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人的幸福觀受當時經濟、政治和哲學思想的影響，並充分汲取了兩河流域和古埃及這兩個地區的文明成果，為此後兩千年西方倫理學的形成打下堅實的基礎，對後世歐洲各國乃至全世界產生重大的影響。

首先，希臘半島位於歐洲大陸的東南部，三面環海，曲折的海岸線加上溫暖宜人的氣候，造就了發達的航海業，催生了發達的對外貿易，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形成了希臘人熱情外向的性格，最終促進了多種文化在希臘半島的交流融合。希臘半島物產豐饒的自然環境也為哲學家們思考世界、探討真理提供了物質條件。

其次，希臘的奴隸制民主為古希臘人幸福觀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前提。希臘半島群山分割，一片片區域並立開來，逐漸形成了彼此獨立的城邦制國家，分別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在雅典、科斯林等實行民主政治的城邦，貴族們不再擁有絕對的文化特權，工商奴隸主、部分自由民也可以參與一部分政治決策，這為古希臘倫理思想的誕生和傳承提供了政治先決條件。再次，古希臘教育為理論研究提供人員保證。

公元前8到6世紀希臘奴隸社會的發展，使一小部分人可以脫離繁重的勞動，專門從事文學和倫理學研究工作。此外，希臘各城邦之間的連年戰爭和城邦內部的階級鬥爭為哲學理論提供了現實的參考素材，如《俄狄浦斯王》《美狄亞》這些戲劇，都體現了奴隸主階層對幸福生活的熱切追求。最後，希臘哲學有獨特的思考和追問方式。古希臘是辯證法和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發源地，思想家們用理性的方式思考現實，追尋真理，因此，希臘半島在短短兩百年的時間裡形成了觀點紛呈、學派林立的繁榮局面。

幸福作為個體的精神感受，它源於社會的發展，最終為社會發展提供動力。雅典著名政治家梭倫從他的政治改革出發，首次對“幸福”這一概念的範疇做了深入的理論探討，對物質利益與人的幸福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思考。當時希臘半島暴動起義不斷，城邦之間戰亂連年，梭倫時代的雅典社會正面臨著急劇變化。

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喚醒人們的道德意識，梭倫提出一套幸福理論來為自己的政治改革服務。對於“怎樣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梭倫答道：“擁有最多的東西，把他保持到臨終的那一天，然後安樂地死去。”梭倫第一次從物質精神幸福的角度來解釋什麼是幸福，他既看到了物質是獲得幸福的必要前提，同時又看到幸福並不是完全來自於物質上的富足，還受到社會榮譽、為信仰而獻身等高尚精神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梭倫這一整套的幸福觀為之後幸福倫理學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為其社會改革服務。

梭倫作為“幸福倫理學”的偉大先驅，第一次從物質幸福和精神幸福的角度來解釋什麼是幸福。繼梭倫之後，古希臘的哲學家們開始思考幸福和人生這一主題，理性主義、快樂主義和德性主義幸福觀應運而生。

享樂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幸福觀是基本對立的，享樂主義提倡人們應追求感官和物質上的快樂，因為人生來就有追求善、躲避惡的本能，人生活的目的就是無限多地追求快樂和儘量多地避免痛苦。享樂主義幸福觀的主要代表有德謨克利特、伊壁鳩魯以及昔蘭尼學派。

蘇格拉底弟子眾多，在他去世後，持有不同觀點的弟子紛紛創立了不同的學派，昔蘭尼學派的“快樂論”和犬儒學派的“禁慾論”是他們中的典型代表。昔蘭尼派認為快樂是任何生物的追求，同時它們在感受快樂的同時厭惡痛苦。希珀伯託斯在《論學派》中指出：“雖然快樂源自最醜陋的行為，但是它依然是善的。”

他們主張，每個人都要竭力去尋求生活的快樂，即使這種快樂是從不光彩的手段中產生的。昔蘭尼派的創立者阿里斯底波正是靠這種幸福觀來生活，當時的人們稱這個為了享樂而不擇手段的人為“王家之犬”，以嘲諷其各種厚顏無恥的行為。

昔蘭尼學派以感覺論切入，認為身體的享受遠比靈魂的安樂更重要，人的肉體所經歷的痛苦才是真實的痛苦，正因如此，人們才對那些犯了錯誤的人施以肉體上的懲罰。昔蘭尼派不顧一切地追求享樂，認為這樣就可以獲得人生的幸福。這種觀點正是當時古希臘奴隸主、貴族階層生活的真實寫照，也為希臘後期歷代剝削者的奢靡生活提供了“理論依據”。

德謨克利特曾提出著名的“原子論”，即世界的本質形態是原子。他認為：“靈魂也如同萬物一樣是由原子構成的，只不過構成靈魂的原子更加精細和活躍一些。”在這個哲學基礎上，德謨克利特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義幸福觀，他認為幸福與一個人擁有財富的多寡無關，它真實地存在於靈魂之中，存在於物質世界之中。他不像昔蘭尼派片面地將快樂歸結為物質和肉體的享樂而排斥任何精神的滿足。相反，他從原子論和人的構成出發，把人看作一個由物質和精神組合起來的物質實體，自然而然地，人也就有物質和精神的雙重需要。

不止於此，德謨克利特還將物質和精神幸福按照等級劃分開來。他認為，感官的快樂稍縱即逝，是必需的，也是低級的；精神的快樂才是長久不變的，同時也是高級的。感官的享受產生於原子的劇烈震動而難以持久，而精神的享受是在原子輕柔、長久的震盪中產生的，這種快樂是長久的、寧靜的，並且不會使人的身體感到疲憊。德謨克利特如此重視精神的享受，是因為他認為人的快樂應超越動物的需求，不能僅僅侷限於滿足基本需要。這種形而上的思想在如今來看依然十分深刻。

伊壁鳩魯將倫理學作為自己哲學的中心，他曾試圖用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解釋一切幸福問題。他生活的希臘晚期社會政治嚴重混亂、經濟衰退，這使伊壁鳩魯的幸福觀發生了一種複雜的變化：倫理學的研究重點從探討個人道德的完善轉為探討如何尋求個人內心的寧靜，這也成為伊壁鳩魯在哲學上探討的重點。

他認為人生的全部歸宿和最終目的就是快樂，“肉體不必承受痛苦以及心靈愉悅、沒有紛擾”是他認為最簡單的快樂。值得注意的是，伊壁鳩魯對快樂的定義並非只停留在“享樂”這一表面，他認為人並非要選擇所有的快樂，有時反而要學會主動放棄很多快樂。

伊壁鳩魯突破前人觀點，同時將物質和精神作為定義快樂的依據，這決定了他與享樂派的根本區別。為了使他的觀點不被人誤解，塞涅卡在伊壁鳩魯關於幸福的探討中為他作了理論上的說明，根據他的說法，伊壁鳩魯的本意是教導人們享受生活，同時也要遵循自然之法。因而，在實踐中往往能夠發現他觀點中的“快樂”與昔蘭尼派的“享樂”並非同一含義，但他的幸福觀仍然難逃被統治階級扭曲和利用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