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記憶

作為異鄉人，在深圳關於年的記憶，是空洞而百無聊賴的。腦海裡能喚起的回憶，莫過於兒時故鄉的年了。

兒時的年，大抵是從臘月二十三小年開始的。那個時候，父親在縣革委會負責總務，必須等到機關大院裡所有的職工放假後才能回家。而母親，是服裝廠的一名車位工，要把手頭顧客的過年新衣服全都做完，才能休息。於是，越到年關他們就越是忙碌，只能在每晚八九點忙完下班回到家，開始做過年的準備。父親負責吃的，母親負責穿的，每晚總是要忙到凌晨一兩點才能休息。經常半夜一覺醒來，還能聽到父親菜刀剁肉和母親腳踩縫紉機的聲音。而我們三個子女，需要砸煤炭劈柴做煤球擔水。當然，重活兒都是父親和哥哥姐姐的事，我就跟著禍禍，聽聽使喚打打下手。當時全家齊動員，也是導致印象尤其深刻的原因吧。

除夕的早晨，五六點鐘，就被或遠或近別家團年的鞭炮聲催醒。這一天起床，是不需要父母叫的。一是因為對年的盼望，二來我還有個重要的事情：跟舅舅家小表哥一起，去城北郊外七里溝，給去世的外婆燒些紙錢。胡亂吃些早餐，提上火紙就出發了。七里溝離家大概三四里的模樣。那時候小，感覺真的好遠。緊緊跟著小表哥，深一腳淺一腳的爬到山上外婆的墳前，一屁股坐在地上喘著粗氣。大一歲的小表哥比我懂事，他把墳前的雜草清理出一片空地，把火紙一小疊一小疊對摺一下架空堆起來，單單取出一張，用火柴點燃，再引燃那堆火紙，一股青煙伴著火苗竄起來，這時候小表哥就會咕叨：“奶奶，收錢哦！”我也就屁顛屁顛兒的照葫蘆畫瓢：“婆婆，收錢哦！”稚嫩的聲音，輕易就被呼嘯的山風淹沒了，沒有一絲絲迴應。

燒完紙回到家，對聯已經貼好，父親在廚房忙的熱火朝天，母親和哥哥姐姐在方桌上擺放著碗筷。對聯是家喜表叔寫的，內容是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的歌頌性對聯，有些甚至直接就是主席詩詞。橫批無外乎“春回大地”、“永珍更新”、“欣欣向榮”。家喜表叔現在已經是全國聞名的書法大家了。如果當時有心人把每年的對聯收集起來裝訂成冊，對他來說，也是個別樣的禮物吧。

我們的團年，是需要等到大表哥來到來後方能開始的。各種平時別說吃，看也看不著的美食擺滿了方桌，爸爸從抽屜裡拿出一封鞭炮遞給大表哥，我就興奮捎帶怯怯的不遠不近站著，看著鞭炮在電光火石間噼裡啪啦作響，貪婪的吸一口火藥的香味兒：年，真的到了！

我喜歡大表哥來我家，一是他能弄到腳踏車，總會把我放在腳踏車前槓上，然後從西關街的陡坡直衝下去，絕對的不捏手剎。那種風馳電掣的感覺，總給我激情。二是他有一臺三洋單放機，放的磁帶都是港臺歌曲。當然，最多的要數鄧麗君了。在充斥著“大海航行靠舵手”這類鏗鏘有力的聲音的年代，第一次聽到“何日君再來”，驚詫於世間竟有如此魅惑的聲音，它能夠直達內心最柔軟的地方，讓人心癢難耐，欲罷不能。

接下來的初一到初三，就是給七大姑八大姨拜年的時間了。父親是外鄉人，在本地是沒有親人的，拜年要去的都是母親的孃家。第一站自然是舅舅家。舅舅離我家不遠，都在西關街上，是外公留下的老屋。進門一個小小的天井院，雖然簡陋，卻收拾的乾淨整潔。印象中舅舅是不怎麼做家務的，倒是時常叼根菸眯著眼翹著二郎腿拉著咿呀作響的胡琴兒。舅媽趕緊去廚房準備一碗米花，用開水一衝，再放些白糖，就是當時的美味了。而舅舅則會放下胡琴兒，起身到臥室的箱子裡，悉悉索索後，給出一封鞭炮，這在當時可是最好的禮物呢，我是斷然不捨得一下子就放完的，總是小心的把整封鞭炮拆散開來，一粒一粒裝進衣兜，左手燃一根麻繩，右手掏出一顆鞭炮，就著麻繩上的火點燃引信，再快速扔出去，鞭炮在空中“砰”地炸將開來，就是最大的滿足了。

拜年是我跟小表哥一起的，從城西二郎廟詹家舅爺爺開始，那裡是外婆的孃家。一直到南關，依次大小姑婆和轅門街醬園的三外爺，以及幾個表姨表叔家。這些是外公沈家的“孃家人”。在當時的年紀，這種複雜的關係，我自然是理不清的，統統歸於兩個字——親戚。

拜年的路，幾乎繞縣城一圈，總歸是走一路吃一路玩兒一路，鞭炮放一路，歡聲笑語撒一路的。待所有親戚都走完，我會跟小表哥分開，獨自去東門奶奶家。奶奶不是我的親奶奶，我從小是奶奶帶大的，她和老伴兒駝背王爺爺是心裡唯一比父母更親的親人了。奶奶帶大了三個孩子，而我在他們家時間最久，感情也最深。後來聽父母說，奶奶兩口是城裡的小地主，土改後宅院大都被沒收，只留下一處院落偏安一隅。那幾年的東門街上，總能見到一個駝背老人，佝僂著身軀，背上揹著一個孩子，蹣跚著腳步輕吟著：

背背駝，換酒喝。

酒冷了，我不喝。

我還是要我的背背駝。

......

作家丁玲說：生命的根，是從故鄉的土裡生髮出來的。即使行走萬里，即使腳尖朝著更遠的遠方，頭髮的髮絲，也總不斷地回望故鄉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