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校時，我沒有和駱亞綿單獨聊過天，只是偶爾她來我們宿舍串門時，大家嘻嘻哈哈聊幾句。那時我瘦得像一根豆芽，一陣大風吹來，就可以被吹跑。她說，像我那麼瘦，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在農村都找不到婆家。嚇得我直慶幸自己生在了城市，不過心裡卻嘀咕著，你以為人家娶你去享福嗎？人家是娶你給她家幹活的。她的直爽留給我很深的印象，我喜歡。

果真她在村裡是熱門人選，提親的人很多，但是她眼裡只有苗為，比她高一屆的秀氣男孩。那時農村的孩子沒有出路，當兵成了男孩子離開農村，能吃飽飯的唯一出路。女孩想嫁給當兵的，希望男孩子能在部隊提幹，隨軍轉到部隊，吃商品糧。苗為當時因他叔父在鎮壓西藏叛亂中犧牲了，是烈士，屬於特別照顧。 於是他在1973年高中畢業後的冬天，參軍了，在遼寧瀋陽。

當時給苗為提親的人很多，有時一天連續見幾個，都是看上他這個人，看不上他的窮家。他在部隊是工程兵，因個子瘦小，活又太重太苦，憑幹活提幹沒有指望，就申請退伍了。苗為1979年3月退伍，就開始複習高考，1980年7月考上大學，他的人生之路還算順暢。

可駱亞綿就曲折很多，1979年以297分，長安區第二名的成績（當年高中專錄取錢是218分)考上陝西省統計學校，地址在小寨東路原來的國防公辦。因為年齡超了半歲，私下改了年齡，被人舉報，上了不到兩個月被退回農村。這對於天性要強的亞綿無疑是摧毀性的打擊。跳過龍門，又被扔回來了。好在天無絕人之路，還有高考呢。

第二年她和苗為一起復習參加高考，她卻落榜了。已經25歲的她並不服輸，她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她說那段日子除了吃飯睡覺，就是學習。晚上在路燈下讀書，不懂事的小孩子用小石子扔她，她都不在乎。工夫不負有心人，他們上了同一所大學，學了同一個專業。他們可以大大方方地戀愛了。那時學校是不允許學生談戀愛的，可是他們倆卻可以，老師從未乾涉，是因為他們是大齡學生嗎？

駱亞綿入學前是她們村的電影放映員，晚上放電影，白天干農活，打零工。她村子周邊修公路，都有她忙碌的身影，滴下的汗水。

大學畢業後，我們就斷了聯絡，那時沒有電話，更沒有手機和網路。但彼此也時時牽掛，打聽他們的生活狀態，聽說她生了一兒子，長得像苗為，聰明伶俐。

直到二十年前，十七年沒見的我們在高考閱卷組相逢，還有靜波美女，我們很有緣份地分到同宿舍。靜波美女不知是覺得住宿條件不好，還是牽掛孩子？只住了一個晚上，就天天回家了。而且她還說，“閱卷太辛苦，太緊張，以後再也不來了。”駱亞綿說，她要來，她打算存錢，在農村莊基地上蓋新房，還要在縣城買新房。她還帶我去了一個小區，指著一幢樓說，那是我們的學長XX區委書記買的房，她也要買那樣的房子。總之，她對未來的生活充滿了期待和信心。

那一個多星期，我們一起去食堂吃飯。晚上，在師大校園裡轉，她很激動地告訴我，她沒有虛度一天的光陰，她一直在努力改變自己家的經濟狀況。她說，剛畢業時，住院動小手術，欠醫院三百元錢，醫院扣著她不讓出院，而且扣一天要加一天的住院費用。他們實在沒辦法，苗為跑回學校，向班主任借了三百元錢（這相當於一個人半年的工資）。那老師真好，借給了苗為，可見苗為的為人是值得信任的。他們二三年後，才還上了這筆錢。為了賺錢，駱亞綿在腳踏車後座上綁幾袋面，騎在高低不平的田間小路上，給各個磚窖和工地的食堂送麵粉，賺取四元的差價。有時，沒騎好，還摔倒在地上，鼻青臉腫的。我聽得眼睛都溼潤了，但她一點都不覺得苦，她覺得靠自己的勞動，改善自己的生活，心中充滿了無限的自豪。後來，就改成了架子車，三輪車，越賺越多。她還說每次進城帶孩子看病或去學習，她都會去康福路批發一些襪子，衣物等賺取差價。她辛辛苦苦攢了五六千元（在那個時代是一筆鉅款，那時候萬元戶是有錢人，她是半個萬元戶了。）可是，她孃家蓋房子，都拿去了，她心疼的整夜睡不著覺。她多麼實誠，換了別人，大多數會贊助二三千。

大學畢業後他們都被分回了長安任教，駱亞綿自然成了優秀教師，苗為也當上了校長，她們的孩子上了交大的本碩連讀。現在引用一段她的文字，那是記錄他們最艱難的日子的故事，她怎樣單打獨鬥，戰勝生活中的困難，培養孩子正確地面對生活。引文如下：

記得1987年暑假，苗為身體太不好了，瘦得不到80斤，沒錢住院，睡在床上。我騎車出去賣汽水掙錢救命，兒子就放在學校和小朋友玩。有一天晚上，兒子說:“媽媽我想吃西瓜。”我問：“今天怎麼想吃西瓜了？”他說：“有個張伯伯給楊松和郭嘉西瓜，沒給我。”我說：“張伯沒看到你。”他說：“看到了，我們在一起玩。”我說：“他們比你小，是沒有西瓜了。”他說“有，在房子裡。”後來，我問了兩個小孩，確實如兒子所說的。我安慰兒子，晚上把他領到西瓜攤上，給人家說了好話，買了兩牙西瓜。

這件事更加激勵我，擺脫困境決心。我賣汽水等，別人常在背後說我，我的兒子也被人下眼看。那時我就問問兒子，“是掙錢救爸爸重要，還是面子重要？”他說：“救爸爸重要。”等到他長大一點，我就問他：“生存重要，還是所謂的“尊嚴”重要？”他說：“生存重要。”

放假了，別人都在休閒，我幾乎每天出去掙錢，周內在批發部拿 一箱50條的煙，拿的價是兩毛七一盒，到離學校五六里外的磚瓦窯賣兩毛九，商店賣三毛二，兩個下午，有時一個下午就掙十塊錢，全家都有了吃西瓜的錢。我賣煙又瞭解磚瓦窯的人都願意吃糧站的面，雖然黑一點，但便宜還勁道。當時居民不願意買糧站的面，都願意找差價。我一有空就在糧站門口等人，讓他們把麵票開出來，我給他們差價，然後再用架子車拉到翻沙廠、磚瓦窯。曾經去過祝村石匣等翻沙場；去過細柳、祝村、斗門磚瓦窯，有一天賺了800塊錢，日子慢慢好了，苗為病也慢慢好了，97年一個暑假就掙了五六千，二樓是頂樓，暑假熱的不行，我是第一個買了窗機空調。

現在她已經超額完成了自己的生活目標，可以放心地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了。

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羅曼羅蘭曾說過：“每個人心中都應該有兩盞燈光，一盞是希望之光；一盞是勇氣之光。”沒有誰是天生的贏家，也沒有誰是天生的失敗者。只要敢想、敢做、敢拼，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