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咱們嘮嘮零度寫作

《活著》的作家餘華，一度被稱為“零度情感寫作者”，啥意思呢？

一提到零度，大傢伙會想到可樂的一款品牌。此零度非彼零度，但兩者有著異曲同工之處。按照文學理論家羅蘭的話嘮：

零度寫作是一種中性的，非感情化的寫作。

大家看這段話是不是很酷，有股高冷範，但聽起來卻是迷迷糊糊的。

咱們要清楚“零度寫作”這個概念，當然要追溯下文學寫作的歷史。

西方19世紀和以前的文學寫作啊，都習慣用上帝視角，承擔著教育讀者的功能，甚至有時候，作者會把“正能量”的意圖加在主人公命運上。到了二十世紀發生了轉彎，個人意志站起來了，人們對那種硬塞給他們的東西，十分嫌棄，一天上班就夠累了，還要聽人教訓。於是乎，作者和讀者也變得更加平等。

這個時候，《追憶似水年華》崛起，作者普魯斯特從以往的上帝視角，轉為對細節的窮究。想必有讀過的朋友都知道這是本“天書”，剛讀一定覺得這寫得啥意思呀。

我想用網上一句話解釋: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藝術作品，形式從來不是裝飾性的事物。大多數時候，外在的形式，比內容，更揭示本質。

也就是說，他在寫作時認為題材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萬事萬物如何呈現在自己主觀意識裡。於是，在他這，寫作的形式成為了內容本身。說白了，任何不起眼的小事，都值得通過自己的意識再構造一遍。就像這本小說的開頭，他光寫入睡前的思想回憶活動，就能足足寫三十多頁。

接下來，卡夫卡橫空出道，卡夫卡一直被視為荒誕的小說家，在他的小說裡，咱們熟悉的事物知識都變形了，不是它們原來的樣子。比如《變形記》裡，人睡醒一覺居然變成了甲蟲，《審判》裡法庭就在臥室邊上。

卡夫卡比普魯斯特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和寫作沒有了任何距離感。

周圍的人、社會意義、臥室擺放的裝置等等，一切東西的親密距離都能引起他的恐懼。為啥恐懼呢？

比如咱們平時人與人之間，都維持適度的社交距離，一旦距離過近，像精神病人(不含貶義)是沒有距離感的，他不打招呼地同你說話，距離近得就會讓你感到恐懼。

按照年代順序，加繆該帶著《局外人》登場了，沒錯，《局外人》就是零度寫作的完美範例。

加繆綜合了前人為他打下的基礎，採用一種完全價值中立的敘事，主人公講自己的故事卻保持著客觀，不對故事摻雜任何私人的感情。

媽媽死了，他說：

• “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記不清。”

老闆安排他大項目，他說：

• “當我念大學的時候，有過不少這類雄心大志，但當我輟學之後，很快就懂得了，這一切實際上並不重要。”

女朋友提出結婚，他說：

• “我說結不結婚都行，如果她要，我們就結。她又問我是否愛她，我像上次那樣回答她，說這個問題毫無意義，但可以肯定我並不愛她。”

法官判他死刑，他想：

• “既然都要死，怎麼去死，什麼時間去死，就無關緊要了。”

母親死了他不哭、結不結婚都行、公司裡有大項目讓他做，他無所謂、甚至法院判他死刑，他也欣然接受。

這每一條的行為都讓正常人看來難以接受，如果說今天的人是“佛系”，那他就是佛繫到了極點。但其實事實上，他只是不想讓社會意義凌駕於個人情感之上，他不想戴著面具演戲，按加繆自己的話說，他懷著一種絕對與真實的激情。

開頭提到《活著》，亦是如此，一個孩子的死後，開始富貴家裡一連串的死亡故事，餘華寫的時候，幾乎看不到他帶感情加入，作為一個局外人的冷靜，但咱們卻深受觸動。

羅蘭推崇的零度寫作就是這樣，並不是缺乏感情，更不是不要感情，恰恰相反，是將澎湃飽滿的感情降至冰點，讓理性之花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