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裡，“合乎理性的人”的假設通常簡稱為“理性人”或者“經濟人”。這類人的基本特徵就是：他們都是利己的。也可以說，每一個人採取的所有行為都是力圖以自己的最小代價去獲得自己的最大的利益。

而與之相似的一個概念，社會人，稍晚一些被提出。社會人是在社會學中提出的概念，與“經濟人”相對。透過社會化，使自然人在適應社會環境、參與社會生活、學習社會規範、履行社會角色的過程中，逐漸認識自我，並獲得社會的認可，取得社會成員的資格。

那麼，我們究竟是“理性人”還是“社會人”呢？或者說，我們中的大部分，是社會人，還是理性人呢？西方國家總喜歡標榜自己是理性人，可他們就真的理性嗎？



由於意識形態的不同，許多西方國家的經濟體質大多采用一種完全放任的市場經濟狀態，政府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少之又少。在這次的新冠疫情到來之際，美國當時還沒有如今日增幾十萬的病例，而英國也遠遠沒有淪落到如今內憂外患，被迫封城沒人聽，脫歐經濟不求行的局面。那時，我們聽到鮑里斯·約翰遜來過的最大“玩笑”，莫過於其提出的群體免疫了。這樣一個傻子都能看出來的zz舉措，卻並沒有遭到民眾的抵制。難道說英國的民眾都是傻子嗎？當然不是，只是因為，一個社會中，存在更多的，往往是“社會人”。

“歸功於”西方媒體，以及川普對於新冠病毒的輕視，英國的大部分人，尤其是年青一代，對於新冠根本不放在心上，全當它是所謂的“大號流感”。這個時候，社會中大多數社會人的屬性，就愈發明顯。

“他不在乎，我何必在乎？”

“政府都說了這是大號流感，我擔心個錘子！”

“昨晚出去一起玩的同學都沒事啊，我哪裡有那麼倒黴，不會有事的。”

……

回到現實，拉回到我們的生活來看，我們又究竟是哪種人呢？是時刻經濟希望得到具體的物質的“理性人”？還是渴望從他人身上得到非具體物質的“社會人”呢？

我認為，大部分的人可能更多的是一種，全域性社會，區域性理性的狀態。



理性人假設中，我們的一切決策，都是會偏向於為我們帶來更大效用的那一種。然而效用這種東西本身具有主觀性質，人們無法衡量究竟是非常飢餓的時候的一個饅頭重要，還是你擁有上億資產時的一千塊錢重要。換言之，所謂效用，更多的代表是你的安全感，滿足感與幸福感。

那麼社會人之所以會受到周圍人對同一事物決策的影響，也無非是期望從周圍人身上，獲得安全感，滿足感與幸福感。

試想這麼一個問題，結婚的大多數人，真的，需要結婚嗎…婚姻是對愛情的認證。那麼是否早晚認證都可以呢？而我們可能更多的，會礙於，同輩的壓力，長輩的壓力，生活的壓力。選擇了在一個所謂合適的年齡，結一個所謂合適的婚。



同樣的，人的一生中，會有多少次這樣的決策啊。最近帶的家教，小孩瘋狂迷戀球鞋，一雙鞋動輒上千，可是他真的是喜歡鞋嗎，他甚至不知道喬丹是誰，卻只知道這雙鞋值多少錢……家裡的電視，不知多少年沒有人看，早已習慣了手機pad的生活，突然發現周圍人的家裡都換了大屏夜景，有的還是透明的。於是你匆匆忙忙掏出積蓄，趕緊買了一個差不多的電視裝回家……突然間，你發現大家最近好像都出去度蜜月旅遊了，pyq的照片數不勝數，你想，我是不是也應該和女朋友出去玩玩，於是你向爸媽預支了下個月的生活費，和女朋友開啟了一段快樂的時光……

這樣的決策帶來的後果好嗎？我也不知道，因為效用只有每個人自己最清楚。有人說，要在正確的時間，做合適的事情。確實，社會人被影響的是，往往都是約定俗成，形成習慣的，也往往會對未來有好處。比如和女朋友出去度蜜月，說不定這一次旅遊就成為了兩人一輩子回憶中的金鑲玉，珍貴而且可以使兩人永不分離。但同時也會想到，有沒有可能，有些事，從一開始就有更好的做法，我們現在的約定俗成，只是適合某一個時代的，而現在則需要變化的。這是更值得我們去深思的。

筆者想在這裡舉一個例子和大家一起品味。最近浙江興起了一種新的結婚模式——兩頭婚。即結婚之後，雙方仍住在各自父母的家裡，像談戀愛一樣，等有足夠的能力再分出去住。這樣的模式，在最開始時必然遭受了極大的爭議，然而能夠傳播開來，除了南方等人思想的開放因素外，社會人這一性質，在擺脫原模式的過程中，如所謂世俗眼光既阻礙了這種新模式的形成，而在推行開來後，無論由於“真香”還是“潮流”又反而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這一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