力，遊歷也就成了他們入朝為官的助力。

當時的士人去遊歷的地方大多是交通便利、經濟富庶、繁華的大城市，希望在大城市通過思想的交流來獲得更多達官顯貴的認可，增加自己在社會上的影響力，以此來幫助自己入世。

元朝的選官制度雖然以薦舉製為主，但是當時的統治者也看重官員在百姓中的影響力。

如果一位人士能夠擁有非常大的影響力，那麼這位人士的學識和能力在其他的候選人中是首屈一指的。

若將其作為官吏，既能夠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還能夠提升元朝政府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從而鞏固和維持元朝的統治。

為了加深對儒家經典的理解，尋找到能夠真正地將自己帶入儒學的老師。

當時的王旭曾說：“士之讀書為學，將以用於世，而非欲以獨善也。”

其意識是：當時的士人將讀書作為增長自己學識的一種手段，而最終的目的是將自己所領會的東西運用到社會中，也就是做官，而並非單純的獨善其身。

可見當時人們將遊歷作為自己為官的手段，但是最首要的要求就是對儒家經典要理解透徹，能夠為己所用，而這距離不開一位博聞強識的老師的指導。

儒家士人認為能夠和俞伯牙與鍾子期的“高山流水覓知音”相提並論的就是能夠遇到一位“良師”，而這位老師不僅要對儒家經典有著獨到而透徹的見解，還需要能夠懂得學生所想。

根據學生對某件事情的看法，來將其引入儒家經典中，並通過儒家經典中的某些理論和觀點，擴大學生的見識。

使得學生對儒家經典的思想有著深刻而出色的見解，在當時的士人中脫穎而出，從而受到統治者和上流社會的只能夠用。

綜上所述，遊歷的蔚然成風重要是由於這些必要的因素，然而我們只關注到了元朝的蔚然成風的現象，卻忽視了遊歷所帶來的巨大影響。

其所帶來的非常的重大的影響如下；

1.在當時形成了中外思想文化交流的高度密切和頻繁的時期。白壽彝曾說：“元朝時期的中外交流溝通的盛況，是前所未有的，而中外文化的交流在這時是最頻繁與最深刻的。”

元朝建立之後，不斷地擴大版圖，在元朝的時期中國的版圖達到了的最大，橫跨亞歐大陸，無論何地都有儒家士人遊歷的痕跡，儒家士人的遊歷，為中原帶去了歐洲的文化。

將漢民族的思想文化傳播到了歐洲地區，促進了漢唐時代人們所希望的直接與歐洲和非洲人民交流的理想成為現實。

2.蔚然成風的遊歷促進了元朝文學創作的發展。元朝士人的遊歷這一活動中深刻貫穿著他們的思想，士人的寫作多以上都為主要的描寫之地。

上都在元朝之前是一個不被人所關注的地方，直到元朝它出現了文人的視野中，這一時期的士人多在上都進行遊歷，上都紀行詩就成了他們創作的主要題材和對象。

元大都也成了士人歌詠和描寫的對象，一直延續到元祐年間，熱潮才有所減退。

元朝版圖的擴大和士人的遊歷，促進了士人思想的解放，受到歐洲文化的影響，文學創作的不斷得到發展。

由於當時遊歷的再次興起和社會環境及士人心態的不同，人們對遊歷的觀念進行了創新，使其有了新的發展，受到了不同文化的薰陶，在某些方面也促進了元朝時期文學創作的發展。

小結

中國古代士人的遊歷雖然他們最初的目的是入世，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為了自己的滿腔熱血、胸懷天下的抱負能夠有施展的舞臺。

但是這遊歷的背後，也讓士人對優秀的儒家經典和儒家思想有了更加清楚的認識和了解。

也讓他們看到了前所未見的大好河山、感受過繁華，體會過愜意、閒適的生活，更主要的是，促進了文化的交流，消除了文化溝通之間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