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母親跟比自己大5歲的父親結婚。

父親家這邊也不富裕。爺爺奶奶拉扯了7個孩子，父親排行老五，一家人侍弄幾畝薄地，只能算是勉強糊弄了溫飽。

父親幾個哥哥稍大些就陸陸續續跟人去本溪鐵礦做礦工，但沒掙著錢，只是解決了自己的口糧而已。父親14歲時去皮口給日本人扛鹽包，每月能得到一小袋苞米粒或麥麩。每月一次從家走到皮口，再從皮口走回家，單程需要一天。“天不亮就從家走，到皮口就黑了，”父親回憶說。有一次他的腳被石子紮了，因為一直都是光腳走路，到了皮口整個腳都腫了，日本兵給他包紮，還讓他歇了一天。他對日本人印象不壞，還會說幾句日語。“比二鬼子強，不欺負人，吃飯管飽。”父親經常回憶有時候卸完貨日本小兵找他摔跤。“我那時候體格壯，他們摔不過我，”父親每說起這個還充滿自豪。

母親的表姐嫁給了父親的堂兄，給他們做媒促成了這份姻緣。他們在工宣隊組織的一場戲臺第一次見了面，婚姻就這麼定下來了。

我曾問過母親當時怎麼就想嫁給父親，第一次看了滿意不。

母親說第一次見了父親並不很滿意。“你爹個不高，又駝背，”母親說。其實我父親並不矮，有1米7多，但母親個頭比較高。“看中的是這家的房子，”母親接著說。“你姥姥的一間半房子破破爛爛四面透風，下雨天山牆塌過好幾次，”她嘆了一口氣：“那時候想，只要房子不倒，就行。”

但母親還是有遺憾，因為結婚的時候，我爺爺奶奶這邊只給她湊了60塊錢彩禮，別的就什麼都沒有了。結婚只有一床被，還是父親一個哥哥結婚時用過的。“一床被結了兩次婚，”母親想起來就會抱怨。

母親基本沒什麼陪嫁，用父親的彩禮錢精打細算準備了自己的嫁妝，也只是添了兩件衣裳而已。新婚的父親還有些貪玩，跟別人學著推牌九賭錢，有一次把爺爺賣糧的錢輸了。母親沒說什麼，但臉上肯定掛著不高興。父親後來跟我說，他把母親剩下不多的的彩禮錢偷出來又去賭，也算他走運，把輸的錢贏了回來還賺了幾十元，從此再也不上賭桌。頭些年他能動的時候春節我陪他去看人賭錢，看他手癢的樣子，我說我給你點錢，你去玩吧。他不幹。問他，他說答應你媽不賭錢了，再說贏了還好，要是輸了，輸得再少心裡也“不娛氣”（不開心）。“十賭九輸”，他念叨，“哪有那麼多好運氣。”他很高心我們兄弟幾個對賭錢都沒興趣。

母親嫁過來以後，跟父親一起開荒，起早貪黑忙碌，日子一點點好起來了。雖然沒多少結餘，我爺爺奶奶也年高多病，但終歸不用再為衣食擔心了。陸續的我們姐弟也來到世間，因為當時的政策，無論種地還是趕海都換不來錢，母親會偷偷養幾隻雞攢下一筐雞蛋走50多里地到縣城邊，遇到城裡的的人給多少錢就接多少，買點爺爺奶奶的藥品和點心。冬天生產隊不忙的時候父親下海趕回一些魷魚蜆子等海貨煮好洗淨曬乾，好點的留出來寄給外地的姑姑伯伯們，差點的作為我們冬天的佐菜。閒下來母親織布做衣，我們這些孩子雖沒啥好吃好穿卻也沒有凍餓著。我還記得小時候家裡的紡車，奶奶把棉花捻成線纏在紡錘上，母親織那種他們叫做“花旗布”的白布，然後燒了熱水放進藍靛煮了布染。那種染料掉色，洗的次數或者日曬越多就越來越發白，而且經常顏色不均。我小時候一直都是穿母親用這種布做的衣服還有鞋，後來不織布了，也是穿母親做的衣服。記得上大學第一學期，母親把父親從商店買回的一塊減價不要布票的藍布給我做了條褲子，因為脫色或色差兩條褲腿顏色不一樣，我總感覺有女生看著我露出怪異的目光。

父母一輩子感情都很好，我的記憶中他們從沒有激烈地吵過架，他們這個年齡段的人，光在我小時候自己呆的村裡，就見過太多摔碗砸盆、甚至打得老婆滿地滾的人。

我上大學的第二年奶奶便已經癱瘓了，她雖然有六個兒媳一個女兒，只有我母親在身邊伺候。母親說有一天奶奶因便秘憋得滿臉通紅，母親又一次跪在她身後，用手指蘸著香油給她往外摳。奶奶回過頭淚流滿面地對她說：“我臨死有你。你到那時候不知道有沒有人。”說完兩個人都哭了。

父親終年臥病不起的時候，母親跟我說：別看我跟你爹生活60多年了，年輕時候給你爺爺奶奶送終，有時候還要成月伺候外地回來的你的伯伯叔叔們一家，迎來送往，再把你們養大，過得苦、累，但日子我還沒過夠。

我聽了後，想起奶奶的話，雖然現在他們不愁吃穿，手頭也有些錢，但這個時代不管在家不在家的、忙的或者不忙的，很難再找到她們那樣的婆媳關係了，心裡有些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