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重構式記憶還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實驗，那就是英國劍橋大學心理學家巴特利特的幽靈戰爭實驗。實驗的大致過程是這樣的，上個世紀30年代巴特利特教授找來了一批受試者，讓他們閱讀一則印第安的民間故事，讀完之後讓受試者努力回憶並且複述這則故事。

而故事的內容大概是這樣的，一天晚上兩個來自Egulac的青年正準備下河捉海豹時，他們聽到了戰爭的嘶喊聲，於是他們躲到了岸邊的一根木頭後面。這時一隻獨木舟向他們駛來，獨木舟上面坐著5個人，這些人對兩個青年說：“我們想帶你們一起去河上游跟敵人打仗，你們覺得怎麼樣？”其中一個青年說“我不去，因為我可能會被殺死”，另外一個青年則跟獨木舟上的5個人去了。戰士們逆流而上來到了卡拉馬城鎮的另一端，戰爭開始了，許多人都被殺死了。就在此時，這個青年聽到其中的一個戰士說“快，我們回家去，那個印第安人已經被打死了”，這時他想“噢，他們都是幽靈啊”，因為他並沒有感到不適，但是他們卻說他已經被射死了。獨木舟返回尤格拉克，青年上岸後回到家裡生了火，他對大家說：“看，我和幽靈一起去打仗了，我們的很多同伴都被殺死了，攻擊我們的敵人也死了不少。他們說我被箭射中了，但我並沒有感到不適”，他講完這些話之後就安靜了下來，當太陽昇起時他倒在了地上，有黑色的東西從他的嘴裡流出，他的臉也扭曲了，人們驚得跳了起來大聲驚叫，他死了。

這個故事乍聽之下讓人非常摸不著頭腦，第一是因為其中涉及一些印第安文化，如果對印第安文化不瞭解的人讀起來可能有些困難。第二，故事中有這樣一段話“他說就在此時，這個青年聽到其中一個戰士說‘快，我們回家去，那個印第安人已經被打死了’，這時他想‘噢，他們都是幽靈啊’”。 這段話邏輯上顯得非常的突兀，感覺其中少了一些過渡和銜接的內容，而事實上故事的晦澀難懂是整個實驗設計的一部分。

在讀完故事後的15分鐘，其中一位受試者做出了這樣的複述：兩個男子在尤格拉克河岸邊，一條載著5個人的獨木舟出現了，這些人打招呼說 “你們願意和我們一起去和敵人作戰嗎？”其中一個男子去了，他和敵人奮戰。傍晚，他回到家和朋友們說我去戰鬥了，現在回來了，許多人都被殺死了，雖然我也中箭受了傷，但是我並沒有感到疼痛。朋友們說，你肯定是與幽靈打仗了。到了早晨，他得了病倒下了，臉色蒼白，掙扎著，尖叫著，他的朋友們也非常的害怕。終於他不再動彈了，嘴裡流出來了黑色的東西，最後扭動了一下身體，躺在那裡死了。

可以看出，即使是馬上進行回憶，這個故事的內容也發生了細微的變化，而這種變化有一個特點，就是那些不合邏輯的地方被剔除了，整個故事變得更加通俗易懂，而且受試者在描述青年男子死亡時還添加了一些細節，讓整個過程聽起來更加的生動和形象。

兩個月之後，這名受試者再次被要求複述這個故事。這次他是這樣說的：兩個男子在河邊，不一會兒一條獨木舟出現了，船上的人說“你們願意和我們一起去打仗嗎？”其中一個男子去了，傍晚他回到家中跟朋友們講，他參加了一場大戰，雙方死了很多人，說著說著就睡著了。第二天早晨，他生病了，朋友們都來看他，他說他在戰爭中受了傷，可是一點都沒有感到疼痛。他的病情很快惡化了，扭動了一下身體，慘叫一聲倒地而死，嘴裡流出來了黑色的東西，朋友們說他肯定是跟幽靈打過仗。

這次回憶整個故事變得更加容易理解了，而故事中朋友們說他肯定和幽靈打過仗，這句話被放在了最後也顯得更加符合邏輯，但是故事的主體和框架都沒有丟，和幽靈打過仗，這個關鍵的細節也還在。直到兩年之後，這名受試者再一次被要求去複述這個故事，這一次他的描述就更加簡單了。他說兩個男子在河邊，其中一個男子參與了戰爭，回來之後病情惡化了，嘴裡流出來了黑色的東西死了。至此，“幽靈戰爭”這個關鍵的細節也消失不見了。

巴特利特教授認為，記憶的本質是大腦神經網路的啟用，神經網路會主動地把資訊進行加工和編碼，使之變得更有意義，在每一次進行回憶時，新的元素可能會被新增進來，而且現有的元素可能會發生改變或者是丟失。總的來說，錯誤記憶可以分為兩大類，即自發性錯誤記憶和植入性錯誤記憶。顯然，巴特利特教授幽靈戰爭實驗就是屬於自發性錯誤記憶的一種，而我下面跟大家講的保羅·英格拉姆的案例，就屬於是植入性錯誤記憶或者是記憶被篡改的一個經典案例。

1988年，美國華盛頓州瑟斯頓郡的一名警長保羅·英格拉姆被兩個女兒指控，包括長期虐待、性侵、騷擾等多項罪名。英格拉姆一家都是基督教活水會的成員，他的兩個女兒艾瑞卡和朱莉曾經參加了當地的一次教會年度靜修活動。在活動上，她們閱讀了一些關於撒旦教祭司儀式的文獻，並且接受了催眠，從靜修會回來之後，兩個女兒就把父親給告上了法庭，還聲稱父親參與過一些邪惡的“撒旦”祭司儀式，把25個嬰兒給謀殺後埋屍後院。保羅一開始肯定是不承認這些莫須有罪名的，但是在長達5個月的審訊之後，保羅寫下了認罪書，並且交代了詳細的作案過程。儘管警方從頭到尾都沒有在保羅家的後院找到那所謂25具嬰兒的屍體，保羅仍然被判了25年的監禁。入獄後不久，保羅突然後悔了，上訴說他自己並沒有犯過罪。

而這起案件引起了記憶研究專家加里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理查德·奧夫謝教授的注意，奧夫謝教授在查看了審訊記錄之後認為在5個月的長期審訊中，保羅被給予了高度的心理暗示，導致他的記憶被篡改了。比如說，審訊中警方會問保羅說“你是怎麼擊打你女兒頭部的？”，而不是問保羅說“你是否擊打過你女兒的頭部？”。

奧夫謝教授為了證明這一觀點，在保羅身上又做了一次實驗，他將保羅請到了審訊室，說道“你曾經逼迫你的兒子和女兒發生亂倫關係，而你就在旁邊看著，這個事你還記得嗎？”按理說保羅當然不記得，因為這事就是奧夫謝教授自己杜撰的，一開始保羅是非常堅定的否認，但是奧夫謝教授說“你先彆著急否認，這樣對你很不利。我們已經掌握了足夠的證據，當你沉迷邪教時，你就會變成這樣，這很自然，不是嗎？我是來幫你的，只有早日面對你的問題，你才能夠早日得到解脫。下面來描述一下你是怎麼虐待你的孩子們的吧。”就這樣，奧夫謝教授趁熱打鐵，一步步地引導保羅視覺化自己的想象，並且描述虛構的作案細節。

實驗進行到第二天，保羅就開始慢慢地“回憶”起來所謂犯罪當天的時間、地點以及他如何威脅和虐待自己孩子們的過程。到了第三天，奧夫謝教授再次來到審訊室問保羅說，你是否要撤回昨天的認罪書？保羅堅定的說，不，他是罪有應得。短短三天的時間，奧夫謝教授就將一段虛構的“犯罪”經歷植入到了保羅的大腦當中。事實上，在某些性侵犯的案件當中，“父親給年幼的女兒洗澡了”這個回憶在多年以後常常被催眠、解夢、視覺化等技術挖掘成“性侵犯”的記憶。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整個美國都籠罩在撒旦恐慌的氛圍當中，一些心理醫生用強制性和暗示性的回溯療法，迫使患者面對所謂的童年時期的創傷，認為這些創傷隱藏在他們潛意識當中。事實上，這種回溯療法很容易誘發錯誤的童年記憶，一些無辜的人被指控說進行過邪惡的撒旦儀式，謀殺或者是虐待兒童，這些人中有一些至今還在坐牢，而這些所謂的罪行可能從來都沒有發生過。1984年到1986年，撒旦恐慌的鼎盛時期，被指控透過撒旦儀式虐待兒童的人越來越多，哪怕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兩年時間警方就將近30個人關進了監獄，而這些被定罪的案子後來幾乎全部都被推翻了。

一個叫約翰·斯托爾的木匠曾經被判刑40年，翻案時已經在監獄裡面蹲了20年了；斯科特·芬尼和布倫達·芬尼夫婦被他們的兒子指控，各自被判刑240年，後來證實他們兩個兒子的指控是在心理醫生強烈的誘導下得到的。芬尼夫婦入獄12年之後，他們的兩個兒子才推翻了之前的供詞，而芬尼夫婦其中的一個兒子說到早年時期的回溯催眠對自己的精神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近幾十年來，科學界對於記憶的研究從來都沒有停止過。2013年諾貝爾生理學獎獲得者，日本神經生物學教授利根川進和同事們利用光遺傳學技術成功地將虛假的記憶植入到了小鼠的大腦中，並將實驗的結果發表在了《科學》雜誌上。

實驗中，研究人員將小鼠首先放置於房間A當中，小鼠悠然自得地轉了一圈，對房間A產生了情景記憶。研究人員用光敏感通道蛋白對形成記憶的細胞進行了標記，記錄A房間記憶的神經元在這裡用粉紅色表示。第二天，小鼠被放置到了完全不同的房間B中，記錄B房間情景的神經元用灰色表示。此時，實驗人員給小鼠以電擊，讓小鼠產生了恐懼的記憶，而小鼠整個身體都僵住了。與此同時，研究人員用藍光激活了記錄昨天A房間記憶的神經元。第三天，小鼠故地重遊A房間，而在原本悠然自得的A房間中，小鼠竟然也因為恐懼而僵住了，儘管它們從來都沒有在A房間中被電擊過。這表明小鼠產生了虛假記憶，它認為自己在A房間中也遭遇過電擊，作為對比，小鼠在被放置於C房間時，則不會因為恐懼而身體僵硬。

科學家們成功地將一段不存在的“記憶”植入了小鼠的大腦中，這不僅讓人頭皮發麻，在不久的將來，人類記憶的篡改和植入也會變得如此輕而易舉嗎？洛夫特斯教授曾經將人腦比作一個維基百科的網頁，說到你可以自己上去修改，同時別人也能幫你修改。在我們普遍的認知中，記憶是與我們真實生活緊密相連的，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記憶就是你的身份，你所看到的、所經歷過的、所記得的就定義了你是誰。但是這些關於記憶的實驗似乎在告訴我們，那些你堅信不疑、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也許根本就不存在，這可能才是曼德拉效應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