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故事裡,我聽到了一點惋惜,但更多的是一種重新開始新生活的勇氣。他說:“我覺得人應該在合適的時間去做合適的事情。比如年輕的時候要出外打拼闖蕩,年紀大了之後就要找到一個可以棲息的地方。”
我覺得他說得很對。
疫情期間單位安排志願服務,我和一個剛考上合同工的大哥分到了一組。這個大哥已經三十多了,在同期考上合同工的人當中算得上是“高齡”,不過因為長得年輕,倒也不顯得很突兀。
我們這個志願服務點相對來說清閒一些,下午的時候就不忙了,帳篷前面許久都沒有人。我們倆裹著軍大衣、抱著熱水杯,在帳篷底下抖抖索索走來走去,藉著這一點微不足道的熱量和冬天的嚴寒互相鬥爭。天氣實在是太冷,連掏出手機的心情都沒有,我倆就一邊走來走去,一邊閒聊天解悶。
他是從北京回來的,我問他:“大哥怎麼這麼有魄力?”畢竟在我的印象裡,三十多歲的人一般都是抹不開面子和剛出校門的學生一起考試競爭的,更不要說放棄自己在北京打拼的事業了,回來圖什麼呢?
大哥笑笑說:“這不也是生活所迫嘛。”然後就打開了話匣子。
他大概是十年前畢業的,畢業之後揹著行囊、裝著三千塊錢就要去北京闖蕩了。坐了一輛大巴車,一路走走停停到了望京,這時候車上的乘客都走了,只剩下他一個人還呆呆地坐著,司機覺得不划算,說什麼都不走了。他只好抱著行李下了車,站在望京的街頭髮愣,“這就是北京了麼?”
十年前的望京還不是很繁華,什麼都沒有,就連旅店都很難找。那個時候又沒有高德地圖、百度地圖這樣的先進裝置,他手上連一張紙地圖都沒有,就只好沿著路漫無目的地瞎找。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酒店,一個晚上就要三百多塊。那又能怎麼辦呢?總不能露宿街頭啊。只好咬牙交了錢,好歹有一個睡覺的地方。
但是晚上也沒有好好睡,而是花了將近一晚上的時間找房子。他看中了一間地下室,沒有別的原因,單單是因為它便宜。和房東說好了第二天上午去看房,他早早就出發,因為要趕在中午一點之前回來退房,不然就要算第二天了。說到這裡,他補充了一句:“其實看房也就是走個形式,因為不管這個地下室有多破我都得住,畢竟酒店太貴,我身上的錢加在一起都不夠住兩個星期。”
地下室便宜是有原因的。又潮又黑,而且整個地下室被房東精心劃分成好多個小隔間,每一個隔間裡窩著一個租客。當然也沒有自來水,在外面有一個外接水管,洗漱就全都用那個水管的水。每次從地下室出來的時候,都像是動物世界裡面爬出洞穴的土撥鼠,眯著眼睛四處看,要花很長時間才能適應外面金燦燦的陽光,頗有一種重見天日的感覺。他忍了好一陣子,等到手頭寬裕一些之後就搬走了,實在是受不了。
新的房子雖然也很擁擠,但是好歹是在地面上。說起來這個房東也頗有本事,一間普通的住宅,硬是能塞進四十個人!不過想一想也是可以理解,加一塊板子或者拉一層隔簾就又能分出一戶來,又能多收一份房租,有了這樣天大的誘惑,當然可以激發房東最大的創造力。
大哥對於新居還是很滿意的,因為他的小隔間有一個小小的窗戶,可以偷偷開啟,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氣。不過可能是因為共用的廚房沒人打掃的緣故,這個屋子竟然有蟑螂,這是大哥最介意的一點。
他換過很多次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個堪稱血汗工廠的小作坊公司,工資只能勉強夠溫飽,還隔三差五就拖欠,你還不能走,走了就一分錢都沒有。大哥笑笑說:“其實除了那種校招的優秀人才,好多普通學生去了都是從這種壓榨勞動力的工作幹起來的,慢慢積累經驗和機會才能去相對好一些的工作。這是我們這種普通打工人的日常。”第一份工作乾的時間不算太長,結清工資之後,大哥抓住一個機會就跳槽了,他的工作自有新來的闖蕩北京的愣頭青來做。
後來大哥換過很多工作,各個行業都試過。
他做過房產中介,每天領著客戶看二手房、介紹房子的優良特性,描述專業而生動,彷彿自己也體驗過一樣,但實際上他住的是狹窄凌亂的小隔間。
他做過銷售,每天西服板正、髮型整齊,跟著領導接待客戶的時候經常出入酒店、茶社。晚上回到家之後就趕快脫下這身花了一個月工資買的西服,戰戰兢兢掛在空蕩蕩的衣櫃裡。
他還做過一個送外賣的兼職,那個時候還沒有外賣軟體,都是一家飯店在寫字樓裡四處塞小廣告,白領們打電話訂餐的那種。大哥那時候正處在沒有工作的空窗期,成了第一代外賣小哥,每天中午揹著一大箱子飯爬樓送外賣,從十一點多忙到一點多,等到終於沒人訂餐的時候,他們這幾個爬上爬下一中午的外賣小哥圍坐在一起風捲殘雲地把剩下來的飯菜一掃而空。幾個小夥子相互鼓勵著要多吃點,晚上就能省一頓了。
“我是在北漂五年之後才逐漸有了生活,之前一直都在掙扎著生存。”
這個時候的大哥已經跳槽了許多次,積累了很豐富的經驗和人脈,經人介紹去了一個相當不錯的企業,手底下也有幾個人馬。
他那個時候的薪水已經很可觀了,也早就搬出了擁擠的群租房,可以自己租一間小房子,和女友一起有一個小窩。有人說,如果不考慮北京戶口或者在北京買房,在北京的生活很容易就能優渥瀟灑。對於那個時候的大哥來說,情況也正是如此。
大概兩三年之後,大哥和女友結婚了,在老家買的婚房。又過了不到一年,媳婦懷孕了,辭職回了老家。
大哥陪產的假只有三天,大概就是產前一天陪著忙前忙後辦手續、生產一天在產房外面等著給媳婦跑腿、產後一天照顧一下媳婦順便看看孩子,然後就連夜開車回了北京,第二天還得正常上班。
之後的每個星期,大哥都是週一到週五在公司上班,週五下班之後就連夜開車回老家看媳婦孩子,週一清早開車回北京,直接進公司打卡上班。
小孩子慢慢長大,也開始認人了。大哥每週回家都要重新和小孩子認識一下,好不容易兩個人玩熟了,又到了週一上班的時候,等到週五回家,孩子又不認識爸爸了。這麼迴圈往復地拉鋸,大哥心裡也不好受,再加上每週一早上開車回公司的疲憊,大哥萌生了回家的念頭。
其實他心裡明白自己不可能一直待在北京,但是並沒有定下一個具體的時間點。在他還猶豫的時候,疫情的爆發替他做了選擇。
疫情爆發之後,企業效益迅速下降,大哥和企業達成了默契,拿了補償金離開了。同行業伸出橄欖枝的也有不少,但是整個行業都受到了衝擊,誰都幹不下去。大哥因此下定決心回家,考試進了政府合同工,也算是半個端公家飯碗的人了。
我把他的故事講出來,其實並不是要講什麼大道理,也不想做什麼對比,只是看到了一種這樣的生活方式。在有些人看來,他的故事就是逐夢失敗黯然返鄉,或者是折騰到頭碌碌無為。但我覺得還是不錯的,至少他自己很滿足,他用了十年的時間在最繁華的大城市裡摸爬滾打,見了一些大場面;現在又能回來找一個穩定一點的工作陪陪孩子、有一些自己的時間。雖然在普羅大眾的眼裡算不上成功人士,但能夠擁有現階段想要的東西,也是非常難得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