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
愛一個人能有多久1970年代末，《今天》雜誌同仁郊遊留影。從下往上，從左至右：江河、黃銳、趙振先、趙南、徐曉、周郿英、甘鐵生、芒克、舒婷、北島、陳延生
01
郿英，你去世後的第一個週年祭日，我和朋友們把你的骨灰安葬在北京西山的這座墓園。每年我都來為你掃墓，也許是清明，也許是祭日，或者只是心情使然。總之，這條山路我已經走了九年。
老人們常說，入土為安。指的應該是死者，在我看來，也包括生者。把死者安頓好，感覺到他的靈魂安息了，生者也才能夠安寧。常在電影裡或圖片裡看到西方的陵園，那種靜謐、優雅和素樸讓人生出感動。在墓碑上隨便地放一把鮮花，一個人，在你身邊，安靜地坐一坐。或者與兒子或者與親密的朋友，在草地上隨處走一走，從容地聊聊記憶中有關你的往事和我們瑣碎的生活，那該是多大的安慰啊！我常常感嘆，如果不能按照你的遺願葬在一棵樹下，能葬在那樣的墓園裡，也算是知足。
然而，你的墓園在山上。從山腳走上去，大約有三四里長的路。記得是第二年，我和兒子兩個人去掃墓。我們從城裡坐公共汽車到西郊已經接近中午。北京五月的中午已經有點兒熱。那時兒子才八歲，我牽著他的小手，一邊唸唸有詞地鼓勵他，一邊躲閃身後開過來的汽車。那是一條高低起伏的柏油路，常有也是到陵園去的車子經過。大約走到一半，一輛白色的吉普在我們身邊停下。司機把後窗玻璃搖下來，連頭都沒回，用手勢示意我們上車。我遲疑著，還是上了車。不知怎麼，眼淚忍不住就嘩嘩地流了下來，打在懷抱著的鮮花上。
我相信，這個人，這個懂得用距離來表達理解和同情的人，他知道我感激他，雖然一直到上了山，一直到下了車，我們始終沒說一句話。但是，我沒把握，他是否知道，最值得我感激的，不是他載了我們母子一程，而是他從始至終的沉默。說不出我當時為什麼連看都沒看那司機一眼，不知道他是年輕的小夥子，還是滄桑的中年人。我想象不出，如果他問為誰去掃墓，兒子會怎樣回答？我會怎麼回答？說不定我會撒個謊，為了逃避一個陌生人的安慰，也為了掩飾一個女人的傷痛。
短短的一段路，長長的一段沉默。幾年來，每次去那陵園，我都會重溫那段帶著傷感與美好的詩意的沉默。
位於山上的墓園不可能開闊，沒有餘地坐得安穩，更沒有能夠隨意散步的草地。三年前，我們搬了家，和兒子去墓地，他問：我們家的房子大了，爸爸的墓地這麼小，能不能換一個大的？我說，如果那是你的心願，等你長大了，有了經濟能力，這事應該由你來做。兒子一副躊躇滿志的樣子，為他終於能想到給爸爸做點什麼而得意。
年年復年年，每一次，我們都帶去鮮花，有時候我還會買來鮮花和花泥，自己動手插一個花籃。我們還會帶上你生前喜歡喝的酒，大家輪流著喝，再灑在碑前，於是，醇醇的酒香便在墓園飄散開來。一些平時難得見面的老朋友，在你離去的日子聚在一起，到了都真的要變老的年紀，大家反而不再感嘆歲月的無情。只是留下來的照片，見證著你和我與這些朋友們經得起年月的感情。
如果你能看見能聽見這一切，該是多麼高興啊！當然，你會遺憾老鄂和王捷都已經戒了菸酒，會慶幸曉青和志偉的大難不死，會心疼徐傑和徐勇經受了太多坎坷。你也一定想和老範殺一盤圍棋，想和黑大春乾一杯白酒。你會和鐵生聊聊五月里正嫩著的香椿，說說夜市上味道不再正宗的炒肝和爆肚，你會扶著鐵生的輪椅，說，“夥計，真是好樣的！”他說過，活過三十歲，以後的日子都算是賺的。你離開我們時，鐵生已經賺了一個十年，如今，又賺了一個十年。
你會徑直走向我們的兒子。十年前，他那麼幹淨而且安靜，白嫩的小臉上戴一副黑色的圓眼鏡，總是一副好奇的表情。如今他已長得和你一樣高了，但你還是能一眼就認出他來。血緣是多麼神奇呀，他的眉眼長得並不像你，但是，當他遠遠地走來，那走路的姿勢，眉宇間的神態，緊閉嘴唇的表情，會讓我把他想象成少年時的你。還有他酷似你的大腦殼，這是一個男孩子先天的優越之處。有一次你說，娃娃最讓你放心的是他的寵辱不驚，那也正是你的品性。
我心疼兒子沒有得到過你的愛，但我想象不出，對於一個已經長得和父親一樣高的男孩兒，“父愛”究竟是怎樣的。也許你會問兒子：“換一個大點兒的墓，有必要嗎？”兒子反問：“那我還能為你做點什麼呢？”“不用為我，為你媽做點幾什麼吧。”兒子一定會向你說出自己的“計劃”：將來為媽媽買一套房子，在城裡，吃飯、看病、鍛鍊身體都方便的房子。兒子正是這樣對我說的。於是，你滿意了，你放心了，你自己就是個大孝子。
你肯定最後一個走向我。十年了，我走過的路你都看到了嗎？這一切你真的都能懂嗎？如果能夠起死回生，你將怎樣與我分享這十年來的悲喜愁歡呢？
我也曾經不止一次獨自一個人去過山上。夏天，那裡枝葉繁茂，蟲鳴鳥叫，顯得有幾分浮躁。秋天就不一樣了。墓園的秋天落葉紛紛，陽光穿過已經不那麼濃密的枝葉，恬靜地撒滿整個園子。那色調不尖銳，卻也不乏滄桑之感，沒有了夏天的喧鬧，也還沒有冬天的蕭瑟。那正是你喜歡的季節。想念你，有時候是因為無助，有時候是因為寂寞，有時候是因為自我欣賞或者被欣賞。誠實地說，我哭泣，不是你失去了本來可能享有的美好生活，而是我們失去了因為你的存在而可能獲得的完滿。這實際上是一種自私的感情，但是沒有人能夠超越這種自私，也沒有人會譴責這種自私。
有時候，在你的墓前，我的心情會偏離初衷思緒會遊蕩到毫不相干的瑣事上去，而我不能釋懷的，始終是你生前我們的恩恩怨怨。這種時候我會很尷尬，也會很慚愧。這與我自己認同的美好感情多麼不一致啊！這使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事實：沒有什麼能改變我在記憶中留駐和欣賞你的品性，但記憶卻又無法替代我在現實中把握和觸控你的品性。於是我問自己：這是生活無可救藥的墮落，還是人性不可避免的軟弱？
新的生活，帶來新的激情，也帶來新的煩惱常常，生活中一件美麗的東西，一種我從少女時代就命中註定了的偏愛，從身邊悄悄滑過。我是該為它的稍縱即逝而悲悼呢，還是該為它畢竟出現過而欣慰？這情形一次次地重複，使我很不情願地承認：沒有什麼能阻擋我，把對一個你曾經深愛過的人的思念，從具體的感覺變為抽象的理念。於是我又問自己：這是理性的力量，還是情感的虛妄？
02
我一直以為，我吃的苦是他的疾病的結果，我願意承受那結果，我是他的妻子，我必須承受那結果；可我卻從來沒有想過，他所受的苦是我的努力的結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願意承受那結果。
還記得那個張護士長，一個長得很秀氣看起來很幸福的小女人。有一次她神秘地問我：“是不是結婚之前他瞞了你？”我吃驚地問：“瞞了什麼？”“他的病呀。”我不明白為什麼很多人會這樣想，會認為身體不好是愛情的障礙，更是婚姻的障礙。
他病的第一年我幾乎沒上班，有一次偶然回單位，校對科的一個女同事塞給我一百元錢，她哭著告訴我她弟弟的故事：弟弟一年前患了尿毒症住進醫院，三個月後妻子就丟下他，一個人帶著孩子出走外地孃家，弟弟精神上受到嚴重打擊，不久便去世了。她說：“如果我弟妹有你的四分之一，我弟弟就不會死，起碼不會死得這樣快，”她讚賞我，也是在激勵我。我觸景生情，流著淚收下了她的錢。我想，我不會像她的弟妹一樣，丟下丈夫出走。可是，為什麼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又是多少？我只知道我會盡全力，不會偷一點兒懶，我不會放棄哪怕一點點兒希望。我不知道，我的全力一定比別人的四分之一更有價值嗎？
他去世以後，有人曾說，我做了一件本來可以不做的事情。也就是說，在他病情最初惡化的時候，我不應該全力主張使用價格昂貴的靜脈高營養，不應該說服醫院最好的醫生做了兩次最終失敗的手術。我挽留了他的生命，但是卻讓他承受了痛苦！
如今我已經不能問他，如果當初就清楚，長達幾年的治療只是一個緩刑判決，他會做出怎樣的選擇？我也不能假設，如果我沒有跑到協和醫院，帶回一個靜脈高營養的方案，惡性腫瘤的診斷也沒有被推翻，我會不會因為沒有信心就接受了那個判決？
至今我仍清楚地記得那個可怕的六月的夜晚他在急診室的樓道里已經躺了三天兩夜，但是醫院武斷地認定他是晚期癌症，仍然拒絕收他住院。週末的下午，醫院行政大樓的門鎖了，我疲弱的兩隻手抓著鐵門，真是走投無路。而病人發著39度高燒，血壓降到了40mmHg。打了許多電話，傍晚，救護車終於把他送進了當時北京裝置最好的醫院，終於把他安頓在一張潔白的病床上。不記得我曾經有過那麼深的睡眠，凌晨，電話響了十幾分鍾我居然一點兒沒聽見。老範從二十一層樓上跑到一樓，敲開了我家的房門。我騎著腳踏車趕到醫院，看到他因為腸瘻而把肚皮爛穿的慘狀。
我一生都不會忘記那個姓劉的醫生。僅僅十天，因為營養流失並且無法透過靜脈補充，他已經虛弱不堪，我纏著醫生問繼續下去會怎麼樣呢？醫生反問我：你都看到了，還用問我嗎？好像我偷偷放在他家茶几上的錢和牆角的一大包進口菸酒真的被他扔進垃圾箱裡了似的。第二天，我從協和醫院的專家那裡，平生第一次聽到了“靜脈高營養”這個醫學術語，然後躲過主治醫生，請出了副院長，安排了單人病房和靜脈高營養治療。又幾經輾轉，神奇地找到了三十六年前的病理切片，經過三個醫院的會診，推翻了晚期腫瘤的診斷。
我像一個偵探，在病房，在電梯間，在辦公室門口，一次次與副院長“巧遇”，遞上一封封長長的信，說服他操刀手術。但是，我沒想到，手術之前必須先嚐試保守治療，看看那個瘻有沒有可能自動癒合。我也沒想到，他那麼忙，需要等著他從歐洲、從美國出訪歸來，等著一個個國際的、國內的會議散場，等著他從外國的、中國的重要人物的手術的間隙抽出時間。
我們以怎樣的耐心捱過了那漫長的五個月啊！
然而，手術失敗了！我們開始盼望第二次手術。我們都看好那個一談手術眼睛就發亮的陳大夫。為了擺脫姓劉的主治醫生，第一次手術之後我們辦了出院手續，那意味著必須交齊全部費用，還得籌足再次入院的押金。
很多年過去了，有時候想起這些往事我會淚流滿面，但是當時我卻從不為這種事情而哭。我遇到的難題太多了，我習慣了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我沒有時間來咀嚼其中的滋味，甚至沒有時間好好地給自己洗洗臉。有一次為了去參加一個記者招待會，我認真地用肥皂和熱水洗過之後，火辣辣地燒得疼，才知道原來臉已經皴了。但我一點兒都不在乎，我沒時間自哀自憐，甚至沒有時間感覺因強直性脊柱炎引起的疼痛。他去世一年以後我開始恢復，腿已經不是每天疼了，偶爾疼時反倒覺出痛苦。看著別人跑幾步就能趕上進站的汽車，我會在心裡默默地想：他們多幸福呀，他們的腿不疼！回過頭來想，原來我一直像個瘸子一樣地走路，疼曾經是我的常態，疼得寸步難行，疼得無法從沙發挪到床邊才是我的偶爾。
一個為我打抱不平的熟人說：你丈夫太自私了，知道你這麼難，他應該主動提出安樂死。這話讓我震驚！中國人開始知道世界上還有“安樂死”這個絕妙的詞彙是件好事，但以為安樂死就是推卸責任就大錯特錯了。如果沒有錢治病的，生了病沒有人照顧的，家屬或者單位不願意出錢的，都以“安樂死”的名義置於死地的話，這個國家還有什麼存在的理由？這個社會還有什麼善惡冷暖可言？除了死是實在的，病人的安樂又從何而來？
但是，“本來可以不做”的說法還是和我糾纏。
我是在為自己受過的苦而後悔嗎？
一個人為另一個人，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做得多，還是做得少，都是極其自然的，世上沒有一杆稱得出感情斤兩的秤。法律、輿論、海誓山盟，規定不了，也阻止不了，為誰或者不為誰，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做得多還是做得少。那桿秤在心裡，它的砝碼始終只可能在心裡。那麼，我是在為他所受過的苦而惋惜？
我一直以為，我天經地義地有權為他做生的選擇，而無權為他做死的決定。多少人都曾經說過這話：與其這麼苦，真不如死了的好。然而，怎樣的苦才值得與生命做交換來免除它呢？苦的盡頭又在哪裡？我沒辦法設身處地地想。在《永遠的五月》裡我寫過，他發著高燒一聲不吭，毛衣針般粗細的針頭插進前胸他還是一聲不吭……如果能夠預見到結果，他還會情願受這份苦嗎？能不能說，因為想活，才不怕苦？或者能不能反過來說，連死都不怕，還怕受苦？而事實上，生命有生命的尊嚴，死亡有死亡的尊嚴，它們並不能相互取代，而美德也是不分高下的。但是，話說回來，除了尊嚴，人還有別的美德，比如，成全他人。
一次危機，又一次危機，只盼著危機過去從來沒想過，一旦危機沒有了，生命也就結束了。所以，當死亡來臨的時候，我還是難以接受。第二天到醫院去辦手續，順便到病房向醫生護士道謝，臨走，我說去病房看看他的病友。那張鋪著雪白床單的病床一進入視野，我像是突然被擊倒了，歇斯底里地撲向那張空床……以後很多年，每當絕望向我襲來的時候，唯有想到我曾經拼盡全力挽回過，付出代價爭取過，才能使我平息下來。
我無法想象，如果沒有他的受苦，有什麼可以成全我？我用什麼安慰自己？
他病的時候，我們的兒子還不到三歲，那時的事情他現在大多都不記得了。他幾乎沒有得到過父親的愛撫，他總是沒有精神，還總是插著管子，這讓小孩子覺得害怕。但他記得：每次到醫院去爸爸總是把隨身聽的耳機給他戴上，耳機總是太大，從頭上滑落下來……現在他也成了一個酷愛音樂的孩子，並且開始蒐集父親當年喜愛的音樂。他還記得：他為爸爸推著輪椅，到醫院的花園裡去曬太陽，那花園裡有一個池塘，爸爸說：“娃娃，你看，那兒有一條魚，等爸爸病好了，給你撈了放在小瓶裡帶回家……”他也記得，在告別會上，有一個叔叔把他抱起來，抱得那麼緊，他都快喘不過氣兒來了……在死的延遲中，我們的兒子從三歲長到了六歲。他感覺到了父親的注視，雖然記憶有限，但那成為他能夠和我談論他的父親的僅有的話題，也是今後一生，他可能和他的妻子、孩子談論父親的僅有的話題。我相信，這對他絕不是可有可無的。
徐曉和周郿英
03
然而，不放棄，是一回事；堅持，卻是另一回事。
在你生病的這幾年裡，我們的困境始終是錢。我不是特別節儉的人，我知道好東西要用多的錢買，你喜歡吃涮羊肉，我總是買最貴的，有時候價錢能夠相差一倍，我也從來不算計。朋友們來做客，我總是把酒和菜準備得過量還總怕不夠，你比我節儉，但比我更不在乎錢，你會傾其所有送我弟弟去留學，然後再把平日節省下來的借給朋友。但是這些都是小錢，我們需要的是大錢，而且是計算不出數目的大錢。
從單位裡要錢變得越來越困難。雖然是公費醫療，看病花錢是名正言順的，但你一個人花的錢，已經相當於全廠其他人醫藥費的總合，還有很多人拿著幾百上千元的單據等著報銷，那時我們把二十四小時分成三班，一班八小時，我值兩個班，另一班由朋友們輪流值，每天空出來的八個小時，我常從醫院去單位為錢而周旋。去三次五次才能得到一張支票，而支票的面值常常只有一兩千元，而每天醫藥費的開銷是幾百元……
我透過朋友給主管文教衛生的副市長遞信，反反覆覆好幾次批示，上級公司撥了五萬元。這點兒錢仍然是杯水車薪。以後怎麼辦？我不敢想。可還是想：如果工廠、公司、市裡都不再給錢，寫信、登報甚至上訪都沒人再理你了，那時我可怎麼辦？我就又不敢再想。
有一次在鐵生家裡見到一位朋友，他在深圳火火地開著一家公司，說聘請一個秘書年薪五十萬。我心裡馬上盤算著是不是應該也去應聘個什麼職位。可我走了誰管你呢？於是想。一年要真能掙幾十萬，付了醫藥費還夠請個稱職的護工，還夠我每個月往返一次的路費。孩子呢？那時孩子才四五歲，我只好帶上他，有那麼一大筆錢，在深圳租了房子應該還夠付託兒費的。好像我真的已經掙到了那筆錢，那筆錢永遠也花不完似的。
我從沒想過你會因為其他併發症而死，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一個思路：只要有足夠多的錢，就一直能維持你的生命。那什麼時候才算走到了頭呢？
你是幾年如一日看《新民晚報》的北京人，其中一條訊息你沒有在意，卻引起了我的注意：上海一名靠靜脈高營養生存的無腸女，生下一個健康女嬰。訊息中提到，她維持生命使用的是華瑞製藥公司生產的脂肪乳靜脈注射液。這種藥是我們正在使用的，當時全國只有這一家公司生產，價格一直在不斷地上漲。憑著記者的職業敏感，我覺得那訊息裡必有文章。第二天，我給恰好在上海那家醫院工作的表弟打電話，他很快就幫我查到了那個病人的醫生，當天我就買了去上海的火車票。
至今我還記得那醫生姓黃，他耐心地向我介紹了病人的情況，並且告訴我病人的電話和地址。她真是一個幸福的病人，醫藥公司用出廠價的百分之五十向她供應藥品，而且費用都由單位負擔。最讓我羨慕的是，她不必二十四小時被拴在床上，插進頸內靜脈的管子有一個泵，血液不會迴流，可以隨時把輸液管拔出來，白天能夠自由地活動，晚上用從瑞典空運來的大消毒袋，把三千毫升液體一次放進去，她的丈夫不必一整夜不睡覺一瓶一瓶地換。
第二天我就到了這家位於無錫郊區的製藥公司，我沒想到此行會有如此大的收穫，質檢科的經理不但當即送了價值幾千元的藥品，在以後一年多里，一直免費供給我們這種藥品。每天他親自從流水線上把裝量不準的藥，裝在角落裡一個紙箱裡，再找機會運到北京。有一次北京辦事處主任從無錫開車帶了十幾箱藥。車開到北京是傍晚，加上連續幾天大雪，根本找不到一輛出租汽車。我和哥哥終於在飯店門口截到一輛帶後備箱的計程車，趕到他家裡，我們都驚呆了。停在院子裡的車，發動機還開著，因為怕氣溫太低，藥品變質，兩天的行程他合成一天一夜，以後很多次。他們用恆溫的集裝箱車運到北京，再由我找車到北京南城的恆溫果品庫去取，紙箱上橫著豎著寫滿了“非賣品”的字樣。按照公司的規定，這些藥儘管只是裝量不足，也屬於質量不合格品，是應該全部銷燬的，這等於是從外國人眼皮底下偷，再透過裝車卸貨若干個環節送到我手裡，這中間如有差錯，可就是能否保住飯碗的大事。而醫院允許使用自備的藥品，也是破了慣例，開了大恩的。
但是，我們的困境仍然是錢。這種免費的藥只是你使用的常規藥中的一種。遇到高燒不退，一天四支進口抗生素就是好幾百，遇到貧血。二百毫升血漿或血清也是好幾百。何況，我們還在爭取做第三次手術，手術費用幾萬元不說，不把欠款全部付清，醫院根本不會給你做手術。單位裡幾乎要不到一分錢了，求人的滋味我也已經受夠了。我還能堅持多久？
無數次，在黑暗中，我清點可以變賣的家當。最值錢的也許就是那臺健伍牌音響了，那是一個從澳洲回來的老朋友剛剛送的，老鄂知道那是你鍾愛的東西，急忙開了箱安裝好，可你還沒來得及聽就住進了醫院。算來算去，連同我自己唯一的一串金項鍊，整整一個家，一個經營了好幾年的家，居然值不了兩萬元。但是，如果真的到了那個地步，兩萬元也行！自然災害時期不是有人用一條金項鍊換一個饅頭吃嗎？到了要死要活的時候，值與不值都有另外的演算法。
無數次，在黑暗中，像是看一個電影的畫面，我看著我摟著我們的兒子，坐在空蕩蕩的房子裡，我的表情是安詳的，內心充滿寧靜，在那兒，我看見了盡頭。那種絕境讓我激動，甚至讓我陶醉。我向我的丈夫和我的兒子證明，我已經無能為力了。即使因為沒錢你衰弱而死，我也不用內疚不用後悔了。我終於可以說：我已經竭盡全力……
04
中央電視臺曾經為一個資助貧困地區大學生的專題節目來採訪我，記者說，被資助的孩子普遍不願意與資助者見面，有的甚至對資助者懷恨在心，記者問我的意見。我當然不能理解更不可能贊同這種仇恨的情感。不論在什麼情況下，知恩圖報都既是人之常情又是美德，否則不是成了白眼狼嘛！可是，我卻非常理解不願意與資助者見面的心態。就是那次上海－無錫之行，不僅讓我獲得了意外驚喜，還讓我經歷了一段獨特而又難得的心理歷程。
在醫院告別了姓黃的醫生，我去拜訪了那個不幸的幸運女人。她的病也是因為誤診，當時她正懷著七個月的身孕，醫生把腸扭轉診斷為生產前的陣痛，延誤治療時間造成腸壞死，手術後留下了短腸綜合徵。
從那病人家裡出來是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商店一家挨一家，有那麼多人進進出出，但我沒有興趣跨進哪怕任何一家店的門檻，首飾商店裡，玻璃、鏡子、射燈，一派金碧輝煌，打扮入時的女人們，湊在櫃檯前指指點點，興致勃勃。在我眼裡，她們像是另一個世界的人，她們的生活與我完全無關，我覺得自己是人群中的另類。
這種感覺常常困擾我。一場場在高檔酒店裡上演的招待會上，記者們個個風度翩翩，談笑風生，酒席上名片飛來遞去，應酬沒完沒了。我不讀書，不看報，沒有新鮮的話題可以吸引視線；我不修飾，不打扮，沒有良好的自我感覺可以揮灑。我的時間是以分鐘而不是以小時計算的，我不是遲到就是早退，總是不能從容地把一個會從頭到尾開完。我為此沮喪得抬不起頭來，但同時，又為自己如此膚淺的虛榮和自尊而無地自容，只能小心地掩飾著，不敢讓他感覺到。我知道那會灼傷他的尊嚴。
以後脫離了記者這個職業，我沒有絲毫留戀之意，反而覺得是一種解脫。從那時起，這身份就不再屬於我，這氛圍也不再屬於我。我的天地在醫院裡，在病房裡，在瀕臨死亡的丈夫身邊。那是我虛榮心的棲息地，自尊心的避難所。幾年如一日，我像上班一樣去醫院，大夫護士像是我的同事。他躺在病床上等我來清洗傷口，等我送來飯菜，送來書和磁帶，等我領著兒子來給他看，我熟悉他的每一個病友和家屬，我們聊病情，聊醫生護士，聊醫藥費不斷上漲，聊公費醫療制度的形同虛設。文學，職場，事業，離我越來越遠。我只是一個病人家屬，我得做一個好的病人家屬。
那個春日的午後，在上海繁華的南京路上。我懷著深深的傷感，還有一點點兒悲壯，與許許多多看起來很悠閒很幸福的男男女女擦肩而過。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為什麼在那一天清晨急急地趕到那座城市，為什麼在那一天的傍晚又匆匆地離開。
還記得那天我穿了一件黑色的皮上衣。我是有備而來的，穿著它可以走進任何一家酒店而不失體面。是的，我要去一家酒店，看一本配得上我看的書，消磨掉去無錫之前的那幾個小時，給自己積蓄一點兒從容、一點兒鎮定，來應付我不曾經歷過的局面。英國女作家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房子》就放在我的包裡，這是臨行前精心挑選的。我不需要一間房子，只需要一杯咖啡和一個座椅。上火車之前我就想好了，在火車上又反覆地想過：那不是我應該出入的地方，可單槍匹馬闖上海闖無錫也不是該我乾的呀？也不是我附庸風雅，在一個陌生的地方，附庸風雅沒有意義。那只是我給自己此行的一個小小的鼓勵和犒勞。
當我終於走進那家星級酒店，又終於走出來的時候，才知道那是一個多麼愚蠢的“創意”，考究的價目表上，價格最低的咖啡是二十五元，還要加收百分之十五的服務費。服務員小姐笑容可掬地站在旁邊等著我點單，我甚至都沒想到可以撒一個謊，編一個逃跑的理由，我告訴她：價格太貴，我什麼也不要了。然後站起來，離開了那家酒店。事後我想，在那個姑娘不長的職業生涯中，一定是第一次遇到像我這樣沒有見識的客人。
如今，我常常很自然、很輕易地在某一個酒店的咖啡廳與別人約會，談工作或者閒聊。有時候，我會想起當年失魂落魄地從酒店裡出來的情景。出現那尷尬的一幕，並不僅僅因為錢，而是自己內心的底線：我是去尋求資助的，我沒有資格奢侈。當然，我有理由為自己尋找一份好心情，哪怕花錢去買。問題是，事後看穿了這是自欺欺人的把戲，又會自責，最終把好心情抵消掉。丈夫還躺在病床上，為他去尋醫問藥的妻子，沒有理由得到好心情。
去之前我就寫了幾份材料，有對當年誤診的那家醫院的起訴書，有對那個藥品療效的讚美，有我們經濟上面臨的窘況。沒想到，千里迢迢來了，卻被擋在了大門外。我說我是記者，回答說，記者一律不接待。又說我是病人家屬，回答說，總經理在上海開會，董事長呢，正在接待外賓。公司坐落在無錫的城郊，白色的圍牆，白色的柵欄門，一色雪白的建築很是氣派，就是裡裡外外看不見一個人進出，是返回上海去找總經理呢，還是在這裡死等董事長接見？正徘徊著不知該怎麼辦，這時大門開了，一輛轎車正往外開。如果車裡坐的是董事長，他一走，這一趟我可就白來了。還沒顧上想清楚，手臂就下意識地伸出來，攔住了那輛車。車門開啟，車裡坐的都是老外……幾個小時過去，接待室的老頭兒看我執著，又打電話進去。終於董事長的秘書出來了。先請我到餐廳吃工作餐，已經過了吃飯時間，偌大的餐廳，一邊坐著我一個人，另一邊坐著董事長和他的高階職員，他們一邊吃飯一邊傳看我的資料，然後是議論。
那些被資助的孩子，不願意與資助者見面的心情，大約與我在餐廳裡一邊吃飯一邊流淚的時候心情一樣。對方不想對你居高臨下，但事實就是居高，怎麼能不臨下？你說你不是乞求，是要求，是請求，是懇求，但終究還是沒離開“求”字。沒有人侮辱你，但你覺得自己沒有尊嚴。沒有人欺負你，但你覺得無比委屈。更糟的是，甘居人下了，不恥相求了，尊嚴掃地了，你還必須感謝。素不相識的人肯幫你，你沒有理由不謝得真誠。幫你的人要的肯定不是幾句感謝的話，但你一定不能試著不說那幾句感謝的話。不說你就太不通情理了。誰願意幫助一個不通情理的人呢？我們從小接受的，和我們教育孩子的，都是對他人要有同情心。如果你不首先承認你是卑微的，你是貧弱的，你是無助的，又怎麼能夠接受同情呢？
人的心啊，簡直像是一個牢籠。每一種思緒，每一種情感，每一種本能的衝動，每一種社會的理念，都像是一頭怪獸，互相糾纏，互相沖撞，互相折磨。你東逃西撞，左奔右突，但是你看不見出路。你的心是牢籠，心裡的東西是困獸，沒人能夠拯救你。你是你自己的囚徒。你是你自己的結果。
幾百瓶，每瓶一百元，價值是可以計算出來的。可以想象我會多麼珍惜。但是，有一天我居然會把它們掉在地上，摔得粉碎！那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樣往醫院趕，去照顧他的洗漱和早餐。醫院不允許放很多東西，只能把藥一點點兒分批帶去。五瓶脂肪乳放在腳踏車後座的籃子裡，拐過樓角有一個大坑，腳踏車一顛，籃子掉了下來，玻璃瓶摔碎了，藥液流了一地。我下意識地蹲下身，當意識到留在瓶子裡的那部分也不可能再用時，我用雙手捂著臉嗚嗚地哭了起來。
什麼是絕望？看著灑在地上一片白得耀眼的液體，你無法用手捧起來，或用任何辦法重新裝進瓶子裡，再用來輸入親人的血管，那就是絕望，就是我的絕望，失而不能復得的絕望，錯而無法糾正的絕望。我曾經丟過上萬元錢，也著急，但沒有像那樣心疼得痙攣。雖然疏忽是每個人都可能有的，打碎東西是太平常不過的事情，但是我為什麼不用繩子把籃子捆牢呢？
不只是這幾瓶藥，在內心深處，還有許多我深悔而不敢深究的事情。比如，他病情惡化的那天深夜，我怎麼可以不在場呢？他停止呼吸的時候，我怎麼可以不在場呢？有多少個夜晚和清晨，我都是在醫院裡度過的，為什麼偏偏在最重要的時刻，我會不在場呢？醫院填寫的死亡通知書寫著，死亡時間是早七點四十分，每天的這個時候我已經到了醫院，那天的這個時候我還坐在家裡，等候來修理紗窗的工人。陽臺上的紗窗已經壞了兩年，我要在這個夏天快要到來的時候，把它修理好。這是一個多麼充分而又無懈可擊的理由呀！沒有人會在這樣的理由面前責怪你；這又是一個多麼偶然而又微不足道的理由呀！你自己怎麼可以用這樣的理由來原諒自己？
所以，儘管看起來我是個性格爽快的人，在許多事情上，卻莫名其妙地反覆猶豫，所以，我經常對自己對孩子對別人說：人一生會犯大大小小很多錯誤，有些錯誤是允許犯的，另一些錯誤是不允許犯的。如果犯了，無論你怎麼認錯，怎麼悔恨，都是沒有用的。錯誤永遠是錯誤，壞事永遠是壞事，我被這樣一個殘酷的真理教訓過，變得越來越愛自己和自己過不去。
轉年春節，我給那個質檢科經理寄去了一個包裹，裡面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只是想表達一點兒心意。但他很快寄回兩百元錢，我只好無言地收下，我不能給別人的好打折扣。幾個月後，看到報紙報道，南京軍區總醫院首例腸移植手術成功，我帶著病歷資料趕往南京。行前，我選了兩件別緻的小禮物，心想，南京離無錫很近，該繞道去看望那位從外國人眼皮底下偷藥的質檢科經理，我想去真誠地說幾句感激的話。最終我還是沒有去，不是因為覺得甘居人下了，不恥相求了，尊嚴掃地了，而是覺得，語言的分量實在太輕，太輕……我在南京市一個郵電局給他打了長途，像對一個老朋友一樣，告訴他南京之行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然後，把禮品打了個小包裹寄往無錫。做完這一切我輕鬆了許多，不再覺得人心是牢籠，也沒有困獸，而是像一片寧靜的湖水，裝得下友愛與慈悲、同情與理解，也裝得下自愛之心與愛人之心。
徐曉
05
做這一切，是因為愛情或者不是，都是不準確的，事實上這個問題遠沒有那麼簡單。
千百年來，世界發生的變化已經不必待言。但是唯有愛情——不是與愛情相近，也不是與愛情相似——依舊不變。所以，相思依舊是苦的，眼淚依舊是鹹的。所以，遺憾依舊，悔恨依舊。這是上帝為心靈的路途準備的驛站。
我常常在這驛站休憩。每當遺憾和悔恨從心底的深處浮上來，日常生活便像退了潮似的離我遠去。我在那個時刻與你相遇，面對你，傾聽你，也向你傾訴……但我永遠沒有機會告訴你，對於你，我真正在意和計較的到底是什麼。
那是一個大年初一的上午，我把菜做好了高興地提著趕到醫院。你的口味苛刻是出了名的，但你很少提要求，我常常為不能討好你的口味而發愁。有一次你說想吃自己家蒸的包子，我發麵、剁餡、擀皮、上鍋。可是你胃口不好，我用了三個小時蒸出來的包子你只吃了一個。我看著你吃，但是你吃得很少，我等著你的評價，你卻什麼都不說。那年初一，我特意做了兩道你媽媽常做的菜。我忍不住問，你猶豫著：“和我媽做的味道不一樣，沒有她做得好吃。”我默默地收拾，默默地走出病房。在水房我哭了，哭了很久。也許你事後發現我哭過了，你已經後悔不該如此的“誠實”，我多麼希望你只是不好意思對我說一聲“對不起”，我沒有機會告訴你，一個願意為你做任何事情的女人，她真正想得到的回報到底是什麼。
我還想起那件讓我至今耿耿於懷的事情。我的那輛腳踏車已經騎了二十多年，它總是壞，用它拖著拖斗送娃娃去託兒所，讓我覺得怕。每次壞了我都會告訴你，你總是拿了工具去修。最初我的感覺很好，私自感受一種“你種田來我織布”的小女人情調。次數多了我心裡期待的已經不是你一如既往地修它，而是在某一天，當我風塵僕僕地回到家時，見到一輛你為我買的嶄新的腳踏車。我無數次地這樣想象，但我的期待總是落空。直到有一天，那是你住院之前，我正為你的診斷四處奔波，騎著那輛破車，我從北京城西南的三一醫院，跑到北京城東南的腫瘤醫院，再回到北京城東北角去接兒子。就在離娃娃幼兒園不到兩公里的地方，那車終於癱瘓了，前輪脫離車身飛得老遠。我在路邊撿了一截鐵絲把輪子串起來，推著走。現在回想起來，我沒當場把它扔在路邊真是太奇怪了！我不會為幾年不買一條新裙子而冤，也不會為不曾使用過洗面奶而怨。我哭，不是因為我們沒有足夠多的錢買一輛腳踏車，那麼，眼淚為什麼而流呢？我為什麼故意地渲染甚至是嘮叨而不把要求提出來呢？況且咱們家的錢都是我管，我為什麼就不能乾脆自己跑到商店推回一輛呢？這聽起來有點兒可笑。是呀，我自己不說可又為什麼哭得那麼傷心呢？這對你來說也許是個千古冤案，對我來說卻是個公開的謎語。它如此簡單，以至我不好意思說出口。我哭，只是因為女人渴望而沒能得到的領會。那領會才是女人的體面、滿足和驕傲，雖然那只是一輛腳踏車，不是一部汽車，不是一所豪宅，那是物質的世界裡沒有的物，那是形式的邏輯裡沒有的形。然而！荒誕的是，在我的記憶裡，在我的語言裡，它最終仍然還是一輛腳踏車！
也許只有你知道，我講述的這些，都是事實，但並不是事實的全部。全部的真相是，我為你活著而拼盡全力，同時我也祈禱別的，那“別的”我不能告訴你。也不能告訴任何人。
不知你是否還記得，就在我們等待了五個多月的手術的前一天，我突然失蹤了一個上午。我回到醫院時，你剛剛自己用剃鬚刀在小腹部做完備皮。你虛弱得連說話都困難，我卻把你一個人丟下。我去哪兒了？你問我。我說，去辦點兒事。但眼睛不肯看著你。你是如此敏感的人，一定知道我並不想說；你又是如此磊落的人，一定不會對我的不解釋胡思亂想。
我自認為是缺乏靈性的人，寧願面對今生，不願寄希望於來世，更不燒香拜佛乞求實惠。現在我告訴你，那天我去了北京城南道教的寺廟白雲觀。我在每一尊神像前都敬上幾炷香，放下一些錢，然後虔誠地下跪、磕頭。我乞求佛保佑你手術成功。同時，我還乞求：如果手術不成功，保佑你儘快解脫。
我坦白我的罪，罪名是自我褻瀆，它將抹殺我所做過的一切。
我相信你自己也一定這樣願望過。所以，我發誓，你少受點兒罪是我希望你儘早解脫的唯一理由！但是，你相信嗎？其他人相信嗎？我自己相信嗎？事實是，你病著，我有無窮無盡的麻煩。時間，金錢，兒子的成長，我自身的嚮往……那時候，我們並不知道那煎熬會延續三年五年，還是十年八年……
你的問題，和我的問題。本來是兩個問題，但它們變成了一個問題。
好的，與不好的，甚至是壞的，都在一起，它們成為一個整體。
善與惡，本能與理性，簡單與複雜，都是一個整體。
事物的本質是什麼？當一個事物是由另一個事物引起的；當這兩個相互因果的事物會呈現出截然不同結果；當你清楚地知道，成全了一個，另一個也同時得到成全，你怎麼能保證，不把你真的想要的，當成是你順便得到的？邊界如此模糊，本質也變得不那麼純粹和絕對。
其實，我並不像別人想象的那麼堅強，甚至懷疑根本不存在所謂堅強。如果可以選擇，我寧願嫁給一個健康的男人。然而我被一種自己無法把握的力量操控著，我決定不了不嫁給你，也決定不了不後悔嫁給了你。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叫做信念。堅強或者軟弱，不是由性格決定的，是由信念決定的。而信念早已超越了自我，像一架馬車，拖著渺小虛弱的我飛快地奔跑。雖然我已經不堪其顛簸，不堪其辛勞。但我無力讓那馬車停下來。我不能不對你好，我只能祈禱讓你解脫，好讓那架不停奔跑著的馬車停下來。
這次手術的徹底失敗，是證明了神的無用，還是證明了我的不夠虔誠？總之，我慶幸祈禱沒有真的靈驗。我累了，但馬還沒累，它拖著我，一直又跑了三年……世上原本沒有孤零零的“你”，只有當“我”，還有“他（她）”存在的時候，才把你稱做為“你”。也才有所謂“我們”。
我們的留戀是千絲萬縷的，我們的膠著是無所不在的，我們的瓜葛是沒有窮盡的……我的堅強在你的忍耐裡，你的尊嚴在我的執著裡，你的生命在我餘生的記憶裡，我的餘生在你死亡的陰影裡……
你住院期間，一個我們共同的朋友曾經問你如果我有了別人，你能不能接受？你想了想，回答說，能，我不知道她何以談起這個話題，也許是對夫妻倫理的理想主義嚮往，也許是對情愛觀念的形而上探討，甚至僅僅是出於對我個人的善意，否則她不會在事後向我描述這番對話。
我痛恨這個回答。我覺得，與其說這是寬容，不如說這更像是一種褻瀆，對我的，也是對你的。我是說，如果你不是重病纏身，也許我會把這看成是一個男人的大度，這樣想非常矯情。但我不允許自己從相反的角度面對這個問題：如果你已經面臨這個問題，如果你必須回答這個問題，你該怎樣回答，才更能表明作為一個男人的尊嚴和對於我的尊重？如果你說“不能”，我會感到滿足呢，還是會指責你自私？我甚至賭氣地想，要讓你真實地寬容一次、大度一次。
我更加痛恨這個問題。你會敏感地誤認為，這不是一個假設的問題，而是一個已經存在的事實。更糟糕的是，我無法解釋。解釋是庸俗而可笑的，也是我的自尊和你的自尊不允許的。在任何情況下我都沒有義務向任何人承諾忠誠，當然也包括你。忠誠不是兩性關係的前提，只是一種可能的結果，而在我看來，解釋就是承諾。
那個朋友絕對不會想到，我會如此在意她的問題和她向我轉述的你的回答，她至今不會想到，無意間的傷害，像刺進肉體的一根芒刺，不偏不倚地嵌在心裡，持續地隱隱作痛。
說一個女人為愛情而活，很可能是真實的；說一個女人僅僅為某一個男人而活，一定是虛假的。一些人一生可能不止戀愛一次，但是為愛情而活的女人，每次戀愛都是對同一種理想與精神的追隨；另一些人一生可能只戀愛一次，但是標榜只為某一個男人而活的女人，很可能已經泯滅了理想放棄了精神。
愛一個人能有多久？這應該是向上帝提出的，而不是向心靈提出的。就像接受命運一樣，好像我是被特地選出來接受這個命題的。這麼多年過去了，它一直糾纏著我。愛一個人能有多久？它也許不適合做一篇文章的題目，卻實實在在是關於你和我，關於你們和我們的永遠的提問。
（本文摘選自徐曉著《半生為人》，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