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過得真快，今年入冬的雪還沒下幾場，已然臘月了。一般來說，過了臘八就是年。可我卻一點兒也感覺不到年味。自打我畢業到鞍鋼工作也近30年了，每年的春節大部分都還是在東北過的。且不說，過去春運緊張一票難求。單是老家那邊冬天沒有暖氣，那份溼冷也讓妻兒苦不堪言。慢慢的，把回老家江南過年當成了一種情結。甚至當有人問我咋沒回家過年的時候，我則笑著說，我老家在馬鞍山，我現在工作生活在鞍山，兩地之間就差一個“馬”字，恰為“一馬馳南北，兩頭是家鄉”，在哪邊過年都一樣。然而，昨天窗外那場紛紛揚揚的大雪，又把我的思緒拉回到小時候在老家過年的情景中……

記得那時候，農村各家都很困難，過年吃的東西基本上都是自己家做的。剛一進臘月，父母就開始忙碌起來。父親開始做米酒。母親就用木製的大籠屜將糯米蒸煮，父親就把酒麯引丸搗碎均勻後與糯米飯攪拌在一起，加好清水，用一個大甕裝好密封發酵，約經20多天壇內會發出濃厚的酒香。倒在杯裡略顯米黃渾濁，但喝在口裡卻醇甘香糯。臘月裡做的米酒，若是省著點喝的話，等過完春節都能留到來年三、四月份。米酒喝完之後，壇底剩下的就是甜酒釀。陸游曾有詩云：“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大概與老家的這種米酒沒啥區別。

小時候母親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便是，新老大、舊老二、縫縫補補給老三。我平時也沒少撿哥哥的舊衣服。但過年時，母親會找裁縫給我們每人裁剪一套過年的新衣。鞋子則是母親自己給我們做的千層底布鞋。每到農曆11月份，母親就把家裡的各種舊布和碎布，刷成漿糊，粘在門板上天天拿出去曬，直到徹底曬乾後按照家裡每個人的腳的大小，剪成各自的尺碼開始一針一線的納鞋底、縫鞋幫。然後母親就在油燈下加班加點，保證大年初一早上我們每個人都能穿上新衣、新鞋出門。

最讓我回味無窮的，是小時候過年時父親做的米糖。一過臘月二十三，各家都開始做米糖和年糕等。村裡的大姑父領著兩個表哥，搖著“一聲響”給大家爆米花。然後我把爆好的米花拿回家，母親就開始熬製糖絲。當時條件稍好的人家直接用糯米來熬糖絲，那種糖稀做出來的芝麻米糖又香又甜。條件不好的人家多半是用紅薯來熬製糖絲，那做出的米糖則甜中帶酸，而且顏色看上去帶點磚紅，遠沒有糯米糖絲做出來的好吃。我們到各家拜年時，小孩們都鬼得很，專挑糯米糖絲做的米糖吃。那時候做米糖不是人人都能會的。父親因為手巧，不僅會做這些年貨，而且還寫得一手好字可以為鄉親們寫春聯，自然就受到各家的邀請。我呢，每次都跟著去，令我開心的是，回來時口袋裡則裝滿鄉親們給的米糖。現在儘管我吃過各種糕糖食品，可再也吃不出小時候父親做的那種味道了。

兒時的年，過得有條不紊，年味十足。整個臘月在老家就連空氣裡都瀰漫著熬糖絲的甜，炸年貨的香。最熱鬧的莫過於年三十晚上家家戶戶一起燃放鞭炮的情景。那時候也沒有電視來看春晚。從傍晚時分開始，村子裡的鞭炮聲就噼裡啪啦地放起來，而孩子們顧不上吃年夜飯，尋著鞭炮聲東一家西一家地跑去撿拾沒炸完的鞭炮來玩。過了年三十，從正月初一開始，人們便開始忙著拜年。那時候老家拜年有個鄉俗，那就是年初一要給本村的長輩們拜年，初二去外婆和舅舅家，初三之後才輪到姑媽或姨媽家。而那時的我卻盼著能早一天去花津二姑家拜年，因為去那裡可以看到木家灣的耍龍燈。可以說，一直到正月十五，年味還會在鄉村大戲裡持續，等到二月二，才算過完了年。用當時農村人的話來說：正月裡過年，二月裡耍閒，三月裡做田。

作家伊坂幸太郎曾說：“煙火帶來的那種原始的暢快感，洗滌了所有人的疲憊與各種無意義的執著，讓每個人都回到了最天真無邪的孩提時代”。味覺連通著記憶。我懷念小時候家鄉的年味，因為裡面不僅有我的童趣和父母忙碌的身影，更有那個年代的農家人不管物質條件如何艱苦，依然能笑對生活的那份信心。

而今，改革開放四十年城鄉人民的生活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人們吃的穿的，每天的日子都像是在過年。連農村過年需要什麼年貨都直接上超市或商場去買，再也不像過去那樣自己做米酒米糖了，對過年的那份期盼自然就沒有過去那麼熱切了，年味也就逐漸淡了下來。然而，“回家過年”仍是縈繞在每個遊子心中最深切的呼喊。今年這個春節，為了疫情防控，我還得留在鞍山，還是不能回家過年，只好把所有的情愫都化作一股鄉愁在心田久久迴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