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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身邊有沒有這樣的女孩子：她心比天高，但自我預期和自身實際之間有著巨大差距；她拼命想在某個方面表現出特立獨行，但在周圍人眼中這只是不可理喻；她討厭目前身處的環境，想要投身到一個遠方的大世界中，但她實在不具備實現夢想的配套技能，甚至她對這個夢想本身也沒有幾分清晰的認識……王安憶筆下的妙妙，就是這樣一個女孩子。

妙妙16歲，生活在遠不算開放的頭鋪街，那是1986年，妙妙心心念念嚮往著北上廣一線大都市的生活。妙妙委身的第一個男人，是來頭鋪街拍電影的攝製組中的北京演員，在這個渣男的誘騙下，妙妙獻出了自己的身體，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呢？

小說裡這樣寫妙妙的心態：“這些普通的話由他（北京演員）那一口清脆悅耳的北京話說出來，有一股難以形容的好聽的味道。妙妙的心不覺柔和下來……”原來誘騙的工具就是“那一口清脆悅耳的北京話”，女性聽眾朋友們肯定會驚呼：妙妙太傻太天真！

可是我想追問一句：如果現在在你面前、與你交往的那位男生，說一口標準的美語、流利的倫敦音，你會不會情不自禁地給這位男生加分呢？所以，當年的北京話，和今天的美語、倫敦音，在以妙妙為代表的女孩子面前，其實是同樣性質的東西，它們象徵著“遠方世界”、“美好的未來”，更加高階的生活，如同一種文化符號，它攜帶著權勢的力量，標舉著方向和落差，指向都市、域外、全球化，向著所謂的“現代”無限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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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妙到底是如何來理解“現代世界”的？我們不妨透過三個細節來分析：第一，北京演員離開之前送給妙妙唯一的一件禮物是“一隻小半導體收音機”，這是妙妙想象遠方世界的非常重要的載體，然而儘管“妙妙就很專注地聽著”，但是“這隻收音機的頻道很難調準，總是格吱格吱響著，發出模模糊糊的聲音”。這是不是在暗示：妙妙所接受的遠方世界的訊息與圖景其實模糊不清，訊息的“模模糊糊”與接受者的專注虔誠構成一種微妙的反諷，妙妙就沉浸於誤讀性的幻想之中。

第二，妙妙“只崇拜中國的三個城市：北京、上海、廣州。然而事實上，她連縣城也僅僅去了一回”，小時候生病，公社醫院將普通感冒診斷為猩紅熱，父母連夜將妙妙送往縣城……也就是說，妙妙從來沒有踏足過一心向往的北上廣，去過最遠的地方不過是縣城，且居然是源於一次誤診，妙妙和遠方世界的關係是多麼荒誕。

第三，儘管妙妙一再撇清與頭鋪街的關係，但是在來自遠方世界的人眼裡，妙妙就是頭鋪女孩的代表。有一次她遇到攝製組的女主角，後者表示要和妙妙換一下服裝以體驗頭鋪當地的生活，也就是說，妙妙苦心經營的、在頭鋪與眾不同的服裝，在一個來自城市的“時髦青年”眼中，卻正是頭鋪的代表裝束，小說裡寫，妙妙眼淚都要下來了。——由上面三個細節可以看出，妙妙無時無刻不在構想的與遠方世界的關係，其實虛無縹緲，經不起追究。

妙妙主要透過服飾打扮來顯示對北上廣的追隨，由此在頭鋪人的眼中顯得格格不入。王安憶這樣剖析妙妙心中的苦惱：“妙妙的這些苦惱，已不僅僅是有關服飾方面的具體問題，而是抽象到了一個理論的範疇，含有人的社會價值內容，人和世界的關係，及人在世界中的位置，這些深刻的哲學命題在此都以一種極樸素的面目出現在妙妙的思索和鬥爭中。”

王安憶稱妙妙為“頭鋪街上”的“哲學家”、“思想上走到了人們的前列”。對於服飾的功能、意義，我們一般可以透過三個層次來把握：第一，滿足於遮身蔽體、防寒保暖的實用性；第二，追求光鮮、漂亮的美學性；第三，再往上走一層，關涉個人身份、認同的精神性。妙妙顯然執著的是第三個層次，所以儘管她在意這些打扮、似乎講求的是物質細節，但是她越來越遠離生活而將自己放逐到一個精神性的困境之中，困境的根源是，妙妙迫切地要實現身份轉換，但自身又根本不具備實現身份轉換的能力。

所以我們在面對妙妙的時候，經常會有一種彆扭的感覺：這個人物總是和自己最切身的實際感受擰著來，比如，她並不是真的那麼高冷、孤僻，小說裡明明寫妙妙也“想著去找個人說說話，說說心裡的苦處，可是她又想，要把這些事說出來了，她還有什麼呢？人們都理解了她，她還憑什麼孤獨呢？她要是不孤獨了，和頭鋪銜上的女孩還有什麼區別呢？如果和頭鋪街上的女孩沒了區別，她妙妙還有什麼特別的價值呢？她憑什麼驕傲呢？妙妙要不驕傲了，妙妙的生活還有什麼意義呢？”

你看，這裡甚至發生一種變異：妙妙以前是覺得自己對流行時尚的判斷與眾不同，和周圍的人缺乏共同語言，所以比較孤獨；後來情況變成：為了塑造、成全、保持這種孤獨感，她只能“緘口無言”，哪怕其實心裡挺想交流的，最終還是要屏住。又比如，當北京渣男侵犯她的時候，難道妙妙不覺得這是一種傷害嗎？小說中寫，當男人抱緊她的時候，“妙妙想：她是沒指望了。她這樣想的時候，胸中卻充斥了一股悲壯的激情，她想：她是一個多麼不同尋常的姑娘啊！她想；頭鋪的街上是沒有像她這樣不同尋常的姑娘的。”

什麼叫“悲壯的激情”——意識到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又覺得值得。簡直是一種“自我獻祭”。她是以對這一事件的處置態度，來顯示自己的與眾不同，儘管這一事件對她帶來的可能是傷害，可能悖逆了一般人的身體和日常感覺。

我把妙妙遭遇種種不幸的根源，理解為喪失生活實感的精神抗爭，總是渴望用佔據權勢地位的文化符號所派生的幻想，來替代自身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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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在小說結尾出現了轉機。妙妙委身的三個男人先後離去，妙妙生了一場大病，“病好了以後，還在招待所做服務員”，卻開始“以禮待人”，和周圍的人“說說笑笑”，“人們也漸漸習慣了妙妙的行事”，當妙妙向周圍世界釋放善意之後，周圍世界也開始接納妙妙。

我會比較積極、樂觀地看待妙妙命運的走向，主要著眼於結尾處兩個細節：

第一個細節，在頭鋪街取景的那部電影攝製完畢，到頭鋪街上來放映，妙妙也去看了，“電影一幕幕在眼前演出”，“妙妙在心裡漫漫地想著”。這哪裡只是在看電影，妙妙是在觀看自己曾參與其中、甚至一度自編自導的人生活劇，就彷彿攬鏡自照，妙妙終於透過鏡子開始審視自己和過往的生活。就像古希臘哲人說的那樣：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此刻妙妙終於產生了反省的意識：當她開始意識到自己終究只是凡人，沒有資格傲視周圍的人，並且在先前封閉孤獨的內心世界上開啟一扇門，這才是一種健全的認識和“新的自我”的獲得吧？

第二個細節，電影散場以後，妙妙一個人走在路上，想象著“這世界上有兩種落單的命運”，於是產生兩段議論，但緊接著“妙妙被自己的念頭逗笑了，她對自己說：哪來的這許多念頭的，就繼續向前走了”。這樣一種“斷念”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妙妙告別先前“哲學家”式的生活以及孤絕無援的精神抗爭，開始投入有血有肉的實際生活。

妙妙是不是頭鋪街的先驅者？提到先驅，也許你會想到諸如布魯諾、馬丁·路德金、波伏娃這些個精英的名字。不過我們可不可以設想這樣一種情形：幾年之後，頭鋪街又出現了更加年輕的“妙妙”，那個時候，也許頭鋪街的人會說：“這不就是當年的妙妙嗎？不值得大驚小怪的。”

儘管妙妙主觀上不會有這樣的擔當意識，但是她的存在，提醒人們更加寬容地去看待自由和選擇，將束縛人性的那條底線鬆動了一小步，哪怕只是一小步，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向妙妙致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