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於春節的最早記憶，是之前住在村裡的時候，那時我大約五六歲。

窗臺旁邊的兩排三角支架上，掛滿了被子衣裳。父親在屋裡忙活，我和大妹在門前曬太陽。母親也在我們身邊，面前的籮筐裡放滿了大紅棉絮布——她在給孩子們趕製過年的新棉衣棉褲。棉絮布是之前襯好、裁剪好了的，母親一針一線地把它們拼接起來。新棉絮布在母親懷裡跳躍著，我們的心也在等待和歡喜中跳躍著。

棉衣棉褲做好後，母親讓我回屋試穿——當然是寬鬆又好看的。我再不肯脫下來，母親就說：“要留著過年的，穿髒了，還像什麼？”“留著過年”，這四個字太有說服力了，我立即脫下來，交到母親手上。

春節這天，我早早起床，穿著新衣裳，跟著父母出去拜年。辛苦勞作了一年的人們，此刻一個個精神煥發、喜氣洋洋。鄰村的舞龍隊、秧歌隊來到村裡，在生產隊的打穀場上，手舞銀蛇，輕柔曼舞，引得眾人圍觀叫好。

我稍稍長大以後，春節前，已經能夠幫助家裡準備些年貨。磨豆腐、磨米粉、蒸饅頭，我都跑前跑後。最樂意看隊上殺豬捉魚。

聽說隊上殺豬了，我和小夥伴們早早跑向豬舍，很多人在那兒，有幾個人手裡拿著麻繩，滿臉橫肉的“殺豬佬”像將軍一樣大聲指揮著，飼養員默然不語地蹲在灶間燒大鍋的開水。一陣忙亂，一頭大豬被人們摁倒在屠宰凳上，一陣聲嘶力竭的痛苦長嘯之後，熱氣騰騰的血漿從豬脖子處噴湧而出，流進早已準備在那的水桶裡。“殺豬佬”嫻熟地進行著一道道工序，與其說在幹活，不如說在表演，我們目不轉睛地望著他手中揮舞著的刀，既羨慕又恐懼，卻一個也不離開，直到那頭豬被肢解成一小塊一小塊，直到父母親把屬於我家的一小塊肉提在手上，我才心滿意足地跟著大人回家。

興奮勁剛過去沒幾天，又傳來隊上捉魚的訊息。我跑到池塘邊，看到父親和隊上人已經把漁網撒開，徐徐放到水裡。兩頭都有人，齊齊拉著往前走。不一會，就有魚在水裡撲騰撲騰地跳躍，不時有人驚呼大笑，我們也跟著大人跑，也莫名其妙地驚呼大笑。那年月，人們整年忙碌在田頭，也換不來一家人的“豐衣足食”，但在我們隊上，年底的魚倒是足夠吃，可能因為池大水滿，適宜活魚吧。

有了肉，家裡就醃些肉，炸些肉圓。然而，除了豆腐、米粉、饅頭和那些小魚，可以少量食用外，那些肉、肉圓和像樣的魚全部要留到節後招待親戚的。小妹妹偷吃了藏在屋脊樑頂上的肉圓，招來母親一頓打；我也嘴饞，也偷吃過幾顆，看到小妹被打，就說是我偷吃的，母親連我也一塊打。小妹哇哇大哭，我一聲不吭。父親心疼孩子，揹著母親要拿肉圓給我們吃，我和小妹卻不肯再吃，因為看到籃裡已經所剩不多，因為也知道要“留著過年”。

有個姜姓遠親，距離我家有八九里地，中途隔著一條長長的運河。家境比我家好多了。每年春節後去他們家，一碗熱騰騰的粉絲荷包蛋，一大盤油亮白嫩的豬油糰子，還有那大盆魚大盆肉，盡孩子們吃。我因此年年嚮往去他們家。

讀到小學高年級，學校有寫字課。父親給我買來墨汁和毛筆。有時候，我帶到家裡，裝模作樣地塗寫，父親就會站在身邊，用鼓勵的眼神注視我。

有一年，我猛然意識到，過春節，家裡一直不貼春聯，也很少放爆竹。問父親，父親不說話；問母親，母親也不說話。還是外婆洩露了“機密”：為了省錢。

這多丟人哪，我心裡就有了怨氣。夏天剝樹皮賣錢，年底跑去供銷社買來紅紙，自己裁剪，自己寫春聯，自己貼到門上去。字雖蹩腳，喜氣有了。父親佯裝不見，卻一改之前的嚴厲，對我的態度溫和多了。

工作以後，我住在城裡，很少回鄉，父母的家也搬到了鎮上。這時候，已不需要自制新棉衣棉褲，取而代之的是時尚的羽絨服、呢子衣；隊上也早已不養牲畜，池塘都承包給了人家，舊時過節的氣氛因此淡化了許多。

後來，我有所意識，到了春節，就帶妻兒回鄉住幾天。父母家裡依然不貼春聯，連爆竹也不放。我一到家，就去集市買回金字春聯，前門後門全貼上；子夜，我披衣下樓，迎著凜冽的寒風，把震天響的爆竹送上天際。

這春聯，這爆竹，是我和家人與舊年告別、迎接新年的宣言書，也是我留在春天裡的第一抹亮色。

七年前，我回村裡造屋。每年春節前，都要在自家院門上貼出由本鎮書法家書寫的、由我自擬的春聯，又買來幾箱煙火。我是把這些當作禮物，送給年老寂寞且日益衰弱的父親。看得出來，他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