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盧璐

昨天開年第一個週日，我難得睡了懶覺，睜眼已經九點多了，思迪在上中文課，而盧先生在吭哧吭哧地洗壁爐。

很多人都覺得壁爐很浪漫，其實打理起來，工作量真不小，尤其像我家這種三面都是玻璃的壁爐，不僅要清理燒盡的木灰，還要洗被煙燻黑的玻璃，就好像過去北方家家都要生煤爐子，啊哈，秒懂的人都暴露了年紀。

洗完壁爐，盧先生套上他髒兮兮的舊羽絨服，急匆匆地走了，他要去修一個樓梯。

我們結婚時，有個五十平方的小Loft，出租了十幾年了，正好租客走了，我透過朋友，找了裝修隊刷牆和重做浴室，裡面樓梯也壞了一個臺階，不修也還可以堅持，但盧先生覺得還是一鼓作氣地做好，了事。

於是，從十二月第二週開始到現在，我家就進入了一個真空狀態。他每天一早就出門，晚上八點卡著宵禁的點兒回來。

31號，有朋友來家跨年，所有人都穿著盛裝到齊了，盧先生是最後一個回到家的，滿頭滿臉都是石膏粉末，木頭渣，灰頭土臉。

家裡，買菜、做飯、作業、洗衣服、晾衣服、洗壁爐、接送上學外加課外活動、看醫生買藥、買聖誕禮物、安排網課，還有孩子們放假了，每天干什麼，學什麼，吃什麼，做什麼，請誰來玩兒、聖誕怎麼過、組織新年晚會……所有的這一切，都是我來組織。

我就是革命路上的一個爛磚頭，哪裡需要去哪裡，還非常搶手，在任何一分鐘裡，都分身有術，身兼數職。

除此之外，我還有一份足量的工作：每天至少要寫六七千字；要管著我有六個人的小公司，年底了，本來事兒就多，而且經過35個月的醞釀和難產，我的書終於要出來，而且同時還要兩本！這麼難的2020年驚不驚喜？但驚喜是有代價的，我天天都忙到要爆炸。

最近這三週，我沒有一分鐘是自己的，開車時也在開會，吃飯時在確認文章，洗澡時會構思選題，就連上廁所，也要撇一眼當天熱搜和時事……

每天從早上八點，要足足撐到凌晨一兩點，上床之後，還要盤算一圈，明天吃什麼，孩子幾點接，網課什麼時候開始，要給編輯回覆，要給產品拍照片，還有聖誕禮物，再不買就送不到了，怎麼辦？

對於盧先生花這麼多的時間經歷和代價，去做這個樓梯，我的心情，真的有點曲折。

他是個喜歡動手的人，用CAD在電腦上做出3D模型，再實現出來，他自己也承認，他在做一件自己喜歡的事兒。

而且他是個完美主義者，不用去看，我就知道他一定把樓梯做得好極了，可代價就是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可話說回來，原來的那個樓梯堅持了一時，堅持不了一世，總是要做的。他這既不是去出軌，也不是像那些“喪偶”老公一樣，不著調地刷手機。

從戰略角度來說，這樓梯對我們的生活來說，一定是個增量。再看他累成這個熊樣，我甚至應該好吃好喝好伺候地感謝他，還有啥可說的呢？

可我，真的真的累了。工作、孩子、日常的吃喝拉撒，再加上聖誕新年，兩個最重要的節，我都得撐著。

聖誕節前，我犯了一場鼻炎，被我吃了抗生素硬扛過去，聖誕後，我吃了半碗冰箱裡的面，就成了上吐下瀉高燒38.4的腸胃炎，嚇得我趕緊冒著零下三度的冬雨，排了一小時的隊，去檢驗了新冠，還好是陰性的。

這就是免疫力在吶喊呢！

對於我的崩潰，盧先生也是能感覺到的，所以偶然他能夠的時候，就會在出門前，幫我把壁爐洗了，還幫我搬上來一些大木頭，可以燒半天。

我知道這是他的體諒，可我並沒有往日屁顛的溫暖。

一直到有天晚上，他回了家吃了兩口飯，跟一灘爛泥一樣地趴在電視前，我過去給他說，我已經都組織好了，有兩家朋友來跨年，因為有宵禁，大家都要住家裡，怎麼住，吃什麼，到底怎麼安排好呢？

他嘴裡有一搭沒有一搭地應著，心不在焉，最後我說不下去了，停下來，於是我們兩個都盯著電視看，足足三分鐘，他像是突然驚醒過來，恍然大悟地轉頭看著我說：“怎麼都行，挺好，你安排，我隨便。”

在一起15年，我太瞭解他了，他真的累了，這時如果我堅持說，下一秒一定會矛盾激化吵起來。

我坐在那裡，頹然坍垣。我覺得，我就好像是這臺電腦，從不能關機，24小時都要待機，隨時線上。

這些年裡，在我們的婚姻裡，即使典範如盧先生，他從來有沒有什麼必須的責任，他只是盡力而為，而我，卻沒有任何藉口和託詞，更沒有退路，不成功則成仁，全都是必須。

所以他想要修樓梯，就可以去修樓梯，他累了想休息，就可以休息，明晚吃什麼這種細節，他不用想，因為他背後有我，可我呢？我有的只是寂寞。

譬如，到點兒接孩子，我可以指派他去，如果他沒空，他可以不去，但我必須找到辦法解決，或者中斷我的會議，或者帶著耳機去開車，亦或者給同學媽媽打電話求人……

再譬如，他可以不去想晚上吃什麼，冰箱有什麼，聖誕節需要買什麼，新年跟誰一起過，但我不能讓孩子們頓頓都是吃披薩或者麵條，我不忍心聖誕節讓孩子們失望，新年請朋友來，那是因為我希望讓我們大家都能度過更美好的時光……

最初，在很長時間，我都以為，這是我的問題，因為我在家工作，更有便利性。可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的。

譬如，整個十一月，盧先生都在家工作，他做了很多家務，但前提還是一樣的，他既不會組織，也不會想，而是要我十分精確地給他指令：

你今天要去接孩子，老二16點30，老大16點50分；你要在晚餐前，把鍋洗乾淨；如果我說：你去買點菜和水果，那是不行的，因為指令過於籠統了，我必須說：你今天要買洋蔥，雞蛋，火腿，乳酪，蘋果，梨，但不要柚子，孩子們都不愛吃。

所有我沒說的，他都不會做，如果我只說了一步，他不會自動聯動想到下一步。

譬如，讓他麵包房買麵包，只要我沒說，他絕對不會給孩子們買條閃電泡芙。他不是不知道孩子喜歡，也不是心疼錢，就是想不到。

這並不是盧先生自己的問題，也不是我自己的問題，而是現代婚姻的一個相通的共性，甚至跨越了種族、文化和國境。

在法國有個詞叫做“Charge mentale”，從2019年開始，已經被正式的更新到字典裡面。

Charge Mentale ：

Poids psychologique que fait peser (plus particulièrement sur les femmes) la gestion de tâches domestiques et éducatives, engendrant une fatigue physique et, surtout, psychique”

Charge Mentale，直接翻譯過來的意思是“精神負擔”，或者“女性精神負擔”，意思就是管理家務和教育等任務，所積攢並累計的（尤其是對婦女）的一種心理負擔，身體疲勞，而更重要的心理疲勞”。

事實上，在今天的城市裡，尤其是在比較發達的城市裡，說男人什麼都不做，那是委屈他們的。

在很多家庭中，男人不僅會做家務，而且做家務的能力還真不錯，可問題在於，沒有那個男人，本著主人公的精神，把自己放在主人的位置上，去主動地思考、組織、安排生活，無論是今晚吃什麼，還是假期做什麼。

這種精神負擔，正在壓垮成千上億個女人的人生，而端坐在她旁邊的男人，根據迴應分成兩種：

好老公會一臉浩然且無辜地說：“你為什麼不跟我說呢？告訴我，我來做。”

而更多的糟心男人，則會對著女人說：“你有病麼？這種小事兒，你怎麼呲牙咧嘴，唧哇亂叫？”

有句俗語，家是女人的，有女人的地方就有家，沒女人的地方只是個房子，這話不假，可把空房子變成家，耗的是女人無窮的時間和心思啊！

現代婚姻裡的絕望都是相同的：男人只需做，女人卻要想。

今天的女人，每一個都好像是一臺電腦，必須24小時待機，關機代表著故障。

盧璐：有兩個女兒的留法服裝碩士、作家，新書《和誰走過萬水千山》，正在熱賣。行走在東西方文化差異裂痕中間的，優雅女性自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