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返城之路，也是我的相親之路。

八十年代初，知青返城浪潮席捲全國。大批大批的知青陸續回到家鄉，回到父母身邊。但是也有一小批不能踏上返城歸途的知青，他們就是被招進當地工廠當工人的知青、被當地選送上學的知青。我就是屬於這種型別的知青。

我的父母看到別人家的子女都回家了，而自己的女兒卻遲遲不能回來，心如刀絞，思念女兒的心情日甚一日，無法擺脫。尤其是母親，整日以淚洗面，割捨不了對女兒的牽掛。絕望之下，既然女兒回不了上海，那就祈盼女兒離家近一點也好，總比窩在北國邊陲強。於是二老想盡了一切辦法，拜託一切想得起來的關係，想方設法要把女兒調往南方，離上海近一點的城鎮。

經過一番周折，父母終於找到了一絲線索，在江南的一個小城鎮裡，有個熟人出來個點子，說能替我想辦法，那就是以嫁代調。

我回家探親時，父母說了這個事，一定要我去那個小城相親。

可我不願意，我一百個不願意！因為到了那個地方，我還是舉目無親，還是孤零零的一個人。更何況，與一個素不相識的人談物件，繼而結婚，心裡實在空落落的。

就這樣，在家和父母僵持著。最後母親哭著說：“女兒啊，我們是老百姓的家庭，沒有當官的親戚，知道你很艱苦，很無助。所以我們才到處求人找關係，費了那麼多的周折，總算有這麼一絲希望，你就這樣放棄？你去看看再說，不行就算了，好嗎？”

看到母親整天為我操心、擔憂，看到母親的臉頰一天比一天消瘦，我的內心充滿著矛盾。無奈之下，答應了母親的要求，去小城相親。

來到了小城，熟人幫我安排好住宿，晚上就去相親。住了幾天，我就相親了幾天，看了許多小夥子，沒有一箇中意的。他們不是矮個子就是其貌不揚，不是粗俗不堪就是連話都說不清楚。看到這種狀況，我心涼了半截，總感到自己頭上頂著一頂知青帽子，比人矮一截，有一種被人歧視和玩弄的恥辱感覺。

在北方的下鄉地，我好歹還是個人民教師，還是個有模有樣的上海姑娘，有一種“公主”的感覺。在這裡，我成立讓人可憐的“灰姑娘”。心寒了，我一扭頭，又回到了大西北。

沒過多久，收到一封家信。信中寫道：“在相親過程中，有一個小夥子看中了你，他堅持要和你結婚。他答應，只要你和他結婚，就把你調到這個城市。聽介紹人說，這個人家境還可以，人還老實。我們的意思，就這樣定了吧。”

我懵了，這算什麼呀！能和一個素不相識的人談婚論嫁，和一個沒有感情的人共同生活一輩子嗎？難道只為調動，就可以“出賣”自己嗎？

我困惑，我猶疑，我糾結。

我幾百次地問自己：我還有其他出路嗎？

我想，我哪怕獨身一輩子，也不能就這樣草率地把自己嫁出去。

不久，父親來信說：“你母親為了你每天牽腸掛肚，心情憔悴，心臟病發作，病危住院了。”得知母親病危，我迷茫的思緒終於冷靜了，為了母親，為了母親的健康，為了離開這荒蕪的戈壁灘，我別無選擇，也沒有可選擇的路。在人生路上我屈服了，我流淚了，我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只能低頭。

我來到這個男女比例嚴重失調的小城。這裡，一些家境較差或身體有缺陷的成年男子，更是結婚的老大難。當地政府為了幫助這些人解決婚姻難題，出臺了特殊政策，只要與本地男人結婚，外地女人的戶口就能遷入，也能安排工作。一時間，一些遠在邊疆的女知青，都以結婚為由，紛紛湧進這座小城。

我就是其中可憐的一個，沒有感情的婚姻。

沒有溫暖的家庭，生活就像強姦，你反抗不了，就學會相處吧！我知道，草率結婚已經是鑄成大錯，再草率去離婚，更是大逆不道，因為我我畢竟是以這種方式換來了離開上海近一點。從道義上講，我也不能有異樣的歪心思，能忍就忍吧，能過就堅持過吧。我只能將錯就錯，在麻木中隨波逐流。

時間如流水般一天天過去，我有了孩子，做了母親，感情生活也發生了很大的傾斜變化，我把缺失的情感全傾注在孩子身上，看著孩子一天比一天長大，那種“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炫斷有誰聽”的無奈，也逐漸淡化了。

可是，老天爺就是不開眼啊，我的苦難遠未到盡頭。結婚一年後，我發現自己的丈夫為何總是臉色蠟黃，嘴唇發紫，走路直喘粗氣。一天深夜，他喘氣加速，一會兒就不省人事了。趕緊送往醫院搶救，我才得知，丈夫是一個從小患有心臟病的人，十六歲時，他在上海動了一次心臟手術。知悉這樣的事，我的內心如驚雷劈來，無法平靜。那一夜，我在外面狂奔，跑累了就哭。哭累了又跑，把自己折磨得筋疲力盡。我來到湖邊，真想一躍而下，把內心的不平和痛苦，一了百了地全部埋葬在這深邃的湖底。

正在我求死不能、求生不甘的一剎那，一個童稚的聲音把我的魂喚了回來。那是女兒呼叫媽媽的聲音！我從心底裡打了個顫抖，想到幼小的女兒，一種母性的本能，迫使我要堅強，要勇敢地面對這一切苦難。

回到家已是清晨，看到女兒那天使般的笑臉，我的眼淚情不自禁地不斷溢位。我知道，為了女兒，我必須要勇敢地活著。從此，我把一切痛苦埋在自己心底。我從不向外人訴說，也不對同事流露自己的傷心和無奈。我不需要別人知道自己家裡的事情，我不希望同情。任何人的勸說和憐憫，只能增加我的精神壓力。

我選擇了默默的承受，默默的順從。直到兩年以後，同事們看到我面容憔悴，神情黯然，都關心地問我：“你怎麼啦？”在大家的深切問候下，我壓抑在內心的痛苦一下子傾瀉而出，痛苦欲絕。我絕望地說：“我怎麼辦？我該怎麼辦啊？”

我知道，眼淚救不了自己，同事也幫不了我。

我只能用拼命工作來化解內心的悲傷。每一次在教學上取得成績，都給我內心增添了勇氣；每一次在教學上獲得嘉獎，都給我的生活增添了信心。

丈夫的病越來越嚴重，脾氣也越來越暴躁。病魔纏身的他，走一步都氣喘，吃什麼東西都胃脹，每天只能張著嘴喘大氣。一不如意，他就摔東西；一不如意，他就打小孩。人們都說，家是心靈的港灣，家是休息的窩，家是療傷的巢。可是，家對我來說，只有精神上的恐慌。我每天都在擔心，不知什麼時候就會遭到突如其來的驚嚇。

為了驅散瀰漫在家中的壓抑空氣，給家中帶來一點開心，我決心把丈夫送進上海大醫院治療。我對醫生懇求：“求求你們了，無論花費再大的代價，請把他治好吧！”

手術很順利，也很成功。醫生把我喊到辦公室，對我叮囑說：“出院以後，病人要以調養為主，不能幹體力活，不能太勞累，不能興奮，不能激動……如果保養的好，還能活20年。”

誰知，平靜的日子沒多久，新的磨難又來了。

八十年代末，隨著改革開放的浪潮，大批企業倒閉，大批工人下崗。丈夫也是第一批下崗的工人。丈夫下崗，對我來講不算什麼，他只要身體好，心情好，比什麼都好。我的唯一期盼，就是家庭的安穩和平靜。自己窮一點，累一點，苦一點都無所謂。

九十年代初的工資很低。為了維持這個家，養活這個家，我利用休息天在外面兼職，還利用晚上時間在外面打工，好增加一點額外收入來貼補家用。每當自己累得筋疲力盡時，總是說服自己，一切會好的，會好起來的。

有些時候，明知路沒有了，卻還在前行，因為慣性。

有些事情，明知是錯誤的，也要去堅持，因為無奈。

有些祈求，明知是無望的，也不能放棄，因為是命。

九十年代中期，政府對沒有返城的知青放寬了政策，允許知青子女回城。這一訊息對我來說，真是喜從天降，激動的熱淚如同決堤的洪水，嘩嘩啦啦地從心裡傾瀉出來。我再也無法隱藏內心的那份痛苦，抱著女兒痛哭流涕。終於有希望了，終於盼到了返城——我這輩子失去的，兒女不會失去了。

多病的丈夫，終於一病不起，走了。

獨身之人更憶家。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就會想起自己悽慘的命運，想起自己這一生的艱難。喃喃心語猶如一個幽靈在孤墳前哭泣。好在經歷人生的種種掙扎後，我終於走到了人生的新彼岸。

女兒中學畢業回到了上海。我退休了，也回到了上海。

當我從派出所拿到了自己的上海戶籍，看到戶籍上寫著“喪偶”兩字時，心裡只有一份淡定和遺憾。我的青春埋葬在我的婚姻中，我的婚姻也消失在過往的歲月裡。

當年，我一個人孤零零地離開上海。如今，我一個人又孤零零地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