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良知受限於性格或文化結構。良知的解釋是“天賦的道德觀”，比如孟子說的“四端”和康德說的“善的意志”都屬於良知。所以個體的倫理觀，不僅受到與大我相關的人族社會影響，也會對照內在小我的良知。本書認為所謂的“天賦”，其實是“人的生物天性加上後天認知激發出的潛在生命理解力”，並非如“吃喝拉撒”這些“只依賴生物性就有的能力”。所以“個體的良知”就會存在兩種差異，其一是天性上的差異，也就是“不同性格者在四端的良知潛力上有差異”，比如個體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有明顯差異，所以個體的良知受限於性格。此外，由於人性也有除四端外的其他自私部分，也會因為生存意志激發出“非善惡知和惡知”，只是良知更有利於協調自身和社會。其次，後天認知環境對良知激發有差異，比如東西方人對良知的理解有相通部分，也有差異部分，因為人類智慧還未“致良知”，所以有些良知如同常識，而還有一些良知受限於文化結構。
《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提出四端，為周孔儒家找到了心性層面的支點。所謂，惻隱之心，仁的發端，羞惡之心，義的發端，辭讓之心，禮的發端，是非之心，智的發端。請注意孟子用的是“心”而不是“性”，“心”在儒家中是有意識能力的，是“本性”透過有意識能力的“心”，從“天”中獲得的，所謂“良知”。“良知”其實就是以“誠意、正心”的態度“格物、致知”到的，所以王陽明後來會說“知善知惡是良知”，要“致良知”。所以，不能簡單的認為良知是人的自然屬性，只能說人性有獲得良知的潛力，否則就會犯彌爾所謂的“自然主義的謬誤”，也就是將“客體的自然屬性替代成善惡”。
這種“自然主義的謬誤”出現於對孟子“性善論”的誤解上，把孟子說的“性善”當作“性本善”，問題是人的自然屬性、性格談何善惡，孟子是說“性向善”。“性善論”的說法是荀子給孟子強化的標籤，荀子為了獨樹一幟、標榜自己的“性惡論”，才將之前也在齊國稷下學宮影響力巨大的孟子理論拿出來做靶子。孟子是說“性善”，但孟子側重於“激發人去向善”，荀子則是想借批判“性善”來推動基於“人性惡”的法家實用方法，於是和儒家漸行漸遠，培養了兩個法家弟子和一套在亂世中短期有效的治國方法，而孔孟的儒家則更長效的融入了中華民族的基因。換言之，到底是荀子太實用，存心捨棄了儒家以向善作為基礎的仁義禮本質精神，去強調人性惡的那部分，還是孟子傻到意識不到人性有惡端？其實誰都不傻，孟子就是想強調“人性向善”的這一面，這是顯而易見的。而《三字經》的“人之初，性本善”也不是孟子原話，而是南宋學者基於科舉考綱《四書集註》的解讀再編成的，事實上宋明之後大家對儒家的理解其實都是朱熹根據當時社會管理需要重新解讀的。要真正把握孟子對善惡的準確觀點，還是要回到《孟子》原話中去研究。
《孟子.告子上》告子認為，“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告子和彌爾一樣，強調人的天性無所謂善惡，而是由於後天環境和認知因素造成了善惡。其實告子的思路非常清晰，但他側重的是呈現客觀，而孟子和儒家精神則側重的是教化，所以孟子強調“性善”其實另有一層“向善”推動力。面對如此高手，孟子只能強辯，才留下了一些可以被誤解的說辭。
孟子回答，“水信無分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孟子拿“水都能向下”做比喻，強調人本來就擁有善的“勢能、天賦”，捨棄了就會產生惡，反身而誠的“求”就能獲得善，就能“盡其才”。孟子的比喻和表達雖不算太嚴謹，但明顯認為善是“潛在的天賦”，是要透過修煉去激發的，這才是孟子所謂的“性善”。如果“性善”就是為了表達“本善”的意思，那就少了儒家最感興趣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這層推動力了。孟子之所以強調“性善”，就是為了給周孔禮教找到來自人性內在的基點，使儒家理論的根更堅實有力、牢不可破，這也是孟子作為儒家亞聖的價值所在。2000多年中華文明的發展壯大，恰恰就是無數仁人志士基於這種“向善良知”塑造而成的，換言之，如果沒有這套理論，這些仁人志士在另一套荀子或西方理論下，激發出的就一定不是儒家的這種“向善良知”。而性格大資料顯示，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和西方民族有巨大差異，情感豐富度、親緣聯絡度遠高於西方，恰恰更容易被激發出這種仁者愛人的向善良知，所以說良知和性格和文化結構有關係。先秦時代諸子百家、三教九流，各種觀點何其的多，儒家也靠邊過，歷史最終選了“向善的儒家”，這本就是民族性良知自然選擇的結果。
當然在今天這個東西方觀念強烈碰撞、經濟文明高速發展的社會中，人們更關注於利益，而缺失了這種傳統觀念，“舍則失之”，弄得有向善之心的人都不敢去扶路人了，各種毫無良知的行為比比皆是，令人唏噓不已。所以光靠“內在的良知為自己立法”這種自律口號是沒用的，還需要整個社會形成一致的約束性觀念。西方人從小就受到基督教道德觀影響，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評判自己的上帝來約束自己的行為，進而形成較為統一的社會倫理標準，自律、他律、以及上帝視角共同起作用。相反，一旦觀念缺失或觀念太多元化社會就很難保持協調，良知就很難發揮作用，所以孔子才要在各國間奔走，希望恢復周公之禮，這個時代同樣也需要古為今用，用儒家心性觀修復國人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