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方文化將自我視為個體區別於他人的內在特質之整合體。諸如自我表達、自我實現等自我化的運動過程均是西方個人主義文化的產物。西方文化成員大多踐行獨立自主的自我表達。與此相反，中國文化將個體視為社會整體關係的構成部分，其行為受所屬群體的思維和情感影響。

只有當華人的自我被置於恰當的社會關係之中，才能完全發揮其意義。近代學者梁漱溟將華人稱為“依存者”(dependentbeing),“依存”是指華人多為負責任而生存(梁漱溟，1964)。中國傳統文化摒棄個體的獨立性，處於集體主義文化中的個體往往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來創造並承擔責任，以便能成為社會人際關係的構成部分(Chengetal.,2013)。

這種依附於社會關係的自我概念便是中國式的依賴型自我概念。在依賴式的自我概念中，集體主義、整體關係等是常見的表達方式。

依賴式自我自然也具有譬如能力、判斷力等人格特徵，但這些特徵難以在外部行為中發揮主體作用。在眾多社會實踐領域中，個人意見和能力表達大都處於第二角色的位置。對依賴式自我而言，最重要的自我表徵永遠是和他人而非自身相關。也就是說，依賴式自我的結構會隨著社會關係本質的改變而發生變化。

西方文化的自我概念重視自我表達和自我實現，強調個體在實現自身價值上做出的努力，是完全獨立自主的自我表達。而中國文化的自我概念以社會性的依存關係為基礎，個體需承擔相應責任和義務以完成自身社會角色賦權，獲取群體認同，是依存於他人關係的依賴式自我表徵。

自我範圍即自我界限，是個體與他人的內化區分程度。西方文化的自我界限相對明顯，自我即本人，不附帶其他關係。其文化成員的外部行為完全憑藉自身的內在情感及動機系統為轉移，自我範圍相對狹窄。在美國，18歲以上的青少年就以獨立成員的身份進入社會，不再依附於家庭和父母。選舉權的獲得也是他們得到社會承認，能夠為自身行為負責的體現，可見西方文化中的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界限十分明確(MaussetaL,2010)。

中國文化的自我範圍與西方文化相較則大得多。中國的自我除自身之外，還包含了親人、家庭、甚至族群和國家，是一個成員眾多的“大我，而時刻以“大我”利益為先的人能得到社會的高度任何與讚揚。

東方自我概念中的個體行動更多受到他人期望之影響，在進行決策時往往優先考慮能否達到他人的要求(Brown,2013)。在中國，許多人的行為實質是對他人願望的滿足——譬如成功代表著成為家庭甚至整個種族的驕傲，失敗則成為他們的恥辱，甚至為此而輕生。東方自我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會將自身無法實現的目標轉嫁給後代或其他相關之人。舉例而言，中國家庭中子女與父母從事相同或類似行業的情況比美國多得多，這是因為美華人在職業選擇上更為自由，無需考慮父母意見，華人則不然。

獨立自我中的他人是彰顯自我存在與進行社會比較的重要標尺，依賴式自我則將其視為與自身相適應或比較的關係，個體和他人的密切程度決定了他們以何種方式進行聯繫。在依賴式自我概念中，個體與他人的關係不僅既是其實現自我價值的方法，亦是目的本身。

維持關係的重點在於時刻意識到他人的存在並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他們的需要。誠然，人們無法對所有他人表達關注，一般情況下，只有在確定對方對自己抱有善意之後，一些特殊的互動行為才能得到相應的回報。如此一來，選擇具有相同命運的群體並將其納入親密關係，使其受到特殊對待成為了依賴式自我最為省力的交往方法一一群體內部員作為自己人共同排斥外部成員。

以一個簡單情境為例，當美華人被邀請去他人家中做客並問詢要喝點什麼時，通常會直接表達自身訴求，而華人往往會將問題拋給提問者，如回答“都可以，你看著辦西方文化中的主人將選擇的權利交由客人，讓他們明確表達自身的願望與傾向。而華人則體現了一種典型的“客隨主便”精神，設身處地感知他人的願望(Ma-Kellams&Blascovich,2012;Ma-Kellamsetal.,2012)。

由此可見，在獨立式的自我概念中，個體需要進行自我表達才能得到他人的理解和關注。而在依賴式自我概念中，對自我的觀點要被時刻抑制，以理解他人，感知他人，進而維持與他人的關係。

中西方文化中對自我的表達也呈現出截然相反的兩種形式。西方文化對自我的表達坦率而直接，東方文化則更為間接和含蓄(Layousetal.,2013)。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即使個體感受到了自身的強大，也往往羞於直接表達，更傾向於做出謙虛地自我否定，以免成為眾矢之的。毫不掩飾的自我誇讚被認為是個體不成熟的表現，但這並不意味著華人不喜歡得到讚揚(LeeetaL,2010)。華人迂迴的稱讚方式花樣繁多，典型的方式有以下幾種：

① 依附權貴。攀附權貴是最為典型的彰顯自身身份的方法之一。中國作為關係社會，與權貴階層發生聯繫代表了幾身被納入其自我範圍，有了享受特殊待遇的資格(Leung&Cohen,2011)。楊國樞(2013)提出的具有“權威人格”的華人就證明了這一點。

② 貶低他人以抬高自己。雖然直接稱讚自己相對困難，但以否認他人的方式來潛在提高自身地位就容易得多。對東西方文化中競爭方式的研究發現，西方文化自我實現視為個體奮鬥目標，習慣於通過自身努力來贏得競爭。而東方文化並不鼓勵個人奮鬥，因為自我的過度突出被定義為不合時宜的。在這種文化之下，難免有少部分人通過貶低與壓制他人來為自身的失敗尋找客觀理由，以此追求內心的平衡，這就是所謂的阿Q精神。

③ 誇耀他人以彰顯自己。另一些情況下，人們對通過稱讚他人的品位、行為或外貌來顯示自身價值。通過讚賞他人的服飾以彰顯自身審美、通過鑑賞他人的作品來炫耀自身文化修養都是典型例子。如此一來既能愉悅他人，又能不動聲色地凸顯自身高水平與高格調，是兩全其美的事。

以上的迂迴式表達方法之所以在中國社會被頻繁使用，是因為華人在進行行為決策時往往優先考慮他人。與外化型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國文化是內斂的，該文化下的成員會將社會與他人的需求內化為自我需求。許娘光先生曾言“中國…人無人格”便是基於這一立場。依賴式的自我為適應不同關係情境，在不同環境中往往表現出特異化的自我表徵，自我無法脫離境存在，更難以維持恆定狀態，自然就沒有真正獨立化的人格。

與西方人相較，華人很難拒絕別人，在規範化的情境中進行社會角色扮演並達到社會期許已經成為華人的日常。與此相反，西方文化下的個體會通過各種手段與工具來實現個人目的，無懼打破人際交往中的脆弱平衡，能比較容易地在不同情境中表現出一以貫之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