欒昊和張靜是一對杭州夫妻，兩人都是獨生子女，生有一兒一女。姐姐跟媽媽姓張，弟弟跟爸爸姓欒，戶口分兩邊上。

週一到週五，姐姐和爸爸媽媽一起睡，弟弟跟爺爺奶奶睡。週末，一家四口住在姐弟倆的外公外婆家，這些時候，弟弟就和爸爸媽媽睡，姐姐和外公外婆一起睡。兩家人已經習慣了這樣的行動路線。

不過在姐弟倆的概念裡，已經沒有外公外婆的稱呼，兩邊都是“爺爺奶奶”，區別只在，他們喊爸爸這邊的叫dia dia和nia nia，這是當地方言對“爺爺奶奶”的叫法，管外公外婆叫普通話裡的“爺爺奶奶”。

2015年，欒昊和張靜領證結了婚，兩邊親家不談嫁，也不說娶，這意味著張靜的父母不收男方家彩禮錢，孃家這邊也不隨嫁妝。

欒昊兒子的戶口跟隨男方姓氏

這是杭州城郊一個“兩頭婚”家庭的基本面貌：結婚不談嫁娶、不收禮金嫁妝、兩家輪流住、孩子兩頭姓、不稱外公外婆。

它既區別於傳統的以男方為主導的“嫁娶”，又不同於女方更強勢的“入贅”“上門女婿”，這種“年輕”的婚姻形式尤以嘉興、湖州、杭州、蘇州等浙北和蘇南地區的城郊、鄉村最為典型。

目睹一位親戚遠嫁，父母哭著看女兒結婚後，童琪和父親達成一致，堅定了她“找物件不能遠”的想法：“第一件事就是問他哪裡的，遠了就不會開始，不耽誤人家。”

婚姻中的哭嫁習俗也體現了對女兒外嫁的不捨

童琪理解父親的想法：“不想說把女兒嫁出去了，老夫妻兩個人孤孤零零的，就感覺好像你不回來了，有點捨不得。”畢竟，童琪也需要獨自履行贍養父母的現實義務，遠嫁則讓這份孝心鞭長莫及。於是，在訂婚時，她向男方家明確提出，希望結“兩頭婚”，對方家庭尊重並同意。

訂婚時，童琪的爸媽沒有收男方家的彩禮，也不隨嫁妝，一來是避免帶有“賣女兒”的意味，二來，用另一位結“兩頭婚”的媳婦的話說就是“女方家根本就不缺你男方家這點東西”。

“方便照顧老人”，基於這樣的情感和義務，“父母在，不遠遊”成了獨生子女們的一項重點考量，由此帶來了兩頭婚的第一個特徵：多發生在本地人之間，或是距離較近的鄰縣市，以減少來回的麻煩。

網友對“兩頭婚”的評價

童琪和高中同學自由戀愛，大學畢業後結了婚，兩家分屬嘉興市下的兩個縣級行政區，相距70公里，大約1小時車程。

大環境上，各地因就業、商貿往來增加，打破了近地結婚的局面，越來越多接納外省外地人，但獨生子女因為少子的家庭結構，仍傾向於把“就近找物件”作為首選。

舍遠求近背後，是為了緩解獨女戶家長以情感陪伴為主要需求的養老困境。

獨女戶家庭另一大困境在於延續香火，這種延續不只基於血緣，更在於姓氏的傳承，甚至成為一種責任。

“只生一個，男方有姓，女方沒有姓，如果不再生（二胎）的話，我們（女方）的姓氏就沒有了……”作為“兩頭婚”女方母親的徐英希望姓氏在孫輩這一代往下延續。

童琪還記得，回家探親時，奶奶好幾次拉著她的手，跟她說“再生一個吧”。原因在於，爺爺奶奶這邊的第四代還沒有姓氏繼承人。當她把自己懷上二胎的訊息告訴孃家人，並準備隨自己姓，不只是父母，“我的整個家族都很開心”。

而在那些尤其注重男丁的家族裡，女兒往往不會被寫入家譜、族譜，反倒成為別人家譜裡的媳婦，成為“外姓之人”，這意味著自家姓氏在獨女這一代就斷了，也成為一些人的心結。

福建、安徽等地，修宗譜、族譜、家譜是傳統

也因此，女方對“兩頭婚”相對更積極，生二胎的情況多見。尤其，2015年二胎政策放開之後，夫妻若生了兩個孩子，傾向於分開姓氏，各姓一邊，讓兩邊的獨生子女家庭共同延續香火。

這種延續透過兩種路徑實現：一部分已經突破男丁繼承香火的觀念限制，女性和男性一樣，都是香火的延續者；另一部分則寄希望於迂迴路線，只要女兒生下男孩，姓氏跟隨孃家，香火就能以隔代的方式往下傳。

婚姻不是單純的兩性結合，費孝通在《生育制度》中寫道：社會完整是個人健全生活的條件，社會完整必須人口的穩定，穩定人口有賴於社會分子的新陳代謝，因之引起了種族綿續的結果。

“健全”的意義還在於，子孫後輩需要承擔相應的家族責任，參與和處理家族小社會的事務。“靠（外姓）人家來處理是處理不好的。”徐英說。

“兩頭婚”是獨女戶家庭的一種婚育選擇，但它的出現和興起，反映出獨女戶家庭在個人養老、社會意義上的姓氏傳承困境，也為化解這種困境提供了一個突破口。

合兩姓之好

婚姻是兩個家庭的事，“兩頭婚”塑造著新的家庭結構和相處方式。

它的傳導性變化先體現在居住上，產生一種名為“兩家住”的居住形式。

南通人齊佳，夫妻倆跟著還沒上學的孩子，按周輪流住在公婆家和孃家；嘉興的孟瑤，工作日住在孃家，週末住在婆家；杭州的欒昊則是工作日住自己的小家，爸媽來帶娃，週末舉家住岳母家。

這些“兩頭婚”家庭裡，夫妻往返於2～3個家庭，這種類似候鳥遷徙的居住方式，讓夫妻小家的獨立性弱於獨門獨戶，對原生家庭有更高黏性。

社交媒體上，存在一種對“兩頭婚各過各家”的誤解，但事實上，這類家庭同樣注重家庭的完整性。

“沒見過分開養孩子的”“小兩口始終是住在一起的”，幾位“兩頭婚”當事人表達了自己和身邊“兩頭婚”案例的類似居住狀態。

獨生子女家庭因家中少子，有足夠的居住空間，小夫妻在遷徙居住的同時，盡著陪伴和贍養父母的義務和孝心，長輩則分擔著兒女家務和育兒壓力，也得享兒孫繞膝的天倫樂。

生活距離之外，“兩頭婚”也彌合了“女兒外嫁”產生的關係區隔。

每年清明，買掃墓用品時，母親會問她拿100塊錢。“如果是她幫我把這個錢放進去了，那是她盡的那份孝，我的那份就沒有被盡上。（我作為出嫁的）女兒跟她是不一樣的。”趙春蘭說。在帶孩子這件事上，界限感同樣明顯。“外公外婆，他幫我帶孩子是情分，但不是責任和義務，但是對爺爺奶奶，它就是責任和義務。”

在趙春蘭看來，“兩頭婚”讓這種界限感變弱了，女兒仍是原生家庭的一份子，可以由父母一併履行人情風俗事務。女方父母內化升級為爺爺奶奶，他們幫小夫妻帶孩子，是盡全部的責任和義務，這就減輕了小夫妻的壓力。

在“兩頭婚”家庭裡，普遍不再稱女方父母為外公外婆，代之以爺爺奶奶，這種稱謂之所以消失，源於這樣一種觀念：跟上自己的姓氏，又上了這裡的戶口，就被認為是自己的孫子孫女，而非外孫外孫女。但若因為兩個孩子戶口姓氏分兩頭，而對兩邊長輩分開稱呼，也造成不便。

徐英對“奶奶”的稱呼頗有執念：“外孫，是外頭生的。我辛辛苦苦做了大半輩子，50多歲的人，叫我聲奶奶，我做苦力也願意。”儘管在戶口本上，女兒生的孩子跟她是外孫關係，但日常口頭裡，兩個外孫承歡膝下，喊她奶奶。

但這仍有可能帶來另一種麻煩，逢年過節和兩家爺爺奶奶見面時，如何區分孩子叫的是哪一位？叫法上，顯示出濃厚的地域特色。

欒昊和張靜家，孩子用方言和普通話區分，dia dia、nia nia和爺爺奶奶；童琪家則補充地名作區別，比如爺爺是嘉善人，就叫嘉善爺爺，外公是桐鄉人，就叫桐鄉爺爺；孟瑤的家裡，孩子帶上姓氏稱呼“梅奶奶”“軍爺爺”，配合著方言就是“mer nia nia”“juner dia dia”。

“兩頭婚”，女兒不言“嫁”，不再是孃家的“外人”；婚後“兩家住”，養老和育兒在代際協調；生育二胎“兩頭姓”，則讓姓氏在兩邊家庭各自傳承，又為了避免關係分裂作稱呼上的協調。

仍需注意的是，同父母卻不同姓，是“兩頭婚”家庭矛盾爆發的焦點，也引發了手足過早分裂、兩家區別對待不利於孩子成長的擔憂，也有為爭男丁的冠姓權，撕毀婚前約定，最後夫妻離婚的現實案例。

《生育制度》裡，費孝通先生有這樣一個觀點：以父母為中心的生育制度是普遍事實。

在生二胎、姓氏、教育等問題上，欒昊的母親表示：“聽孩子們的，我們是隔代了，他們自己決定就好。”即便徐英有了跟自己姓的外孫，她也說，並沒有要求女兒一定要生二胎，“沒有我也不介意……只要他們生活好、物質好、什麼都好，姓不姓無所謂的”。在更多類似敘述中，生育制度或已逐步向以子女為中心轉變。

婚姻、居住、生育、關係稱謂，以“兩頭婚”為起點，一整套家庭婚育制度也隨之調整、變動。家的界限在模糊，呈現出合二為一、小家變大家的趨勢，雖仍會與宗族姓氏、男性偏好等傳統觀念狹路相逢，但在子女幸福面前，也沒有什麼是不能讓步的，而子女也會迴應長輩們的期待，實現良性互動。

二胎，生還是不生？

“兩頭婚”面上看是婚姻和家庭，最終指向的是生育。透過它背後的獨生子女家庭，反映的是少子社會和老齡化問題。

“兩頭婚”是生育政策的產物，又見證了生育政策的轉向。從“獨生子女”到“單獨二孩”，再到“全面二孩”，生育的空間在擴大，但生育的意願並沒有完全跟上。

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實施以來，梳理《中國統計年鑑》資料，出生人口連續三年下降。其中，從2017年的1729萬降至2018年的1527萬，下降了200萬，2019年又比2018年減少60萬。

據國家統計局，2019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數達到2.54億，14歲及以下人口為2.34億。

低生育率的問題近年來備受關注，對所有育齡女性和家庭來說，不只是生娃的問題，還有生不生二胎的選擇。

“還二胎呢，你當獨生子女是神仙呢，兩邊都是獨生子女，上面4個老人，這個年代生活條件好了，爺爺奶奶都健在的，也就是說，上面有8個老人。”孟瑤雖結了“兩頭婚”，但沉重的家庭負擔讓她要不起第二個孩子。

二胎原本並不在童琪的計劃裡，只是大寶7歲後，一個月前，小寶不期而至。“培養一個孩子的成本真的太高了，一個已經夠花精力了，一想到我又要再來一遍，就會有壓力。”和她一樣發愁的還有婆婆，婆媳倆一起帶大寶仍然辛苦，公公不忍心，說道：“你看她頭髮都白了。”在丈夫“來了就是緣分”的安慰下，童琪用了半個月才接受這個新成員。

齊佳倒是想生二胎，但丈夫和婆婆擔心她年齡大了，出現意外。“萬一（我）有個好歹，他們承受不了。”

據國家衛計委在2017年進行的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育齡女性生娃意願低迷的原因當中，經濟負擔重、年齡太大、沒人帶孩子分列前三位。

事實上，這些因素，無論是否生二胎、是否獨生子女“兩頭婚”，都讓生孩子成為一個艱難的選擇。

欒昊和張靜，是高標準的“兩頭婚”，他們家是幸運的，避開了那些困擾育齡家庭的種種原因。

婚後第二年，張靜生下了姐姐，22個月後，弟弟也出生了，在最佳生育年齡裡生完了二胎。兩邊家庭又輪流幫著帶孫子孫女，做家務。3年前，為了照顧孫子，欒昊的父母把開了20年的燈具店關了，當起了全職爺爺奶奶，兩人都有養老保障和半生積蓄，還有餘力給予下一代支援，小夫妻才得以把更多時間精力投入工作，無後顧之憂。

生育從來不只是女性自己的事，它始終需要來自家庭的支援，以及更長遠的對子女教育的社會支援。

只是這些支援，不是每對夫妻都能輕而易舉獲得。

（除趙春蘭外，文中採訪物件皆為化名）

編輯 | 黃靖芳

排版 | 翁 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