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太太於1961年2月11日（農曆庚子年臘月二十六日）結為伉儷，迄今55週年。半個世紀以來，倆人情感篤深，恩愛互敬，團結同心，並肩攜手，經歷過風風雨雨的洗禮，經受了千辛萬苦的磨練，飽嘗了生活的甜酸苦辣，享受著兒女們孝敬的甜美。

　　我太太於1933年2月28日出生在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九歲入學，先後在山東完小、海陽中學、萊陽師範學校就讀，1958年5月師範畢業後，被分配到申家完小任高年級教師。當年12月下旬，被調到西魯家夼完小任教。

　　那時，學校的八、九名男女青年教師絕大多數未婚，正處在找物件時期。我風華正茂，和藹沉穩，與人友善，教學能力強，在師生和學生家長中有較好的口碑，但是，我最大的弱項是家庭成份高. 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家庭成分高的人，在升學、就業、獎勵、當兵、提幹、婚姻等方面都要受到限制。周圍的女老師或女青年對我雖有好感，但只能敬而遠之，誰願意跟我在一起受到牽連呢？又有誰願意跟我結婚而平白無故受到限制呢？因此，我一直沒有女朋友。然而，由於孫世蘭的出現,便有了轉機。她為人本分樸實，寬厚大度，心地善良，樂於助人，富有同情心, 敢於挑戰世俗,不怕受牽連限制。只是年齡稍大，尚未找到如意物件。她調到西魯家夼完小後與我分別擔任六年級一個班的課程，二人對桌辦公，經常在一起研究教學中的問題，相處久了，彼此由相識到相知，逐漸產生了好感。1960年秋天，該學區的劉老師出面做介紹人，欲促成我倆的婚姻。他把我倆叫到一起說：“你倆都到了結婚的年齡了，我看你倆比較般配，我只給你倆牽個線，你倆考慮一下是否合適，成不成由你倆決定。”我和她都作了慎重考慮，對彼此的情況作了全面分析，認為雙方年齡差距較大，但這不是主要的，選物件應該是人品至上，雙方都認為對方人品好，可以信賴，於是就答應下來。儘管孫世蘭遇到些波折，親朋中有人擔心她會受到牽連，然而她主意已定，沒有受到干擾。此後，兩人交往日密，感情益深，兩心相通，兩情相悅，很快到了談婚論嫁階段。

　　按照習俗，結婚之前，男方要給女方送聘禮，聘禮無定數，由雙方協商和根據男方家庭經濟狀況而定，少者送幾丈布或幾件服飾；多者送名貴服飾、金銀首飾和禮金等。送什麼樣的聘禮給我出了難題，由於某種原因我的家境已由富變貧，五口人中奶奶年事已高，媽媽艱難地操持著家務，兩個十歲左右的弟弟正在小學讀書，我是家中唯一的頂樑柱，可是我每月工資二十九元五角，除去本人生活費用和補貼家用外，所剩無幾，所以根本拿不出像樣的聘禮來。在那大饑荒年代，每人每年只發給三尺三寸布票，做不了半件衣服。我只買了條粉綠色的棉紗圍巾送給了她，好在她寬厚大度，能夠體諒我的困難，痛快地接受了這輕如鴻毛的禮物。而孫世蘭卻出手大方，她拿出五十元錢委託在上海我的表妹買了男女皮鞋各一雙，送給了我一雙。我自小沒有穿過皮鞋，見到這烏黑錚亮的皮鞋，自然高興得不得了。至於結婚用品，兩家各做了一床被子，我的綢子被面是於莉姐送給的。她的緞子被面是孫偉哥送給的。

　　婚期臨近，要辦理結婚登記手續， 1961年2月5日，我去郭城中心完小開了結婚介紹信，然後直奔鄉政府。當我把結婚介紹信交給登記處人員後，那人抬頭一看面前只有一個男的，便問：“女方在哪裡？”此時我才想起登記結婚必須男女雙方都到場。於是急忙回去約上太太一起去鄉政府辦好結婚登記手續，領回了結婚證書。

　　接下來就要操辦婚禮了，為了不影響教學工作，我倆把婚期定在寒假中，以臘月二十六日作為結婚的喜慶日子。 結婚是人生的大事，誰都想把婚禮搞得轟轟烈烈、風風光光的，然而我卻無法實現這一願望，因為兩人收入微薄，每月工資除去日常花費和補貼家用外所剩無幾。尤其那時正值我國三年災害經濟非常困難時期，物質極其貧乏，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要憑票證供應，憑結婚證才能買到一斤半棉花，一塊香皂，一斤果酒。在我這樣家庭條件和特殊社會背景下，像樣的婚禮是絕對辦不了的，所以我倆商定採取旅行結婚的方式，到附近城市走一趟，回來就算結婚了，這樣既省事又花不了多少錢。於是，在臘月二十六日下午，我倆去海陽火車站乘車到了煙臺，在西大街找了一家小旅館住下，晚餐是喝著白開水吃自帶的乾糧。在這個喜慶的日子裡，我倆沒有隆重的婚禮，沒有豐盛的婚宴，沒有親朋好友的祝賀。然而我倆不孤獨，不酸楚，不委屈，不抱怨。她對我說：“咱倆結合是天賜良緣，如果不是在一所學校工作，互相瞭解，是不可能成為夫妻的 。”我則笑著說：“這是天作之合。”我倆面對面靜坐，沉浸在對往事的回憶和對美好未來的憧憬中，沉浸在甜蜜的幸福中……

　　第二天，我倆逛街走進一家樂器商店， 我對一把小提琴愛不釋手，一問價格竟是三十四元，這不菲的價格在當時相當於一個人的月薪。孫世蘭猶豫了一會兒便付了款，把小提琴作為結婚禮物送給了我，我甚為感動

　　1961年春節在即，我倆於臘月二十八日下午乘車返回了家鄉，結婚之旅就這樣簡單地劃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