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來說，我們的記憶並非像儲存在硬碟中的資訊一樣，永遠不變的，尤其是長期記憶，它具有高度的可塑性，記憶會受到我們固有觀念、以及情緒、文化環境等因素影響，而且我們對記憶的提取過程，其實就是一個對記憶重塑和更新的過程。其次，是知覺，知覺也並不可靠，知覺資訊是大腦主動構建給我們的，我們所感知和意識到的世界，並不是世界本來的樣子，而是我們大腦經過加工和處理之後，反饋給我們的。當然，這些認識侷限是發生在我們身體硬體，尤其是大腦的底層，我們是無法改變的，但另外還有一類認識侷限或者說認識偏見，是我們可以改變的。接下來，我們就來介紹幾種典型的思維偏見。

首先是鄧寧-克魯格效應，簡單來說，這是一種我們最常見的認知偏見，那就是過度自信，或者說無法正確評估自己的能力。1999年，兩位心理學家鄧寧和克魯格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鄧寧-克魯格效應，大家可以看看這張圖，這個圖反應的是，能力水平越高的人，往往會稍微低估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但是大多數人或者說超過75%的人，會隨著能力水平越低，而越高估自己的能力，以至於他們都會認為自己的能力處於平均水平之上。這就印證了哲學家蘇格拉底說的：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無所知。以及我國道家思想老子說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其實是一種高階的智慧。

這種現象非常常見，比如大部分人都認為自己的駕駛水平高於平均值，大部分教授都會認為自己的教育水平高於平均值，夫妻雙方都會認為，自己對家庭的貢獻要大於對方，團隊裡面的每個人都會認為，自己的能力和貢獻，處於中上水平等等。就像鄧寧說：平庸和無能不會讓他們覺得迷茫和無助，或者小心謹慎。相反，他們有一種沒有由來的自信，方法覺得自己有某種底氣。我們常說，無知者無畏，初生牛犢不怕虎，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當我看到這個認知偏見的時候，我第一個就想到了迷之自信，無所不懂的“懂王”特朗普。

第二個是，動機性推理，簡單來說，這是一種帶有情感投入的立場、理念或者信念進行辯護的偏見，一個人的意見和觀點很容易改變，但是信念很難，信念是思維模式的基礎和依靠。相較於對信念的質疑，我們更願意維護我們的信念，2010年，心理學提出了一個“逆火效應”，說的是，當得知某個與自身政治理念不同的資訊的時候，受試者反而更加對於原有錯誤的信念深信不疑。這個在政治傾向中是非常明顯的，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共和黨，雖然輸掉了這次大選，拜登為代表的民主黨雖然已史無前例最高的票數當選了美國總統，但是其實特朗普也是輸掉的競選中得票最多的。美國的黨派之爭越來越強烈，撕裂越來越嚴重，對當民主黨的媒體對特朗普越是猛烈地攻擊，其實反而加強了特朗普的支持者對對他支援的信念，讓特朗普的鐵粉越來越鐵。其實在生活中這樣的例子也非常常見，可能你無意中隨便說了一個觀點，但這個觀點一旦遭到挑戰和質疑的時候，你反而會為了維護這個觀點而奮起反抗，對這個觀點愈加認同。

第三個是，確認性偏差，這個和前面的動機性推理有點類似，如果是動機性推理是站到“敵我”的偏見，那麼確認偏差，就是完全出於維護自身的觀點思想的一種偏見，簡單來說，我們非常擅長自圓其說，我們總是會找各種理由和藉口來支援和佐證我們的想法和觀念。如果一個運動員因為相信穿了紅色的襪子比賽會更容易贏得比賽，那麼他就會經常在比賽中穿紅色襪子，甚至他還會為了那些穿了紅色襪子而輸掉的比賽辯護，說可能是其他原因導致的。一個古人無意中摸了三次鼻子，然後天上下雨了，他可能會認為，連續摸三次鼻子和下雨有某種關聯，同時，如果不靈驗的話，他會認為自己摸鼻子的姿勢或者時間不對，而不會去懷疑這件事本身的正確性。確認性偏差可能是在生活中影響最大的思維偏見，確認性偏差讓格外注意、接受並且記住那些能夠對現存理念加以證實的資訊，並且有意忽略、曲解、辯護或者乾脆遺忘掉那些和現存的信念相牴觸的資訊。

當你覺得同事能力不行的行的時候，你在工作中發現他各種糟糕的表現，而忽視他的閃光點；當你懷疑自己感染新冠的時候，你會有意識注意你每一次咳嗽，每一次喉嚨不舒服，總是感覺自己是不是發燒了；就像特朗普總是懷疑別人偷走了他的選票，或者別人操縱了選舉一樣。確認性偏見其實是一種比較綜合的心理偏見，它和其他很多心理偏見在一起的時候，會產生驚人的影響力，它始終不知疲倦地在我們後臺執行，篩選過濾海量的資訊，並最終讓我們 堅定地誤以為，自己的觀點得到了有力的證明和支援，從某種程度上說，你的大腦會對你進行心理操作，說服你相信真相併非所呈現的那樣，並讓你產生錯誤的自信。

就像大衛休謨說：人性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會賦予外部事物以人類自身的情感，而且在各處都能印證自己的那些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