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早已證明群體不善推理，它對觀念不是全盤接受，就是一概否定，他們拒絕一切探討，對群體產生影響的暗示會徹底征服他們的理解力，從而使之馬上投入行動。我們還指明，群體假如受到合適的影響，會時刻準備為理想而奮不顧身。另外，群體只有強烈而極端的情感。對他們來說，同情心能夠很快變為崇拜，而一旦心生反感便會馬上化成仇恨。這類普遍特徵為我們理解群體信仰的性質提供了啟示。
當我們進一步觀察這類信仰時，就會發現，不管是在有些狂熱宗教信仰的年代，還是在發生重大政治變動的年代，這類信仰總是會顯現出一種獨特的提現形態。我將這類信仰稱作宗教情感，沒有比這更完美的稱呼了。
這類情感非常簡單，好像是對某位想象中的領袖的崇拜之請，或者是對萬物力量的敬仰之心，盲目聽從這類情感的指揮，無力探討其信條是否合理，只願將這類信條傳播四海，並將一切不接受的人視為敵人。不管這類情感涉及的是無形的上帝、一座木頭或者石頭雕像，還是某個英雄或者政治觀念，只要它顯現出以上特徵，那麼這類情感一般具備了宗教的本質。在相同程度上，它還具備了某類超自然、神奇的力量，因此群體一般會下意識地把這類神秘力量等同於一時激起他們熱情的政治信條或者獲勝領袖。
當一個人僅僅崇拜某個神的時候，還不能說他篤信宗教。真正具備虔誠信仰的人，會自願為了某項事業或者某個人，奉獻出自己的一切精神財富與滿腔的熱情，甘心聽從它的召喚並將之視為個人思想和行動的目標和指南。
偏執與狂熱總是與宗教情感如影隨形。當人們自覺掌握了現世或者永世幸福的秘訣時，難免會表現出某類偏執和狂熱。當聚集在一起的人收到某類信仰的激勵時，他們也會表現出這兩個特性。恐怖統治時期，雅各賓黨人的內心虔誠得猶如宗教法庭時期的天主教徒，他們殘暴的熱情也正源自於此。
群體信仰具備宗教情感固有的特性:盲目信從、極端偏執和對狂熱宣傳的需要，因此我們可以說，群體的一切信仰都具備宗教形態。受到某個群體擁護的英雄是這個群體真正的神，拿破崙就做了十五年這樣的神，並且贏得了比所有神都要多得多的狂熱崇拜的信徒，能更容易地取人性命。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神也從來沒有對其掌控的頭腦實行過如此徹底的統治。
一切宗教或者政治信條的創立者，之所以可以確立自己的地位，完全是因為他們成功地激起了群體狂熱而盲目的情感，並使人們在崇拜和信服中發現了自己的幸福，從而甘心為他們心中的“神”放棄生命。所有年代都會發生這類事情。
庫朗熱在講述羅馬高盧人的傑作中明確指出，保持羅馬帝國統治的根本不是武力，而是由統治者激發出的一種虔誠的敬仰之請。他寫道:“某類受到群體厭惡的統治形式能夠維持五個世紀之久，在世界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羅馬帝國的三十個軍團能夠使一億人民臣服，這的確不可思議。”羅馬人民臣服的原因在於，他們眼中的帝王是偉大羅馬的化身，就好比神一樣，得到了全體人民的一致崇拜。在他統治的範圍內，即便最小的城鎮也設有膜拜皇帝的祭壇。“那個時候，整個帝國內誕生了一種新興的宗教，它的神就是帝王。在基督教之前的很多年裡，為了紀念奧古斯都皇帝，六十座城市所代表的整個高盧地區建起了與里昂城周圍廟宇相似的神殿……祭司都是當地的要人，由每個高盧城市統一選出……我們不可認定這一切僅僅是出自恐懼與奴性。崇拜帝王的不是朝臣，而是羅馬；除了羅馬，還有高盧地區、西班牙、希臘和亞洲。”
如今，掌控群體思想的大部分偉人已經不再擁有自己的祭壇，但他們還有雕像或者是畫像，被其追隨者所珍藏，以他們為物件的狂熱崇拜行為與他們的前輩相比毫不遜色。只有真正探明群體心理後，我們才能揭開歷史的真相。群體不管需要什麼，他們首先需要的是神。
千萬不要以為盲目崇拜早已被理性打破，不復存在。在與理性無止境的較勁中，情感從來沒有被打敗過。如今群體不再聽到曾經長期禁錮他們思想的神靈、宗教之類的表述，但是在過去一百年間，群體從未擁有過如此多的崇拜物件，古代神靈也無緣擁有如此多的雕像與祭壇。近年來研究過大眾運動的人都知道，在法國以布朗熱將軍為首的號召下，群體的宗教本能是多麼容易被喚醒。即便是在鄉村小旅館裡都可以發現這位英雄的肖像。他被賦予了匡扶正義、剷除邪惡的全權，成千上萬的人甘願為他獻出生命。假如他的性格與他傳奇般的名聲所吻合，他將會變成為歷史上的偉大人物。
可以看出，斷言群體需要宗教顯得非常多餘，因為一切政治、神學和社會教條，務必偽裝在沒有爭論的宗教外衣下，才能紮根於群體之中。假如某個無神論的信仰能夠使群體接受，這個信仰一定也會體現出宗教情感中一切狹隘的熱情，並很快演變為一種狂熱崇拜。實證主義學派的發展史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尋常的例證。深刻的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被稱作虛無主義者的代表，可是有一天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非常快地發生在了實證主義者身上。某天在受到理性之光的啟發後，他毀壞了小教堂祭壇上一切神靈和聖徒的畫像，吹滅蠟燭，並用比希納和莫勒斯霍特等無神論哲學家的著作替代了那些被破壞的物品，然後他再次虔誠地點燃蠟燭。他的宗教信仰物件變了，但是我們能說他的宗教情感也變了嗎？
我再重申一遍，只有深刻明白群體信仰長期採取的宗教形式後，我們才可能理解某些重大歷史事件。關於某些社會現象，我們更應該從心理學的角度，而不是從自然主義的角度進行研究。史學家丹納僅僅從自然主義角度研究法國大革命，因此他常常看不到事件的真正起因。他對事件的講述很詳盡，但是從研究群體心理學的要求看，由於缺少對群體心理的研究，他的敘述通常缺少事件的起因。事件中血腥、混亂和殘暴的一面讓他感到驚駭，可是在那次重大的戲劇性事件中，他沒有看見那群英雄更是一群癲狂的野蠻人，他們肆意縱橫、為所欲為。我們應該認識到法國大革命僅僅是一種新的宗教信仰在群體中的樹立。這樣一來，在理解法國革命的暴力、屠殺、宣傳需要和向一切事物發出戰爭宣言等現象時，我們才能做出合理的解釋。宗教改革、聖巴託羅繆大屠殺、法國的宗教戰爭、宗教法庭、恐怖時期，多屬於同類現象，都是受到宗教情感激勵的群體所為。這類宗教情感必然會使群體採取殘暴的方法去消滅所有反對樹立新信仰的人。宗教法庭採取的辦法是一切懷有真誠而堅定信仰的人所採用的辦法。假如他們用了其他辦法，就不值得有如此的評價了。
前面提及的大事件之所以會發生，依靠於群體精神，假如群體不想讓它們發生，即便是最專制的暴君也不可能做到。當史學家斷定聖巴託羅繆大屠殺是由國王引發的時候，他們與統治者一樣對群體心理一無所知。只有群體精神才會使號令發生作用。擁有絕對權利的最專制的君主，只會加速或者減緩其發生作用的時間。正像聖巴託羅繆大屠殺或者宗教戰爭並非完全由國王引發的一樣，恐怖統治也不完全是由羅伯斯庇爾、丹東或者聖鞠斯特一手造成的。通常在這類事件後面，我們發展總是群體的精神在運作，而非統治者的權利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