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細心就像他所裁縫的衣服一樣，讓人感到得體舒適。每每想起父親的細心，最難忘的是他生前自制的身份證。

說起父親的自制身份證，它要比國家實行身份證制度早十多年呢！記得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我上初、高中時，父親在縣辦服裝廠上班，服裝廠在離我家三十多公里的一個鎮上。由於當時母親的身體不太好，父親每次回家都是我幫母親為父親換洗衣服，每掏衣兜時，都會從父親的上衣兜裡掏出一張記著相同內容的紙條。紙條是用煙盒紙作的，和現在的身份證大小差不多。上面寫著，“我叫王治發，蒲村公社雙橋大隊仁一生產隊人。兒子叫寶生，女兒叫寶翠，我現在在XXX服裝廠上班”。後來隨著我和妹妹參加工作，紙條上的內容也就加上了我和妹妹的工作單位、電話號碼。現在儲存的就是國家實行身份證制度前父親最後一次自制的身份證。

當時我還真不理解父親的做法，一次學校放假，去鎮上看父親，晚上和父親睡在一起，又想起了紙條的事就問，“爹，你為啥兜裡經常要裝寫您名字、家庭住址、子女情況的紙條？”父親感嘆地說：“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旦夕禍福，這紙條是以防萬一的”，他接著又說“你看現在人多、車多、事故多，說不定那紙條還有大用場呢”。我還是不太理解，心想啥都好好的，會有什麼萬一呢？想著想著我就進入了夢鄉。

父親所說的“萬一”還真讓他老人家言準了。記得那是一九八六年夏收後的一個禮拜天下午，父親騎腳踏車回單位，在離鎮上還有三四公里的地方，高血壓病發作，連車帶人摔到公路邊的水溝，不省人事。在公路邊鋤玉米的幾位老鄉看見，放下手裡的活，將父親救起送往鎮上的醫院。這幾位好心的老鄉也不知道父親是那裡人，就在父親身上尋找看有沒有什麼能和家裡人聯絡的線索，結果父親的自制身份證起了大作用，雖然那時電話還沒有現在這麼普及、發達，但還是很快和我工作的單位聯絡上了。我得知情況後，心急火燎的趕往醫院，對幾位好心的老鄉千謝萬謝！老鄉說：“你來了，我們就放心了”。說著離開病房回家去了，我送他們出來時天已傍晚，我望著幾位老鄉在晚霞餘輝中遠去的背影，在心裡深深地為他們祝福“好人會有好報”。

在醫護人員的精心治療下，第二天早上，父親的病情已經穩定，人也清醒了，他問我是怎麼知道的，我半開玩笑的對父親說“就是你兜裡的那張紙條麼”，父親這時臉上露出了自豪的表情，對我說：“我說那紙條是防萬一的，怎麼樣，用上了吧！”

父親的病好了，國家也在那年開始推行第一代身份證。再後來父親也有了國家頒發的居民身份證，他病前那個自制的身份證就由我作為家庭文物保管至今。父親的細心，是他老人家免去了一難，也對我後來的做人做事給了極大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