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時候，那是我才二十出頭，從家鄉來到安徽北部的一座煤城，在一個城郊結合部的鄉鎮上班。平常吃住在附近農民的一間租來的房子裡。

沒有電視，只有一張床、一個木箱子、一個蜂窩煤球爐。知道老人家走的訊息，是晚上，收音機裡的哀樂與通告。一個人，伏在床上痛哭。我這個70年代出生的人，對貧窮、對僵化，對大多數青年無法安身立命、尋求生活方向的顫慄仍然記憶如昔。

是他，讓父親的“右派”帽子摘去。是他，讓我們家集體結束了下放生活回到縣城。是他，在我們兄弟姊妹多人無法就業時給予了經商的出路。也是他，最終蔭庇我能夠讀書能夠改變了命運。兄弟多，家又窮，沒有他，我們能否都能順利娶妻成家都是未知數。

他給了我們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近三十年的改革時代、開放時代，沒有他，也需並不能那麼必然。他是一個懂我們普通人心理需求和物質需要的人，他不弄玄虛言簡句短，沒讓我們這些人成為可供權魔驅使的“炮HUI”，他愛家人也知道我們大家人的艱難。他給了這個時代這個民族最偉大的傳奇。倘若有幸，是他的到來，以一己之力，挽救了這個民族這個國家。

他不是神，也厭惡有人慾封的神。他只是我們鄰居一位愛打牌的大爺，一位含飴弄孫的老人。一個平凡的人，划動了一個時代，給了我們這些平凡孩子的一縷陽光，也給了這個民族久違的自信和希望。懷念他，也便是鼓勵我們繼續前行不負他92年的最後一擊。