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立春的時候，我總會想起一個叫立春的人，立春應該姓王，他是我二伯祖母孃家的侄子，我應該稱他一聲表叔。

那是一個週末，樹枝剛發出嫩綠的新芽，布穀鳥歡快的叫著，我和母親正在吃早飯，初春的季節大人們都忙著耕種，早飯都吃得比較晚。立春來的時候我很是嚇了一跳，他看上去又高又瘦，穿著單薄而又陳舊的外衣，雙眼眼眶凹陷，在瘦削的臉上仍顯得十分突兀，脖子卻很大，和他的整個身體十分違和，他叼著一支菸，劇烈的咳嗽著，雖站得筆直卻形容枯槁，像極了六十多歲的老叟。他的外表震懾住了我，畢竟我沒見過向他這樣的人。母親說他得了“大脖子病”，他和父親說了一些什麼就走了，我後來再也沒見過他，在那之後不久就聽說他死了。

在我成年以後，母親每每提及他都唏噓不已，而我也在母親的追憶中瞭解了立春不幸而又悲苦的一生。

立春很小的時候父母都因病故去了，靠著村裡的鄉親們東一頓西一頓的吃著長大，沒念過什麼書，十四歲的時候就跟著大姑姑（我二伯祖母）家的表哥去重慶打工了，直到他二十幾歲因病去世。那些年打工掙的錢都借給了他大姑姑家的表哥表姐，我的父親也向他借了三百塊錢。而我最後見他那一次他是來向父親要那三百塊錢去治病買藥的，母親生我的時候趕上計劃生育，父親因此向他借的錢。父親當時沒有那麼多錢，第二天趕集的時候去銀行貸了款還給了立春。本以為立春拿著錢能治好他的“大脖子病”，那時候做這個手術只要八百多塊錢，然而他的表哥表姐們並沒有還給他一分錢，他靠著父親還給他的錢多活了幾個月。

他死的時候時值炎夏，沒人去給他處理後事。二伯祖母讓母親和村裡的一個婆婆去給她的妹妹（立春的二姑姑）報信，想讓她處理立春的後事，而她當時就拒絕了，她說她丈夫早逝，一個人養大兩個孩子，再苦再累都沒有向她姐姐一家借過錢，她曾讓立春將攢的錢交給她保管，而立春沒有聽忠厚勤懇的二姑姑的話，被巧言令色的大姑姑和四個表哥表姐借走了所有的錢。母親回來後很是難過。後來還是立春的大表姐夫去處理的後事，沒人願意出錢買棺材，就用家裡發了黴的老木箱子裝的屍身，箱子不是很大，裝不下整個人，屍體僵硬後腿放不下去就一直掉在外面，隨便找了個地方就將他埋葬，草草了事。

我時常感慨，明明八百塊錢就能救一條生命的事情，為什麼他們就能袖手旁觀。雖說在那個年代對於普通農民家庭八百塊錢很多但立春的表哥表姐可有四個呢，哪怕每人還兩百塊錢都能挽救這條年輕的生命。諷刺的是在我見他最後一面的時候，二伯祖母還來問父親是不是還了立春的錢，為什麼立春要瞞著她借錢給父親。小時候不懂人性的硬度與黑暗，現在想想是立春是掉進了一家子吸血蟲裡面吧，二伯祖父一家從來都是以懶惰出名，改革開放後有土地了也懶得去種地，一家子靠別人的救濟和行騙為生，這讓我對立春因錯信他人而早逝更加的感到惋惜與不值。

那是一九九九年，我六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