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抱鄉愁是一種自我覺解過程

談論春節，自然就無法迴避故鄉；說起故鄉，上墳祭祖更是無法被繞過。從八年前起，也就是我進城打拼開始，就再也沒有在春節前“上過墳祭過祖”。我時常跟父親談論到相關的事情時，總為夏多布里昂筆下的“望不見故鄉，望不見童年”而感到無可奈何。

我的少年時代是在鄉村度過的，親身經歷過不少祖輩的離世，但卻因年少所限的生命感受力，對所謂生死意義並不明晰，以至於多年後想起故鄉的人和事，總不免有些傷感。前些年，每到春節的時候，“故鄉淪陷”就會被媒體拿出來示眾，就好像故鄉真的那麼“不堪一擊”。

可事實上，我們都知道“故鄉並沒有淪陷”，只是我們每個人精神圖景裡的故鄉不再完整。要知道，能讓進城者還能回望故鄉的力量已經越來越少，而春節似乎已經成為僅剩不多的願力之一。但是，即便如此，回鄉過年也更像是一種擺拍式團聚，它看似牽引著千里之外，卻也終將被千里之外拋棄。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故鄉淪陷”是兩個層面的概念：其一，“回不去”，也就是故鄉已經成為他（她）鄉，進城者最終只能成為客人，以團聚的藉口短暫停留；其二：“不想回”，也就是回鄉的牽引力越來越弱，除卻樸素的親緣關係無法割捨，“城市認知”和“鄉村認知”確實已經格格不入。

在一定程度上，雖然很多人以社會學家的姿態試著去彌合“故鄉淪陷”的殘局，但是到頭來卻是霧水一頭，只能感受到時代的變遷，卻無法切實地融入其中，體會“人在故鄉”的美美與共。不得不承認，存在主義有時候也是面目可憎的，它讓人變得直接，卻也讓人變得不再堅守。

我記得在年少輕狂的時候，談論到上墳祭祖儀式中的“燒紙和磕頭”時，總是堅決的認為那是一種愚昧的方式，雖然在既定的踐行過程中無法免俗，但內心卻一直是牴觸的，直到最近幾年這種情緒才有所鬆動。之所以會這樣，並不是認為那些儀式真能將生者的訊息帶給死者，而是認為生命延續的願力中是該有儀式感去配套的。

當然，對於春節前上墳祭祖來講，具體的認知層面可能各地略有不同，但是基本的意願應該都是差不多的。因為國人在重大節日前祭祖已經屬於大傳統，農耕前要祭祖，結婚前也要祭祖，團圓過年更要祭祖，這種看似結構性的存在，其實是敬畏生命的絕對寫實。

只可惜，事到如今，這種樸素的儀式感已經不再自然而然，而是變成某種結構性的行為在被人們所踐行著。我記得年少時隨父親上墳祭祖時，從來沒有體會到急迫的感覺，或是逼不得已的氛圍。可現在看來，如果想要達成春節前上墳祭祖的意願，確實是不那麼容易，如果真要去踐行，就變成形成主義的硬挺模式，著實有些難為情。

另外，“祭祖上墳不過三代之內的事兒”，這可能確實會成為絕大多數家庭的宿命。因為從社會關係的構建來看，人們只會關心夠得著的關係，但凡關係構建過程中存在嫁接和跨代，就容易走向鬆動和拋棄，這從人類的演進過程來看，基本上是可預見的結果。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珍惜今生今世”就變得更為明確，並且也能為現實生活提供一種激情。當然，絕大多數時候，人的情感釋放總是有延時的。我記得爺爺奶奶去世的時候，我雖然表現得很悲傷，但好像也只是為彌合當時的氛圍，而對於真正的傷心和動情，從最近幾年的夢迴故鄉里，才逐漸蒸騰出來。

所以，每當意識到自己好多年沒有上墳祭祖，總不免有些侷促不安。有時候在想，人類的“生不由己”可能也只是幻象，我們的祖宗是誰，我們不能去選擇，只能硬深深去承受，直到有一天他（她）們都成為家庭的圖騰，被訴說，被追憶。

與此同時，國人強調落葉歸根，其實並非是指“骨灰”一定要葬在故鄉，而是對於“自我尋找”的意象化。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普羅大眾在尋找人生的精神歸所時，多半還是依靠結構性框架在摸索，而只有少部分熱衷精神思辨的精英們才會脫離現實，進行“形而上學”的純粹探索。

然而，矛盾就矛盾在，我們一邊在強調意義的重要性，卻又一邊在無情地消解意義的存在性。這就像“回鄉過年”能被合理化一樣，“異鄉過年”也一樣能找到自洽的由頭，但這個過程中，人性本身自帶的堅守就容易被擊穿，以至於“故鄉淪陷”變得更加確切。

因果往往是驚人的相似，當初作為少年仰望城市而奔赴的決心，終將會成為反噬內心圖景最為刻薄的力量。以至於很多時候，我總在以：“就少年而言，我的故鄉就是我的世界；就精神而言，世界就是我的故鄉”來消解自我之於故鄉的情感糾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