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農村生活了大半輩子，整日土裡刨食地在田裡勞作，枯風烈日把莊稼人摧殘的不成個樣子。父親的面板黝黑裡透著亮，粗糙的手紋縫隙裡常年滲染著青綠色的雜草液漬，早已與肌膚的紋理融為一體。隨我們在城裡生活的這幾年，避免了風吹日曬，人看起來才和實際年齡出入不大。

力氣是莊稼人吃飯的本錢。父親年輕時很瘦，七尺高的人重不過一袋麥子，幹起農活自然也快不到哪兒去。種莊稼講究農時，為了不錯過時節，除了吃飯、睡覺，父親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田裡度過，播種、鋤草、噴灑農藥，沒有機械化的年代，什麼都要靠人去耕作。父親往往是日不出便下了地，直到日落看不清莊稼苗才扛起鋤頭回家。即便這樣，家裡的光景依然是捉襟見肘。

莊稼人最盼望的莫過於冬天。秋收的糧食囤滿了倉，心裡自然也就踏實起來，外加又沒什麼農活，婦女們坐在床上納著鞋底東家常西家短地閒扯，男人也開始三五個人小聚在一起，圍著爐火熱上二兩燒酒，單憑几把花生就能從中午一直喝到晚上。喝酒是次要的，主要是坐在一起聊聊今年的收成，盤算明年種些什麼農作物好。是啊，辛苦了大半年，五穀豐登、瑞雪封田，窩在家裡是件多麼幸福的事兒，誰還想出去受累找活幹！

按理說，父親也可以和別人一樣，背靠著糧倉，面朝一池爐火，滋滋潤潤地喝上兩口，享受幾日安逸的生活。他卻偏偏要批發上一些蔬菜，蹬著腳踏車進城下鄉吆喝著賣。有人說父親不知足，好好的福不享，偏偏要自找苦吃。也有人說父親財迷了心竅，一頭鑽進了錢眼裡。別人怎麼說，父親並不去理會，他心裡有自己的願景，別人看不懂。

村裡和我同齡的孩子，大都上到初中甚至小學畢業，便捲鋪蓋回家，要麼到田裡充當一個勞力，要麼隨大人一起外出打工，幹上三五年，回家蓋上三間大瓦房，討個媳婦生兒育女，重複著父輩們的生活。父親卻偏偏誇下海口，說非要把兒女們送進大學，那是他的願景，卻一度在村裡成了笑料。

父親當過幾年小學老師，雖然收入微薄，卻始終兢兢業業地呵護著三尺講臺，那是他虔誠追求的事業，教書育人，雖清貧，卻總能讓他樂此不疲。可惜好久不長，父親民辦教師的資格被一場教育改革的洪流衝擊得瓦礫不存。這件事對於父親的打擊，像是被連根剷除了責任田裡即將成熟的莊稼。莊稼，是農村人的命，而三尺講臺，是父親的命。

父親吃了沒文化的虧，自然不想子女再重蹈覆轍。我偏又是個不讓父親省心的人。第一次高考不盡如人意，那年暑假，我謊稱找同學有事，打上鋪蓋捲去了省城打工。我做下這個決定，是不忍心每次開學前夕，父親都可憐巴巴地東家來西家去地借錢給我們交學費。往往是去年的老賬還沒還完，今年又添了新債，年復一年越積越多，錢也越來越難借。

我的不辭而別擊碎了父親的夢，他誇下的海口再次被人提及，成為大家茶餘飯後有意無意調侃的談資。

從小到大，每當做錯了事，父親的巴掌就會無情地落在我們身上。在農村，暴揍是大家公認的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教育方式。半年後我回來，父親並沒有我想象中的暴跳如雷，他一反常態的平靜更是讓我膽戰心驚。父親靠在院中央的老椿樹上，吧嗒吧嗒抽著廉價香菸，說我知道你是不想增加家裡的負擔，不過這是我的責任，家是我的一畝三分地，你們是我種下的莊稼，你們長勢好，顆粒飽滿地成熟了，我也就豐收了，我現在還年輕，年輕不怕吃苦，就怕沒心氣兒，心氣有了，苦自然也就不覺得苦了。抽完最後一口煙，父親轉身從裡屋的櫃櫥裡翻出一個紙包，遞給我說：“這是復讀的錢，回學校吧，外面的錢沒那麼好掙”。

歲月如一把鋒利的刀，在父親黝黑的臉上刻出一條又一條溝壑，而他的那番話也始終刻在我的心裡。在異鄉工作的這幾年裡，舉步維艱是常有的事兒，每每這時，我總會拿父親的話鼓勵自己，即便別人背後矗立著巍峨的山，我身後只是一塊低窪的農田，依然要保留著那股心氣兒，在屬於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裡播種、耕耘，一樣能收穫一個金燦燦的秋天。

在我獲得體面而穩定工作的第二年，哥哥以博士後的身份簽約上海一家外企，妹妹也成家立業，父親的一畝三分地豐收了！他終於可以背靠著糧倉，去享用付出大半輩子收穫的累累果實，可以圍著爐火滋滋潤潤地喝上二兩燒酒，在大上海的繁華和揚州小城的悠閒裡，駐足展望自己色彩斑斕的世界。

----- 王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