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姐叫潘恩絨，是在老家隨家族起的名，到西安後，父親給改名叫潘秀田。大姐比我大九歲，從記事起，我就喜歡她什麼都願意對她講。

大姐當時在西安市第七中學讀書，那所中學是全市最好的學校，大姐則是全校學習最好的學生。初中畢業那年，大姐看我們幾個都還年幼，為了減輕家裡的負擔，就放棄了升高中上大學的機會，決定上中專。學校的老師好幾次到家動員她上大學，說有前途。可是大姐仍要堅持上中專，學校就把她保送到一所最好的中專，西安航空學校。

大姐參加工作後，還擔任了車間的團支部書記。父親去世後，我們幾個就是在大姐的關懷下成長的，大姐有時從郵局給母親捎兩本劇本，給我捎兩本兒童讀物，母親在西安上過識字班，在晚上常常就著煤油燈把《秦香蓮》、《穆桂英》這些劇本讀得很熟，並講給我們聽。

有次大姐回家探親，步行五里到我讀書的高小，帶著一腔對我的關懷來看望我。她給我帶來了糖果和我最喜愛的讀書，尤其是那雙天藍色的塑膠涼鞋在農村是罕見的，同學們非常羨慕。

在我成家以後，一次我到大姐家去，我們一起轉商店，她要給我買件衣料，我堅持不要，我長大了，就不想讓大姐再為我們破費，大姐卻說：“錢算什麼，我視金錢如糞土。”

大姐都好幾十歲了，還利用業餘時間學習俄語和日語，她的一言一行，都為我們起著表率作用。

我的弟弟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農村生孩子都講究個三兄四弟，人丁興旺，只有一個男孩的人家就叫欠生娃。

我弟弟潘大豐就是在母親生了我們三個女兒後40歲時生的，生他那年老家來信說今年麥子豐收了，父親便起名叫大豐。

他四歲離開父親後，親戚、鄰里都很關懷他，每逢過節，總有些人送點好吃的東西給他，特別是姥姥、母親和我們姐妹三個，對他更是無微不止的關懷，每年八月十五，姥姥專門給弟弟用白麵蒸一個很大的面貓送來，弟弟提在小籃子裡吃好幾天，而給其他孩子都是跟普通的一樣。大姐在外面工作，經常給弟弟捎些新衣服，織件毛衣，所以弟弟從小穿戴比村裡孩子都好。

弟弟比我小六歲，因為我倆挨著，經常在一塊玩耍，每天晚上弟弟都要纏著我給他講故事，我每看一點書，他都要讓我講一遍。

弟弟小時候，膽子特別小，這可能與他愛聽故事，常聽鄰居奶奶講鬼怪有關。我從小就愛看少年報等報刊，知道這些是封建迷信騙人的把戲，不相信也就不害怕，我膽小是害怕老師那雙眼睛，害怕壞人。有一天黃昏，弟弟戰戰兢兢告訴我，院子北頭有一個大黑鬼，我到跟前一看，原來是我家的糧食囤上掛著一條黑毛毯，上面蹲了一隻黃母雞。

記得我十三歲那年，有一天晚上天黑的外面看不見人，母親讓我去村外的牲口房問什麼時候有牲口好磨面，等我回來時，看見母親跟弟弟在門口等著我回來，母親說大豐吵著要我看你去，說不敢讓狼給吃了。

在我十八歲，弟弟十二歲那年，二姐已出嫁，弟弟放了秋假，我倆開始挖紅薯窖，生產隊每年要分紅薯，沒有窖貯藏，到冬天就會凍壞。紅薯窖是先挖一個一丈多深、直徑二尺左右的直筒，然後在兩邊挖兩個小窯就成了。窖筒挖到七、八尺時，這天由弟弟在下面先用鍁把土扎松，然後鏟到筐裡，我在上面用繩子吊上來。弟弟站在半腰用鍁往下鬆土，臉朝上聽著我給他講水滸，我蹲在窖口，正講得入神，忽然聽見弟弟“哎呀”一聲把鍁扔掉，急急忙忙往上竄。

我問：“怎麼了？”

“蛇，窖裡有條蛇！”可不是，一條一尺多長的黃花蛇正在窖底竄來竄去，幸虧沒被鍁扎著。弟弟說，他就是怕窖裡有蛇，就站在半腰臉不敢往下看，就真的有了蛇。這可能是晚上掉進去的，我們束手無策，都害怕蛇，就停止了挖窖，二伯母出主意說，這是神仙爺爺，包餃子、燒香獻神，送它回去。蛇已經上不來，我看過幾天就會餓死。也沒想到去找別人，我不喜歡求人，後來被本村一個人知道，捉走了蛇。

弟弟在學校成績一直很好，在太原理工大學畢業後，分配在山西農科院工作，現在是農科院網路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