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世界是紛繁複雜的，很多事情我們雖然習以為常，但並不瞭解其真相，我們需要用一些理論來揭示事物執行的邏輯規律，推演命運發展的因果關係。

1.人類精神史上最英勇的成就就是逐漸戰勝了恐懼。與休謨一樣，斯密也認為，未開放社會的境況是“一種低階的最為缺乏勇氣的迷信”。

2.在休謨看來，恐懼是迷信之源，而迷信會“逐漸地、不易察覺地溜過來”，“讓人們馴服”。商業的、文明的社會的興起與哲學取代迷信的過程是聯絡在一起的；斯密認為，“當法律確立秩序與保障，而且生存不再充滿不確定性的時候，人類的好奇心會增長，其恐懼感就會消失”。哲學的最高使命是將人類的思想從恐懼、突發事件以及預兆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3.斯密和孔多塞都認為，恐懼是人類生活中的一種自然狀態。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曾寫過，恐懼是“一股完全來自想象的強烈的情感。它與加劇我們的焦慮的不確定性和波動一起，它們不僅代表著我們的真正感受，還代表著我們將來可能遇到的問題”。

4.但是，即使是在現代社會，恐懼仍然是潛伏著的巨大的惡。在更晚一些的時代中，斯密在《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中所說的“宗教恐懼”取代了未開化社會中的由迷信引起的恐懼、極度狂亂、犧牲以及無形的事物。

5.歐洲的封建政府便建立在恐懼之上。在那些不幸的國家中，人們生活在“封建制度的暴力之下”，佃戶和商人生存於持續的無保障狀態中。他們的租契是不穩定的。他們被迫向地主和國家提供任意的、無規律的勞務。他們發現把貨物封存起來或是埋在地下是有先見之明的舉動。他們不願意冒險。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意圖保護權貴階層的“斷續和不公正的司法管理”使得“那部分勤勞的國民憂慮地準備著商品以供傲慢的權貴們消費”。

6.在斯密的描述中，專制加強，或者說政府中央集權的強化，都是由焦慮而引發的統治革新。孔多塞認為，其結果將會使思想“在恐懼和不幸的重負之下”出現退化。即使在那些不那麼專制的國家中，稅收也是任意的。人們發覺自己處於徵稅官吏的控制之下。這些徵稅官吏“可以對那些他們厭惡的納稅人加重稅負，或者以此相要挾，勒索一些禮物或額外收益”。

7.無論在家裡，還是客棧，徵稅官吏們都隨時可能造訪，這迫使人們估量那些最卑鄙、最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即稅官可能是個冷酷而又不公正的人，或者是某人的仇敵；遇到傲慢的買主，又或者買主恰好是君王、檢察官的朋友。

8.與16～17世紀英法兩國宗教衝突時期的信仰控制一樣，商業規制是一部權威們恐懼與焦慮的“傑作”。就像斯密在《國富論》中寫到的君主試圖去恐嚇新教的神職人員那樣，“在幾乎所有情況下，恐懼都是一種令人不悅的政府文書”。

--節選《經濟情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