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孩因為父母都是博士生，學習壓力太大，在達不到目標後，她竟然選擇服藥自殺。這件事發生在北京。據悉，救護人員趕到事發區域後，打開房屋，發現該女子處於昏迷狀態。房間裡有很多藥物(安眠藥和治療抑鬱症的藥物)，還有一封英文遺書。所幸女孩被及時送往醫院救治後，沒有危及生命。

在一定程度上，僅憑上面的敘述，很明顯是學習的壓力導致了女生的抑鬱，然後抑鬱最終把她推向了自殺，確實有道理。然而，根據安德魯·所羅門的說法，“許多抑鬱症患者從未試圖自殺，許多自殺者並不抑鬱。他們之間沒有簡明的等式。它們不是由彼此引起的，而是經常共存和相互影響的獨立體。”

此外，在《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4版)中，“自殺傾向”被列為抑鬱症的九大特徵之一。然而，許多抑鬱症患者並沒有比嚴重關節炎患者更強烈的結束生命的慾望:人類對疼痛的忍受能力驚人。只有當我們規定自殺傾向是抑鬱症診斷的充分條件時，才能說自殺者總是抑鬱症。

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區分，在於“父母是博士女兒，學業壓力大，自殺”。我們需要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女生的自殺行為:一是因為過於強勢或被動強勢(父母壓力)，女生患上抑鬱症。在未能達成既定目標後，抑鬱症加重導致她自殺；其次，由於一個女生患有抑鬱症(其他因素導致)，在面對自己的強勢或被動強勢(來自父母的壓力)時，往往會極度消極，最終把自己逼到自殺的地步。

所以區分這兩條路徑，在於我們需要把它從鐵板一塊的一般認知的固定思維中拿出來:“學習壓力大到女生抑鬱再到女生自殺”，重新審視“父母是博士女兒學業壓力大自殺”這件事。因為回到女生的說法，也不一定她會把心思完全拖出來。只能說女生會強調這個原因。

畢竟對於這個女孩來說，父母是醫生已經不是最近的事情了。因此，要從根本上理解女生自殺的核心動力，就必須把眼光放長遠。因為壓力，媒體的敘述中沒有細微的區分，即女孩的自殺是自己力量的結果還是父母要求的結果，並沒有明確表示。我們只能籠統地認為，在父母是醫生的前提下，“自我提升”和“父母要求”都在起作用。

由此看來，貿然強調這是“一代比一代強”的兩極分化結果，顯然是理所當然的。畢竟對於女生家長來說，如果不是真的，就要讓女兒超越自己。但是對於一個女生來說，周圍的期待迫使她去證明自己。因為別人評價一個家庭的時候，總是拿孩子和父母做比較，這是不爭的事實。這個時候，如果女生和女生家長不能更理性地平衡女生的學習能力和對自己的期望，就很容易失衡。

除此之外，當然可能還有其他原因。然而，最瞭解真相的是女孩，然後是她的父母。不得不說“父母是博士女兒，學業壓力大自殺”是明顯的迎合敘事。因為在內量盛行的情況下，突然有一種可以用“強沒有錯，但是不要喝自己的血”這種話來進行強烈批判。輿論層面自然是能量滿滿。

問題是，在我們沒有完全理解女生自殺的核心動力之前，無論怎麼努力的批判，都只是輿論層面的自我滿足。回到女孩的世界，除了會珍惜生命，愛自己，她似乎說不出太多的道理。因為無論是抑鬱加劇負面情緒，還是負面情緒引發抑鬱，都只會讓一個人對周圍環境更加不信任和不耐煩。

這也是為什麼，面對抑鬱症患者或者極度悲觀的人，往往最好是和他們在一起，不能無理取鬧最好不要無理取鬧，因為對於他們來說，現實的真相只會加重病情或者讓悲觀情緒更嚴重。事實上，患有抑鬱症或極端悲觀主義的人往往認知失衡，至少在普遍意義上是如此。

所以，回到“父母是博士女兒學業壓力大自殺”這件事上，最關鍵的問題不是找出大家都認為有問題的路徑，而是從細微處對壓力、消極、抑鬱之間的關係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只有這樣，才能從個案中獲得有益的正面經驗，然後傳播出去，去拯救更多被負面情緒或抑鬱症狀所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