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農村雖然貧困，但對於當時的小孩來說倒也有自己的快樂，特別是上小學之後，每天成群結隊、呼朋引伴地上學放學煞是熱鬧，在學校除了學習文化以外，還要學工、學農、批判資產階級，也是很有趣味。在當時鄉村還有一個吸引我們的活動就是走親戚，因為走親戚不僅意味著要吃幾頓好吃的，還有除了同學以外的玩伴——表哥、表弟、表姐、表妹、堂哥、堂弟、堂姐、堂妹等，很多都是同齡的少年兒童，但又不常在一起，很有新鮮感。

我最愛走的親戚是我的姑姑家，就是我爸的大姐家，在川東我們不叫姑姑，而叫佬子，如大姑就叫大佬子，二姑就叫二姥子，父親最小的妹妹就叫么佬子，這也是一方一俗吧。

大佬子家有五個兒女，三男兩女，和我年齡相仿的是四哥，比我大兩歲，人長得很端正清秀，也很斯文，讀書成績很好，所以在七八來歲的年齡，我們很是玩得來。

記得每到夏天，婆婆都要邁著小腳帶著我到大佬子家住三五天或一週，因為婆婆是回自己女兒家，很自在，也很愜意，我因為有四哥一起玩耍也很快樂高興。那幾天四哥帶著我滿山亂轉找野地瓜吃，這種野地瓜不是紅薯也不是涼薯，而是一種長在土坎和巖壁上的一種藤蔓植物結的像荸薺大小的果實，有獨特的甜味和香氣，非常好吃，但很不好找，如果找到往往是一大窩，四哥是這方面的高手，每次我們都有收穫，吃得滿嘴甜香、心滿意足。有時我和四哥也一起拿著自己用現砍的竹子做的簡易釣魚工具到背後池塘釣魚，我是這方面的高手，往往會釣到一些鯽魚或其他小魚小蝦，四哥好像對釣魚不很在行，但我們在一起說說笑笑很是愉快。

川東的農村夏天很熱，人們都有納涼的習慣，當地叫“歇涼”。吃過晚飯，在房前屋後追逐過一陣螢火蟲，大人們為我們簡單沖洗後，我和四哥就躺在放在院壩裡曬穀子用的當地叫“鬥槍（音）”的大簸箕裡，望著漫天的星星和偶爾飛過的螢火蟲天胡亂地聊天，後來慢慢進入夢鄉，直到大人把我們抱進房間床上睡覺。

後來隨著年齡慢慢長大，我到父親工廠子弟校讀小學、中學，再到縣城讀師範，再後來參加工作，和四哥見面的機會就少了，留有印象的有幾次，一次是我在縣城讀師範中途到大佬子家玩，當時四哥不在家，大佬子見我來了忙不迭地招呼我，給我拿吃的，還給我說起四哥，說他耍朋友了，正在隔壁鄰村女朋友家幹活，後來大佬子就拉著我翻過一座山樑到四哥的女朋友家，在他們家院壩喊在溝下幹活的四哥和準四嫂，四哥上來了，四嫂不好意思沒有上來，我看見四哥端正清秀的臉上淌著汗水，但充滿了笑容。

其實四哥讀書的時候成績很好，但由於當時農村的教學質量不高，很難考上中專和大學，所以四哥中學畢業後也只有回家務農了，當時才回農村的時候四哥端莊清秀的臉上還戴著一副近視眼鏡，後來很快就不戴了。其實四哥還有一次機會脫離農村，當時我姑爺，就是我大佬子的愛人是小學教師，按政策退休後可以讓一個子女頂替，四哥在幾個子女中條件最好，因為讀書成績好，年齡也符合條件，但姑爺和大佬子考慮二哥身體不好，在農村生活更困難，所以就讓二哥頂替進了學校作廚師，雖然是廚師但是國家正式工人編制，旱澇保收，四哥當時也沒有表現出什麼不滿和怨言，但二哥現在是國家正式退休職工，四哥就是一個在土地上勞作的農民。

還有一次是我和父母一起回鄉下過年，我們在一起聊天，聽四哥說他和四嫂在農閒時進城打工。由於當地農村土地不多，農活的季節性也很強，所以有很多空閒時間，有的人就待在家裡享清閒，四哥和四嫂說他們閒不住，身體也還好，就進縣城工地打工，在建築工地上做小工，也能掙些錢，只是有點辛苦。其實四哥本可以不用那麼辛苦，因為他的兩個女兒都很爭氣，特別是大女兒，大學畢業後透過自己打拼創出了自己的事業，前兩年還出錢為四哥四嫂修了一棟樓房。

有時自己一個人閒坐時，回想起四哥和我的那些親人們，真是唏噓感嘆。這些親人有的離開我們了，有的久不聯絡了，有的時常浮現在眼前，有的偶爾拂過腦際，生活到底是一種偶然還是必然，人生到底是一種歸途還是一種開始，米格因為偷了歌神的吉他，誤打誤闖進入了亡靈之地，他知道了一個秘密，如果沒有人再記起你，你就會真的變成光，永遠的消失不見，原來真正的永別不是死亡而是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