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男女未婚先同居，美其名曰試婚，在當代是屢見不鮮的事。有人謂之為社會風氣敗壞，人心不古。事實上不算是，恰恰相反，這倒是返祖現象。您認可嗎？

人類社會最初是母系氏族社會，母系氏族的特徵是女人佔有主導地位，他們的婚姻不受禮教世俗拘束，當然，那時代也不存在禮教形態，女兒們都是自由身，拿北大女生話說：“我的陰道我做主。”很多人為之驚詫，其實也不用驚詫，因為這些北大女生只不過重複人類老祖宗的婚姻共識而已。在古代，女人是有婚姻選擇權的。只是到了父系社會，男人因其掌控著社會生產力與上層建築，才將男人的意志強加於女人。而到了封建社會，男人將這種對女人的控制強加理論化，形成一種禮法說教，神權君權族權夫權權權並舉，將女人打入社會最底層。這是社會的悲劇。

中國女性的復古

其實在中國古代，青年男女是可以自由戀愛的。何以為證？

《詩經》中的《關睢》這樣表現男女愛情：

《關睢》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睢鳩在河中水州上喜悅的對鳴，姑娘白嫩的雙手在採集荇菜，情郎朝思暮想著她，思考著如何敲鐘打鼓讓姑娘快樂。

也有姑娘盼望男人來採擷，誠是花開只須採，過期即萎壞。象《摽有梅》就充滿一個姑娘懷春的期待：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暮春時節，梅子熟了，姑娘也覺得自己越發青春豐滿，爭盼情郎來採摘。所以，龔橙先生在《詩本義》說：“《摽有梅》，急婿也。”這就暗示著古代姑娘不象現在剩女忽悠忽悠在在名與利埸中打圈圈，古代姑娘很純粹，率性而為，就是展示人的性本能。

其實，中國古代母系社會直至今天，仍然餘韻猶在，象中國雲南省有個女兒國，那是雲南麗江的摩梭族，他們實行男不婚女不嫁的走婚習俗，自願結婚，全靠走婚生孩子，完全沒有結婚的概念。說白了，就是未婚先同居。有道理嗎？有道理！道理何在？就是青年男女同是社會生產力的主人，男子不可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女人。

女兒國

其實，古代不僅有未婚同居的歷史，而且還有未婚先產兒的先例。比如大名鼎鼎的孔丘，就是母親未婚苟合的產兒。《史記》在世家中就真實地講了這樣一個故事。說孔子出生在山東曲阜東南的陬村。其父叫紇，與一個顏氏女[孔子家語]稱此叫“徵在”在野外苟合，就象《紅高梁》說爺爺奶奶在高粱地裡苟合一樣。然後生下了孔子。

這就證明歷史上曾經有過男女不受婚娶關係制約的時代。

回到本題來，中國青年男女未婚同居，有著深深的社會因素。

首先，應當是社會生產力生產關係在產生男女社會地位平等化，女人不再成為男子的附庸。愈是學歷高的女人，愈是能把握自己的未來。這是因為她們本身就擁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及社會地位。當然，那些爭要高彩禮的女子不在此列，因為她們將自己商品化了。所以，中國當代女子其實已經開始極化，形成兩端。一端是高學歷的女子返祖到母權制，實施著不受社會禮法拘束，完全是任性為之。另一端是低學歷的女子將自己完全商品化，用高額彩禮來標價，有的達幾十萬元。

其次，未婚同居是社會寬容的結果。現代社會對各種思潮比較寬容，對未婚先同居不再視為異物，封建禮法已經消失乾淨。社會的寬容，讓青年男女有著極廣闊的自由空間。如果社會沒有寬容性，青年男女想未婚先同居是不可想象的。

最後，女權主義者形成社會不可忽視的一種力量。女權主義者現在處於歷史的巔峰，她們似乎已經不滿足於男女平權，而是要求男子創造世界，而女子掌控男子。這種女權主義者的張揚，就為社會性開放打開了多種門窗。所以，未婚同居乃至未婚先孕現象比比皆是。

當然，現在既不是母系社會，也不是純粹的父系社會，而是混合型社會。有些家庭母權成分多一些，有些家庭父系成分多一些。這些種社會文化現象充分說明，時代越是發展，智慧化科學化，將女性在體力上弱勢大幅度削弱，而知識學歷的力量卻增加女性的強勢。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的人只能被動的適應。這也是北大女生喊出“我的陰道我做主”文化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