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婆婆離開的第二個春節，說不上缺了什麼，也說不上有什麼格外的驚喜。一年又一年，日子還是照樣的過。年三十，我們收拾東西回孃家過年，出門的時候大包小包提了不少東西，老公是個孝順的孩子，逢年過節買給父母的東西全是他一手張羅的。一路上我們在車裡有一搭無一搭地閒聊，一切看起來都雲淡風輕的樣，但是我感受的他眉宇之間的壓抑，還有我自己的小心翼翼，我們都在有意識有默契的迴避著一個共同點。車開到某個路口，紅燈，他扶著方向盤靜靜地看著紅色的訊號燈，然後低著頭，毫無徵兆地哭了起來，我的心揪在了一起，也紅了眼睛，我伸手摸著他的頭髮，我說“寶寶乖，你還有我，我就是你的家人，你想哭就哭一哭吧。”他無聲摸了摸眼淚，他說“我沒事，我只是很想她，怎麼辦啊？”

怎麼辦啊？

怎麼辦啊？我多想給他一個有效的辦法，可是我除了告訴他，我理解你，我陪你之外我什麼都做不了。其實，感同身受這種事，又哪裡真的有？我的母親健在，我們打個電話都能拌嘴吵幾個小時，我的奶奶身體也健健康康，我回到家就摸著我的腦袋說我的大寶貝回來了，我的父親會在我崩潰的夜晚打來電話說回來拿錢吧，錢能解決的問題，都別自己發愁。這個世界上我愛的人，都在身邊，我又怎麼能真正理解他心裡的痛，我所有的心疼，不過是基於看著婆婆離世的這兩年裡他無數次半夜哭著醒過來，看著他看著看著電視突然哭了，聽著他一遍一遍苦口婆心的勸我不要跟我的媽媽吵架了會後悔的那種肝腸寸斷的心疼。我想，沒有什麼可以改變生死的距離，但是，至少時間，會把傷口結痂，然後長在肉裡，不痛也不癢。

直到，賈玲說，她說“沒有了母親，我的快樂從此少了一角。”原來，有些痛真的可以被刻畫表達出來；原來，有些痛真的不會被時間抵消。

我們是在大年初三去看的《你好，李煥英》，他的情緒一直不好，我幾次在影院偷偷地瞄他，都看得見他臉上的淚痕。整個電影院，笑著笑著哭了，哭著哭著又笑了起來。所有的劇情不是尬演，不是為了催淚而催淚，整部劇看下來，我的體驗式，賈玲在用每一幀每一秒訴說著她有多麼多麼的遺憾，多麼多麼的不甘，多麼多麼的後悔，多麼多麼的想哀求老天爺再給她一次機會。

縱觀我們這個年代，80.90後已經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他們開始疲憊，享樂，沒完沒了地忙，馬不停歇地經營自己的社會圈子，大多數人碌碌無為且振振有詞，我們安慰自己，等父母老了，退休了，我會好好對她的，反正日子還長也不是一定就要今年陪他們，我們甚至覺得自己才30歲，還是個孩子，但是卻很少有人停下來去看看父母，他們老了。其實80，90的父母應該是最辛苦的一代吧，他們小時候鬧饑荒，餓過，苦過。他們為人母為人父了，改革春風吹滿地，人們的日子越過越好，對金錢的需求也也越來越高，他們拼命地賺錢，對上，秉承著祖祖輩輩傳下來的愚孝父母的經驗，對下，給自己的兒女賺錢，攢錢，為他們撐起一片天空。然而，新一代的孩子長大了，很多80，90後的朋友們開始叛逆，開始學著用新名詞頂撞父母，開始給父母之間拉起一道根本不想解決的牆，我們管這叫代溝。在溺愛下我們大多人摒棄了孝這個字，開始有意識無意識地頂撞父母，開始嫌他們老土，甚至有些人對父母出口成髒……其實，面對父母，我們改長大並且有擔當了。

或許，我們在觀影的時候，李煥英是誰，有怎樣的故事根本就不重要了，我們自發地在黑暗的影廳裡，把自己的媽媽放進張小斐的殼子裡，把自己放入到賈玲的殼子裡。隨著他們再走一次我與母親的這些年。恨不得電影一結束就打給媽媽，告訴她“對不起，我以後會好好對你，哦不，不是以後，我現在就要好好對你。”可是那些拿起電話找不到的媽媽的孩子們要多麼後悔跟遺憾啊，多少午夜夢迴說出不講不清的痛楚被賈玲完完整整地刻畫了出來，彷彿，情緒在一瞬間，終於找到了一個宣洩的出口。

趁現在吧，趁來得及，與其說賈玲帶給我們的是一部有血有肉的電影，不如說她帶給我們的是一記響亮的巴掌，逝者已逝，與其沉浸在無限的悲傷裡，不如轉而看看身邊還在的人，他們已經沒有太多時間等著我們發財，等著我們一鳴驚人，等著我們改天回家看看了，知足常樂，正如李煥英說的“我未來的女兒，我就讓她健康快樂就行了。”天下父母的心聲啊，我的孩子，我的寶兒，健康，快樂就行了！

電影結束，一出影廳我就迫不及待地給媽媽打了電話，我哽咽著說“媽，對不起，我以後再也不氣你了，再也跟你吵架了，我好好對你！”電話那頭的媽媽突然慌了神“你闖禍啦？你在哪，外面冷不冷啊，快回家來啊。”我抽了抽鼻子，我說“沒事啊，我就是想對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