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弋鷗

2018年秋，有機會回國，除了在南京見到表姐，堂姐一家，最大的收穫就是回到了思念多年的劉孃的故鄉——天津市武清縣泗村店鎮倉上村，見到了劉孃的長孫——福安哥，福安哥學名有個很文雅的名字叫劉亞軒。

如今的高速公路真是方便，由好友夫婦開著大奔SUV, 手機導航說笑間一會兒就到了武清區的倉上村，這在當初可是要一整天的時間才能到的。

按照村裡人的指點，找到福安哥的家，進了院子沒見有人，喊了幾聲正要去敲屋門，一位年過七旬的老人走了出來，他就是我的福安哥。

什麼話都沒說，也不用說，四目對視了一秒鐘後，福安哥竟哭了出來……算來我們已有四十年沒見面了。

寒暄之後我們去村裡的小賣部買了紙錢，由福安哥帶路，驅車來到村外，又在佈滿荊棘的深草中走了好久，終於找到她的墳冢。

拿出準備好的輓聯：“奶奶魏友華千古， 孫子小小敬輓”，和紙錢一起化作火焰。據此，了卻了我幾十年來的夙願。

劉娘本名魏友華，早年喪夫，後來到天津靠給人洗衣服、做保姆為生，後來兒孫滿堂，大約在1979年因病去世，享年69歲。

1958年，那時我剛剛三歲，記憶裡最深的是媽媽帶著姐姐和我去位於天津郊區的青泊窪農場探視。當時沒有直達公交車，下了長途汽車，媽媽僱了一輛農民的腳踏車，她坐在後邊，姐姐和我就站在一邊一個大柳條框裡……

我也奇怪，那時我也就是三歲多，怎麼會記得這些事？父親後來在農場留用，不能回來，媽媽帶著姐姐和我艱難度日。姐姐和我幼兒園結業後上了常德道小學，母親上班早出晚歸，無暇照顧我們，不得已才請來劉娘給我們做飯看顧我們。

劉娘是母親對她的稱呼，而我小時則稱她為娘，可按與福安哥的輩份，我應該叫她奶奶，以至於外人都以為她是我娘，原因是我在家中行二，不大受待見，劉娘來了之後，對我很好，有什麼好吃的都先給我，弄得姐姐多年後仍耿耿於懷。

劉孃的一生真正是辛苦，早年喪夫，孤兒寡母，後來到天津靠洗衣服當保姆為生。她小小的個子，腰因為風溼病早早的就彎了，到後來竟彎到走路時面朝地面，一雙小腳裹成三寸金蓮。

她的一雙手因為長期洗衣服而嚴重變形，食指以下的手指都向外嚴重扭曲。那時她給人家洗衣服、幹家務半天只掙一塊錢，可是就是這樣的日積月累，她給兒子孫子在老家蓋起了一座座磚瓦房。憑著她瘦小的身軀、變形的雙手、彎曲的脊背，為她家撐起了一片天！

我小時淘氣，常常趁她洗腳時撓她腳心，玩她的裹腳布和樣子怪怪的襪子，她也不會生氣，只是偶爾笑著呵斥一聲。

她的一雙小腳那叫一個小，長約十幾公分，只有兩個拇趾是直的，其餘的腳趾都捲曲向腳心。我問過她裹腳時疼嗎？她說當時腳下流膿流血，疼得呼天搶地，可她的母親和家人就是不讓她放足，說是不裹小腳以後嫁不出門，到後來，她的一雙小腳要外展近120度才能維持身體的平衡。

多年後我們在南開醫院內、外科實習時，帶教張仁玖老師教我們神經反射檢查，講到巴賓斯基反射如果是陽性體徵，腳趾會向外展開，我不禁想到那雙三寸金蓮和扭曲了的腳趾，當時就問張老師，如果碰上裹小腳的患者怎麼檢查？張老師和全組同學鬨然一笑，女生們都捂起了嘴，說笑歸說笑，這個問題一直無解！

劉娘有一個兒子、三個孫子和一個孫女，她兒子生得高高大大，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曾當過生產隊長。

靠劉孃的血汗錢他兒子蓋起了大瓦房，解放後定成分，給她家定了箇中農，在當時那可是個大事，往上一點就是專政物件，敵我矛盾。

她兒子沒辦法，到天津把老太太接回武清縣老家，靠她在村裡講她在城裡如何當牛做馬，一個汗珠子落地摔八瓣兒（原話），最後把成分改為下中農才了事。

後來她的孫子結婚時還是靠她的辛苦錢蓋起了三件大瓦房，才把孫媳婦娶進了門。她的兒孫們對她可是尊敬有加，畢恭畢敬。

劉孃的兒子經常來津看望老媽，帶來些農村的稀罕東西。記憶最深的是黃豆麵做成“驢打滾”，真好吃；秋天的窩瓜（南瓜）甜甜面面的，至今仍不能忘懷。

劉娘是農村人，不免有重男輕女的舊習，對姐姐不大待見，不高興時常常把“小si 丫頭片子”帶在嘴邊，對我可是疼愛有加，有了好吃的總是偷偷塞給我，而我從小就和她很親，我在人前人後都稱她娘，弄得外人都以為她是我媽，一問才知是如此關係。

一次媽媽和劉娘吵架，晚上我躲在被窩裡偷偷哭泣，媽媽問我為什麼哭，我也不知掩飾說：“以後娘就不疼我了。”媽媽聽了扭頭就走了……

兒時曾去過劉娘老家兩次，第一次是1964年。因為我常帶筆給她寫信，所以她家的地址記得很清晰：武清縣泗村店公社倉上村。

那次去是和她做火車到落筏站下車，他兒子趕著馬車來車站接我們。那時的農村只有窄窄的土路，馬車一路顛簸走了很久才到家。

她家的院子挺大，養了一群雞，豬圈裡有幾隻豬，一邊還種著菜。她的長孫大我十歲左右，時常用洋車（一種用水管焊接而成的腳踏車，俗稱水管架子）帶著我出去玩。

更多的時候我是跟著另外兩個孫子和孫女在村裡玩，他們一個比我大兩歲，另外的都比我小。

我們一起出村打豬草，割過的草地一股淡淡的草香，還有一種草籽摘下來揉進頭髮裡半天擇不乾淨。

開始是他們往我頭上弄，一邊弄一邊口裡喊著“小谷難擇”，後來我也學著找到了同樣的草籽往他們頭上弄，嘴裡也是念念有詞：小谷難擇！大家打成一團，笑成一團。

那時正值夏天，村裡的孩子都下到水坑裡玩水，我也跟著他們下到水裡，至於穿不穿褲衩就不重要了，反正周圍都是男孩子，而且大家都一樣！

夜晚我又操起舊業，到村裡去逮蛐蛐兒，可逮來逮去都是一種叫“猴頭”的蛐蛐兒。這種秋蟲和我們平常所見的不同，小小的腦袋，大大的一對牙齒，在天津是沒人要的品種，所以後來就沒了興趣。

在劉孃的老家，有老人家罩著，沒人欺負我，我也不討嫌，有什麼吃什麼，用當地的話來講，說我吃飯“孬頭著那“ ，這應該是不挑食的意思吧。

很快就到了要回津的時候了，這次是叔叔和他大兒子福安大哥一人一輛“水管架子“，馱著“娘 “和我到了火車站。

那天起了個大早，天沒亮就出門，一路上有幾個農民赤條條地下河捕魚。福安哥帶著我走在前邊，看到白花花的人影就發一聲喊“同志，後邊有婦女。”那些人麻溜地應著躲到樹叢裡或水裡……

第二次去武清縣是1966年夏天，福安哥用腳踏車（水管架子）帶著我去的，走的是老京津公路。經過引河那時覺得橋面離水面很高，福安哥嚇我說他要跳下去洗個澡，嚇得我連忙說不行。那時福安哥已經結婚了，嫂子叫張志香，兩人已經有了一個女孩。

有一天，福安哥帶著我去縣城裡玩，正趕上縣城裡在鬥爭牛鬼蛇神。一些知識分子、幹部模樣的被逼著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向人民認罪。如果我不老實就把我砸爛砸碎。“

我不知為什麼對音樂有著特殊的親和力，小時聽過的歌幾次後就會唱了，所以這首歌的詞曲一直都沒忘記。

還有當時收音機裡教唱的歌曲：東風浩蕩紅旗飄揚，五湖四海歌聲嘹亮，我們偉大的祖國前進在社會主義大道上……這首歌至今記憶猶新，記得還在上初中時，去工農聯盟農場勞動時，在全班同學聯歡會上給大家唱過。

從武清縣回津也是福安哥用“水管架子”帶著我。那天還下著雨，農村的土道上膠泥一沾水可粘了。走一會兒就得下來把車輪上的泥巴弄下來，不然的話車子是寸步難行。就這走走停停，費了好大力氣，好長時間才到了京津公路上，那叫一個狼狽。

回到天津，街道上的氣氛已經不同於往常，五大道上開始有抄家了，我心裡不禁惶恐，知道我家也是在劫難逃！

果然，沒多久，媽媽所在單位的造反隊來抄我家了，一群人湧進我家，所有的檔案信件統統抄走了。我家的牆上有一塊牆皮顏色與周邊不同，他們就懷疑裡邊有槍，找來斧子砸開一看就是是磚頭。牆上的洞一直留了很久，直到數年後我長大些後家裡刷漿時才補上。

我家被抄時，鄰居一位好心人士閆大哥知道要發生什麼事情，就把我生拉硬拽地帶到水上公園玩了一天才回家，不然的話……

回到家，看到媽媽和姐姐默默地整理著被弄得亂七八糟的東西，牆上豁然一個大洞， 後來就聽到“娘”在她的屋裡半夜哭嚎，那哭聲在寒冷的冬夜，伴隨著北風呼嘯格外淒涼、瘮人。

媽媽起身走到“娘”的屋門前，大聲勸娘，我這才知道“娘”藏在屋內煙道中的存摺被造反隊抄走了。造反隊懷疑那是我家的錢，就把存摺扣下了，“娘“心疼得要死要活的，媽媽只能好言相勸，要知道那幾千元錢可是她一點一滴掙來的辛苦錢啊。

大約有多半年時間，造反隊去銀行查清了那些錢確實是“娘“一點兒一點兒存進去的，後來才把存摺發回給了“娘“。不過那件事差點出了人命，現在想起來那冬夜的哀嚎，還有些心驚肉跳。

我小時很淘，媽媽有時打我往往是“娘”出來攔著。一次在攔媽媽時，“娘”閃了肩膀，很久不愈，後來找了大夫按摩了幾次才好了。

”娘“在我家時曾經有一次和媽媽吵架，一氣之下離開我家。那時姐姐和我剛上小學不久，不會做飯，到了晚上姐弟兩個在屋裡害怕，就跑到臨街的陽臺上，眼巴巴地等著媽媽回來，每每看到有女人騎車經過就大聲呼喚，當然大多是叫錯了人。

後來沒辦法又把“娘“請了回來繼續照顧我們，直到“娘“在拉薩道一帶買了房子她才搬了出去......

福安哥後來跑業務常來天津，我們一直有聯絡。上次回國歸來後，我們幾乎每個月通話，我們約定：疫情過後一定去他家多住上一陣，估計那時我也該退休了，有的是時間……

完

作者弋鷗，1955年出生於睦南道，在五大道生活數十載，對五大道懷有濃厚的感情。畢業於天津醫學院，現仍在疫情下默默地堅守著崗位。

採稿 校對 編輯 | 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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