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這個詞十分重要，特別是對於國人來說。
不僅僅每個成熟一點的，稍微有點組織語言能力的人，都能對自身的責任娓娓道來，說出個一二三四。
哪怕是沒有多少理論基礎，也很少有空閒時間總結使命責任的人，對於自己應當“養家餬口”來說，內心的認識也還是很清晰的，這已經基本是進入精神核心的本能。
並且，不說對於社會的責任層面，單純這種對於子孫後代的責任感，就並非是所謂的普世價值。
至少當前西方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念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信奉極端個人主義的，特別是經濟上處於中下層的人，對於自己的孩子需要承擔多少責任，也並沒有特別的考量，那就更談不上對於其他的普通人的責任了。
不然也就不會出現那個所謂的“歐美國家父母只把孩子養到18歲，然後就讓孩子去獨立生活，所以年輕人都個性強，自主能力強，擁有獨立人格”的現代童話故事了。
但是，仔細觀察我們的日常，責任感強也並非沒有副作用。
首先自然是個人層面的焦慮感。
大家總是覺得，焦慮感是來自外部，特別是身邊人給自己帶來的壓力。
尤其是至親和與自己差不多屬於同一階層的人，反而給自己的壓力更大。
就像絕大多數的普通人很少會去恨馬雲這種級別的富人，因為實在隔得太遠，看著幾千個億的資產差距，數字實在已經超乎了一般人的理解和想象能力，連一絲激發趕超的動力都不會有。
但是，身邊的人，特別是校友聚會上一眾自己曾經看不太起的老同學，一個個似乎比自己的生活更加有滋有味，這帶來的負面情緒可就大了去了。嫉妒和憤懣的背後，都是對於自我的一種否定，以及對未來的一種幻滅和恐慌。
一到過年過節，年輕人最害怕的就是七大姑八大姨的“拷問”。
其實怕的真的不是這些人的問題，也不是真的害怕回答，而是怕這些人在自己的回答之後又引起的其他論述。例如“某某家的某某現在家產多少，孩子幾個，房子幾套，車子多貴，職位多高”等等。
這些直擊靈魂深處的攻擊，其實仔細想想，撩動的是什麼？
其實還是責任感而已。
如果一個人對於家庭的責任，對於自己子孫的責任都根本無感，都只以自己的利益和感覺為考量，那麼那一切的問題就都不是問題了。
如果不考慮家族血脈傳承的責任，只看自己喜歡不喜歡，那麼生孩子這件事其實更多的時候就是一個負擔。畢竟投入在孩子身上的時間和金錢，是真的會大大影響到個人的生活質量的。
如果不考慮到對子孫後代的責任，那麼又何必多在意那些財富的積累？畢竟在當前的時代，如果在綜合考慮上未來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一個人生活在世，完全不需要花費多少金錢，買房子更是沒有什麼必要。
一個正常的年輕人，在當前的城市中，除了少數高消費地區外，一天100元的開支就已然質量不錯，柴米油鹽醬醋茶倒真的不貴。
另外真要節省的話，像曾經比較出名的“天和大神”那樣生活，連吃飯睡覺帶上網100塊錢真的也可以逍遙生活好幾天。
在沒有慾望或是普遍低慾望的前提下，花銷低，自然就不會對積累財富這件事產生多大的興趣，進而自然，拼命地做好“打工人”“996”“007”以求得高薪，在城市裡買房買車置業紮根，就自然也不是必然選擇，更加不會因此而產生壓力。
因為有責任感，所以才會對財富產生慾望，因為有了慾望，才會因為現狀與預期的差距而產生落差感，而落差感就不僅帶來改變的動力，也帶來了羨慕嫉妒甚至仇恨的負面情緒，而負面情緒自然會帶來不好的體驗和壓抑的感覺。
“打工人”之所以如此艱難，其實真的不僅僅是外在的原因，自己對自己和對家庭的責任感，其實也“難辭其咎”。
但是這種對未來，對家庭和對自己的責任感，才是創造財富、推動社會進步的本質，那麼即使我們知道“卸下負擔”、“放縱”自己就能找到“詩和遠方”，但最好還是慎重一點的好。
畢竟如果大家都“放縱”了，都不生孩子，都等著別人創造財富分給自己，那等待的最終結果只有共同毀滅。
還好，萬幸我們大部分國人雖然焦慮，甚至壓抑，但還是沒有放棄自己的責任。
其次責任感帶來的還有一些奇怪的社會現象。
因為國人自身的責任感普遍較強，再加上推己及人的常見心態，進而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我們就很簡單的推理出來一個結論，那就是：“任何事情都應當有人負責”。
雖然其實真的並不合理，但真的，這成了普遍的社會心態。
說不合理，其實就是心理學中一個著名的“反黃金法則”，“反黃金法則”就是一種極為典型的錯誤心態，簡單來說就是“我對別人怎麼樣，別人就應該對我怎麼樣”。
“我對國家、社會、家庭和自己負責任，那麼國家、社會、家庭和別人就應該對我負責任。”
看起來沒錯，但實際上有問題。
因為責任這種事情很難具體量化，而這兩者之間如果產生必然的聯絡和量化關係的話，反而會降低整個社會的責任感和道德水平。
很簡單，一個人今天扶老太太過了馬路，是不是當天或者幾十年後，別人也得扶他過一次馬路，才能回本？那麼如果他預期不到這種結果的發生，那麼對於扶老太太過馬路這種極為簡單，卻也十分凸顯社會道德的行為，自然也就不會主動了，那麼相應的社會整體的道德水平也會因為一個個人類似的選擇而逐步降低。
當然這種心態卻也正常，畢竟“全心全意做好事不求回報”學“雷鋒”的人，一樣也要面對生活的負擔，一樣需要衣食住行，總是沒有回報，任誰也難以長久堅持吧。
還好，當前“不能讓做好事的人吃虧”已經成了社會共識，以後估計肯定還會有更進一步的“讓做好事的人有利”逐步發展，但那是後話了。
回過頭來，我們因為對自己都比較強調責任，那麼對於“別人”責任感的關注，其實一點也不低。
關注度高的話，就會產生問題。例如一個比較常見的“臨時工”現象。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一些新聞，特別是負面的新聞，發酵醞釀到最後，站出來承擔責任的都是“臨時工”。
前段時間，拼多多不就又一次祭出了“臨時工”，來對一場來勢洶湧的公關危機進行應對嗎。
雖然我們普遍意識之中，這種用“臨時工”來“背黑鍋”，就是敷衍塞責，就是沒有誠意，就是不願擔責的行為表現。
但是其實回過來，如果躬身自省，或者把自己代入進去，很多時候，倒也並非如此。
一個常見的誤區就是，我們常常把一些組織人格化，特別是現代經濟社會中，更加經常習慣於把資本人格化。
很簡單的，誰能代表拼多多？看似拼多多在某個平臺上有一個官方賬號，也彷彿像正常的人一樣，天天在發訊息，發動態，發感慨。
但事實上，拼多多作為一個現代社會中典型的公司，一個資本集團，它並不是人，更加不是其所謂的創始人或者法人代表、董事長就能夠等同的。
至於其所謂官方賬號的言論，自然不可能從一團可能只存在於銀行賬戶上的數字，一個只存在法律意義層面的概念中說出來。
那些言論背後，其實代表不了什麼，既代表不了所謂的資本的意志，更代表不了拼多多無數員工或是所謂管理層的意志。資本只有一個立場，那就是生存和增值，其實和人的生存和繁殖也差不多。
這些言論，它們本身就沒有意義。如果非要說有，那就是淡化普通人，特別是使用者對於這種異類的牴觸心理。
是的，我們人類面對自己所未知的事物，總會產生恐懼心理，而恐懼則是做生意的大敵。
這些企業都是法律意義上的人格而已，並沒有實體，對於人類來說，就是一個全新的物種，而且是超出很多人理解能力的物種。
說實在的，敢和外星人做生意的都是勇士吧，而公司這種法人對於人來說，其實比人和火星人的跨度大多了，而我們每天都在和它們溝通協作，甚至為其服務，成為了它的一部分手腳，原因就是它們透過做和人一樣的行動，讓我們覺得它們也是同類，進而沒那麼恐慌罷了。
那些各種平臺上面，各個企業都用官方賬號在不斷跟蹤熱點，跟蹤時事，甚至表態捐款，無他，就是潛伏的偽裝而已。而這種偽裝當然也必須要做好，做的不好，也會出現負面作用。
但是本質上，這些偽裝本身並沒有意義。
這裡不是要給拼多多“洗地”，而是說對於一個純概念層面的事物，你想追究它“說錯話”的責任，那不是緣木求魚嗎？
最後，也只能出現一個臨時工“背鍋”了，畢竟事實上請董事長“背鍋”和臨時工“背鍋”，真實意義層面沒有區別，但是成本卻不一樣，自然還是便宜一點的對於資本更是好的選擇。
還有一個現象，讓我們國人比較困惑，在疫情防控這個事情上面，我們國內做的已然很好，特別是在同行的襯托之下，可是有不少政府官員因此而受到處理和問責。而西方政府之中，即使場面已然如此不堪，卻也沒有任何人被問責、被免職。
其實如果從真實意義上來說，我們難以理解的這個問題，代入一層責任意識的話，就容易理解了。
很簡單，因為西方價值體系之中，一個人只用對自己負責，而不必然需要對別人負責，那麼進而，其要求別人對其負責的底氣也不太足了。
接受了“別人不需要對其負責”的邏輯後，那麼讓作為社會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很多還是處於精英階層的“掌控者”，為其個人感染病毒負責任，就更加沒有底氣和邏輯根基。
恰如那句段子所說，“美國不是因為感染新冠死亡了38萬人，而是一個人感染新冠死亡這件事發生了38萬次而已”。
他們的個體之間沒有強烈的責任聯絡，那麼不就是一個個的死去嗎？彼此沒有什麼聯絡啊。
進而一個個沒有聯絡的死亡個例，又能證明什麼呢？證明誰做得不好，誰的能力不強？什麼也證明不了。
並且新冠疫情絕非一個普通的小流行病，而是全人類都面臨的一個重大考驗。
舉例來說，就像是進行一場突擊考試，考試題目形式內容都是全新的，難度還很高，解題思路雖然在一些教科書上有所提及，但畢竟誰也不知道是否能解答出來。個別基礎好的學生答得不錯，但是絕大多數學生都考得很糟。那麼試問這個成績該是誰的責任？
是學生的嗎？考試內容都沒學過，強求每個學生都能舉一反三、融會貫通，都是天才，那無疑是苛責。進而強求每個政府都在防控一個新病毒上做的完美，那更是苛責。
那麼責任是組織考試的人的嗎？或許是，但是對於新冠來說，出題人是誰？
既然不是組織者，也不是答題者的問題，那就只能是試卷本身的問題了。
而“試卷”本身是一個站在人的角度看，並無智慧的客觀事物。
病毒它攻擊人類，也是自然屬性而已，並不帶有任何的主觀感情色彩，所以從現代法理邏輯上來說，即使它有承擔責任的能力和條件，也沒有承擔責任的法理依據。
總之，在歐美國家的官員和普通人眼中，無論從任何角度，都確實沒有必要要求某個官員為新冠病毒以及其帶來的後果承擔責任。
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說，就不同了，還是因為責任意識強的原因，導致上上下下都普遍認為：一定要有人對錯誤承擔責任。
因為事物本身沒有對錯，而只有人才會犯錯。
但是可惜，這種認識的確沒有道理。因為人雖然會犯錯誤，但錯誤卻也有諸多不同，有故意之錯，也有無心之失。
病毒並非是人造的，傳播雖然是以人為媒介，但是每個處在感染鏈條上的人，也沒有一個是主動而為，都是被動的。
沒有主觀性的錯誤，是沒有必要承擔責任的，萬幸，這也是共識。
就像疫情之初，很多病例就是被感染者無知覺之中傳遞給親友鄰居，但是沒人被問責。但是那些故意隱瞞情況，雖然沒有人感染，但導致多人被隔離觀察的人，卻一個個被處以刑罰。原因即在此處。
疫情的出現和爆發，其實都沒有誰做錯，而我們卻群情激奮，要求問責那些“做錯”了的人，並且事實上確實有些官員被問責，甚至免職了。
那麼我們如果站在更高的層面，跳出“事後諸葛亮”的姿態客觀地去理解，是不是我們理解本身出現了偏差呢？
這些官員被問責、免職肯定沒有問題，但事實上，他們並非是因為疫情而被問責的，而是因為沒有做好黨和人民賦予的應盡職責而受到處理的。
知道這點些微的區別其實十分重要。
因為突發的疫情，他們誰都沒有錯。因為任何一個人處在他們那個位置上，肯定也都是一臉茫然，手足無措，漫說作為敢於做出影響千萬人生活的重大決策的決策者，恐怕連最基礎的排查病人，掌控一個小區的人員動態的聯絡員，一個普通人恐怕都不是那麼容易勝任。
自己都做不好的事，然後苛責別人一定要做好，其實也沒那麼有底氣，不是嗎？
但是，當他們所作所為並不符合其被賦予的職責要求的時候，那就必須要受到處理。
例如那個不知道轄區總共有多少病床的衛健委主任，她背離的並不是疫情防控的工作，而是最基本的職責使命，維護轄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需要掌握的基本情況都不知道，實在沒有任何藉口。
在這個層面上，我即使只是一個賣早點的，我把油條炸得合格了，就履行好了我對社會的責任，那麼我對這些擔負相應職責的人提出他們應當把事情做得合格的要求，看起來就十分合理了。
但是這種合理，也是有一個前提的，那就是人的能力和崗位的需求都是適應的。也就是說，要給人提出一個他能夠掌控住的、能夠真正實現的目標。
例如，我們可以要求那個衛健委的官員，能夠及時準確掌握當地疫情的實際情況，並且要求她能夠及時提出應對辦法，並在其調動資源的能力範圍內進行有效落實。但是不能要求她這個地區所有人都必須保持健康，沒有人感染，或者明確要求病人數量在多少以內，也不能要求她在一天之內必須給所有的病人都裝上呼吸機等等。
事物與事物的難度不同，人與人的能力也不同，彼此之間的苛責都是不合理的，這一點，還是很容易理解和接受的。
中學生不能要求小學生都會答中學的題目，小學生一樣也不能要求一箇中學生也都能每次考試都是滿分。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提要求容易，但是難免就變成苛責，而失去其真正的意義。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作為旁觀者，卻難免過分情緒化，對於一些事情一定要求有人為之負責，而不去考慮其是不是一定有人犯錯。
而且很多時候，其實根本沒有對錯，只是程度的區別罷了。
就彷彿是在我們自己只能考60分平均分，也就能勉強及格的情況下，卻在指責別人沒有考100分滿分。
最終就使得，一個個我們感覺是無辜的“臨時工”承擔了他們不應當承擔的責任，而卻沒有思考背後的真正“加害者”，或許並不是推出“臨時工”的單位領導或公司高層，而恰恰是我們這些“旁觀者”。
因為我們不能接受一個只存在於概念層面的公司“發表”了帶有價值傾向的言論，本質上只是一種廣告行為，根本意義上並沒有對錯之分的事實，所以才有一個拼多多的“臨時工”要為此付出工作的代價。
因為我們不能接受在突發事件出現的時候，有人的利益受損，而同時其實整個鏈條之上所有的人，其實也都做了他們該做的事，大家都沒有錯誤，一切可能只是因為複雜系統本身的意外的事實，所以才會有越來越多的“臨時工”為之付出代價。
對我們自己來說，強烈的責任感雖然有時難免讓我們焦慮甚至壓抑，但它也確實讓我們奮起，去勇敢地“乾飯”，去為這個民族、國家、社會、家庭和自己而不斷創造未來。
而對於我們之外來說，我們過分地強調責任感，或許很多時候，除了讓我們自己焦慮和憤怒之外，並沒有多少積極的意義。
迴歸到本源，似乎這也契合了那句“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古訓吧。
面對我們自己時，以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去為我們的子孫後代創造一個美好的強大的國家，也是種幸福。
而面對別人時，把握責任感的邊界，少幾分苛責，多幾分理解，或許也能讓這個社會中，無辜受罰的事情少一些，指責和戾氣少一些，那或許也是種幸福吧。
畢竟我們都是“打工人”，也都是“乾飯人”。
少為難別人，或許也就是少為難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