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莉 付樂禎

道德判斷是一種評價性活動，指對一個人的行為或性格的評價（好的或壞的）。在道德判斷的諸多情境中，兩難困境是最特殊的一種。在一般情境中，通常根據二元道德理論（Theory of Dyadic Morality，TDM）評定傷害程度和意向性，便可以對該情境的道德程度進行判斷。而兩難困境的道德判斷，並不是對該情境下的行為的道德程度進行判斷，而是對該情境做出選擇。

道義論和功利論：道德兩難困境的選擇型別

電車困境：一輛火車在鐵軌上飛馳，正在行駛火車的軌道前方站著五個人，另一條鐵軌上站著一個人。其他人沒有看到即將到來的火車，而你站在軌道轉換扳手旁。如果你不拉動扳手，將會撞死五個人；如果拉動扳手，就會撞死一個人。最後你選擇了不拉動扳手，讓火車按原路線行駛，最終撞死五個人。

兩難困境選擇主要包括道義論和功利論兩種型別。道義論的原則是遵守道德義務，認為一個行為的對錯與否不是由行為的結果決定的，而是取決於行為本身及責任、權利和義務等。道義論者認為，存在不可侵犯的道德規則，這些規則不會因情況不同而發生改變；如果一個道德規則在一種情況下可以被違反，那麼它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被違反，如此便不再是一個道德規則。換句話說，如果認為“不殺人”是道義論者經典的道德義務原則，那麼只要謀害了一個人的生命，即使是為了拯救更多生命，那它依然是錯誤的，這意味著目的並不是採取該手段的合理理由。在道義論判斷中，面對湯姆森經典的人行橋困境，被試幾乎不會選擇推那個旁觀者。麥克奈爾等人的研究也發現，與年輕人被試相比，老年人被試較少選擇在困境中實施干預（殺五救一），並對選擇干預的年輕人有著更低的道德評價。此時的犧牲者被當成工具使用，目的就是為了救人而殺人。因此，該困境也被稱為工具性困境。

人行橋困境：一輛火車在鐵軌上飛馳，正在行駛火車的軌道前方站著五個人，他們沒有看到即將到來的火車。在火車前方人行橋上的你要麼任火車行駛，撞上鐵軌上的五個人，要麼將你身旁的一名壯漢推下去阻止火車行駛。最後你選擇了將身旁的壯漢推下人行橋阻止火車行駛，救下了鐵軌上的五個人，最終撞死一個人。

功利論的原則是利益最大化。通常基於結果的收益最大化來評價道德相關行為。功利主義也被看作一種倫理哲學，主張社會福利或“善”應當最大化，痛苦或“惡”應當最小化，並遵守道德規則。正因為既要保證利益最大化，又要保證不與道德規則相沖突，所以困境看起來較難解決。困境通常會出現選擇或假設，如是否要透過犧牲一個人來挽救更多人（電車困境）。從功利論的角度來看，只要利益大於成本，謀殺也會被看作合理的，這是對結果的衡量。在洛託等人改編的困境中同樣出現了這一情景，為了挽救被暴徒挾持的同行六個遊客的生命，只能殺掉其中一人以給暴徒一個交代，這同樣是出於對結果利益最大化的考慮。這時的犧牲者只是附帶損失（incidental），目的是救人，但額外的傷亡是意料之外的，因此該困境也被稱為偶然性困境，並表明目的是採取該手段的合理理由。還有研究發現，對智慧機器人的道德困境選擇依然偏好功利論，認為與人類相比，在困境中選擇救更多人的機器人更能被接受和喜愛。對智慧機器人有著功利傾向偏好的原因，或許是因為大眾並不認為機器人在做決定時會將情感列入考慮因素的範圍內。

從情緒與認知視角看道義論與功利論

在過去幾十年裡，心理學家不斷地在探索道義論與功利論的成因，目前已取得一定進展。格林提出的道德判斷雙加工模型（dual-process model），承認情緒在道德判斷中的重要性，但並不認為僅有情緒起了作用，像道德推理這樣的認知加工也是有其作用的。格林指出，想要清楚情緒和認知在道德判斷中的作用，前提是區分道德判斷的型別，即道義論和功利論。因為個體在作出不同的判斷時使用的認知加工是不一樣的，如作出道義論判斷的個體使用的是依賴情緒的道德直覺；而作出功利論判斷的個體使用的是受控的認知加工，即道德推理。因此，格林的雙加工模型實際上是對休謨與康德關於情感與理性的觀點的調和。而在這兩種心理機制中，又包含不同的影響因素：內外群體、年齡差異、空間距離、權力。其中內外群體也是一種特殊的空間距離。下文將詳述心理機制是如何體現在空間距離、年齡差異以及權力上的。

根據雙加工模型，兩難困境的兩種選擇產生於以下兩種情況之間的相互作用：對傷害的情感促使拒絕傷害發生；對結果的認知評估促使允許接受傷害以求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說，道義論判斷通常與相對較高的情感反應相關聯，即個體作出判斷時採用更多的情感加工；而功利論判斷通常被歸因於審慎推理。有學者指出，兩難困境會觸發大腦中與情緒密切相關的區域以及這些區域的處理過程，而這種情感處理過程會干擾個體做出為了避免傷害更多人的功利主義選擇。這些情緒包括一系列離散的個人情緒（如受害者痛苦和同理心），以及一些由於做出傷害他人行為而產生的生理反應。神經成像研究也表明，人行橋困境比電車困境激發了更強烈的情緒。此外，腹側前額葉皮層有情緒相關損傷的患者表現出異常高的功利判斷。但是當這種消極情感開始與困境聯絡在一起並影響個體時，他們將不再傾向於做出功利傾向行為（為了提高自己的幸福感），而選擇做出在道德上更直觀、更可取的行為，即道義傾向行為。因此道德判斷的雙重過程模型研究表明，當人們面臨困難的個人道德困境時，認知和情感因素都會影響他們的決定。以上發現促使格林和他的同事對道義論與功利論道德判斷進行闡述，道義論判斷是由快速和自動的情感過程驅動的，而功利論判斷是由緩慢和費力的認知過程驅動的，需要動機和認知資源。

埃弗雷特等人的研究發現，被試如果在作出困境判斷時投入較多的努力，結果將帶有功利論的偏向；相反，投入較多情感時，則會帶有道義論偏向。這一發現在不同型別的道德困境中得到了驗證。例如，與沒有宗教信仰的人相比，有宗教信仰的人有更強烈的情緒並作出道義論判斷。這是因為個人選擇會增強道德困境的情緒顯著。同時，在有關道德判斷的年齡差異上也發現了相同的結果。有研究表明，老年人對困境的道德判斷會較多偏向道義論，而年輕人則較多偏向功利論，這是由情感和認知過程中與年齡相關的變化引起的。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人的情感處理能力會增強，而審慎推理能力會衰退。還有研究發現，在用外語表述的困境中，被試更願意選擇傷害，以達到結果利益最大化的目的，這與功利論的觀點相一致。這是因為從雙加工模型的角度來看，非本國語言既可以反映對傷害的情感反應減少（即義務傾向減少），也可以反映對外語所呈現困境的結果的認知評估增加（即功利傾向增加）。這種將外語情境功利化的情況，可以被看作由對距離感知的差異造成的。個體總是傾向於對距離較近的事物投入較多的情感，對距離較遠的個體進行較多的認知加工。在一項研究中，被試大多不會在人行橋困境中進行傷害干預，這是因為在該困境中，被試與受害者之間的空間距離近，並涉及肢體接觸，因此觸發了被試較多的情感反應。同時，被試與受害者之間的親密關係也會影響其作出判斷，青少年與成人更願意對與他們有積極情感聯結的個體作出道義判斷，對與他們熟悉程度較低的個體作出功利判斷。但並不是情緒強烈的人就一定不會做出功利選擇，一項研究發現，當人們進行審慎思考或擁有更高的工作記憶容量時，他們傾向於作出更功利的判斷。有研究發現，權力與功利主義之間也存在聯絡，被賦予高權力的人比被賦予低權力的人更容易接受功利主義行為。同樣，在社會中擁有更大權力的人會做出更實用的決策，這時的高權力者針對一個問題所考慮的就不僅僅是自己而是整個集體的利益。

綜上所述，對道德判斷兩種型別的解釋集中在其背後的情緒與認知心理機制。無論是年齡差異、空間距離、內外群體還是權力，最終都會以情緒與認知的形式反映出來。

（作者單位：西北師範大學心理學院行為與心理健康甘肅省重點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